十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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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平同志領導下1974年的早春是個動蕩不安的時期。
“批林批孔”的矛頭直指周總理。
接着，什麼電影《中國》事件、江青給外交部信件等等層出不窮的風波把個外交部攪得一團糟。
那本應是我們度蜜月的佳期，我們卻天天應付這層出不窮的風雲變幻。
一天下來真正是筋疲力盡。
冠華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結核吐血住院，出院後瘦得很厲害，身體也虛弱。
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氣管炎的舊病。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後才明白那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說一年到頭，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來一兩次。
冬天氣溫低，從熱被窩中起來接文件，批完後再回去接着睡，他虛弱的身體自然是經不起的。
我們結婚之後，夜裡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閱批，避免了受風寒，因而這一年他竟沒有犯老毛病。
有個安定的家對于冠華來說是艱難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這時，政治形勢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機。
在周總理決定住院手術之後，毛主席斷然決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
昏昏然的天際出現了希望的光亮。
4月，主席點名建議小平同志率團參加特别聯大會議，并指定冠華協助。
主席的決定來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歡欣。
壓在人們心頭将近一年的疑雲消失了，在為周總理病情無限焦慮的同時，小平同志的掌政總算給人們一絲希望之光。
冠華情緒大振，僅用了三天時間就協助鄧小平同志寫出了特别聯大的報告，其中根據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新觀點，在聯合國大會上激起了會員國強烈的反應。
這是一次極其愉快的任務。
鄧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會見了許多國家的與會團長，引起世界的矚目。
冠華作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極好。
那時鄧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習慣。
可是冠華卻恰恰是晚睡晚起。
不過他卻信誓旦旦地保證他七點鐘能起來吃早飯。
結果當然常常起不來。
有好幾次鄧小平同志到了七點鐘就從十層長走廊他卧室的一頭散步到長廊另一頭我們的卧室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叫道：“喬老爺，起來吃早飯了！”冠華常大笑說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開會時，冠華說他那個“喬老爺”的外号是60年代時鄧小平同志開始叫的，後來幾乎變成喬冠華的代名詞。
我覺得除了周總理，冠華最為依賴的領導是小平同志。
我相信小平同志對他也了解。
所以當1975年底那場政治災難來臨，小平同志處境困難時，冠華徹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
記得到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
冠華又去求助小平同志。
我和外交部的幾個同志焦急地等他回來。
但冠華一回來就神情沮喪，我們急問怎樣。
他說：“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憊，寫字時手稍有些發抖。
以前從來沒有過。
我還怎麼能麻煩他，給他增添困難呢！”據說在後來的災難中，有人要置冠華于死地，把他關進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擋住的。
再後來當冠華癌症開刀前，當時外交部的領導要取消他的高幹醫療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護了冠華。
盡管後來冠華始終未能見到小平同志，但他對在他患難之時得到的關懷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那次特别聯大，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的英語翻譯。
出發前，小平同志囑咐我們說他的聽力不好，翻譯時聲音要大一點。
我平時說話就較為聲大，所以我說沒有問題，保證小平同志聽得清。
但現場翻譯時，我還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
終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時，小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聲音放輕一點，太響了！”當時代表團傳為笑談。
從特别聯大回來，形勢完全改觀。
因為是毛主席親自點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搗亂成性的人也不敢公開反對。
外交部終于又出現了安定的局面。
這是一段難得的平靜。
雖然部内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極不正常，沒有集體決定的制度，沒有部長的決定權，而是大事小事聽命于“通天人物”的“傳達”，動辄呵斥教訓，但大家相信隻要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崗位，大的局面不會亂。
那一段時間，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華家庭生活比較平穩安詳的一段，也許可以說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華的身體日益健康，體重恢複正常，臉色紅潤。
他的生活也比較有規律。
有一次黃鎮同志回華盛頓，冠華和我去機場送行。
我在休息室外與部裡其他同志聊了一會兒，進屋時，黃鎮同志叫道：“飼養員來了！”衆人大笑，我不知何意。
朱霖同志笑着說：“我們大家都說老喬現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沒有見他像現在這樣氣色好。
老黃說這多虧家裡有個好飼養員，把這頭牛喂得這麼好。
” 冠華無比珍惜我們這來之不易的愛情和我們這個家。
每當勞累一天，回到家裡，我幫他換上便服後，他總愛躺在他那張心愛的藤椅裡，喝一口他最愛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輕輕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語着：“Darling，這多好啊！這是我們兩人的家！” 冠華用他自己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着我。
記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參加外交部下鄉收麥。
那時每年麥收季節，中央各機關的幹部都要下鄉幫助公社收麥。
淩晨三點坐大卡車出發，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
确實是強勞動，一天下來兩條腿要疼好多天。
司一級領導幹部都帶頭參加。
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擡腿都困難了。
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裡再也動不了了。
這時家裡保姆送來一碗冰涼的綠豆湯說：“喬部長晚上有宴會，關照我一定要燒綠豆湯冰起來叫你回來喝。
”綠豆湯冰涼爽口，但流入我心頭的卻是一股溫情的暖流！我一生從沒有人這樣心疼過我，父愛、母愛、夫妻之愛都彙入這小小的碗中了。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
一進院子就聽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回來了？Darling，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在不聽使喚，隻好扶着躺椅的扶手站起來。
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
冠華這時帶着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
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的拎出兩個淺棕顔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
我說不知道。
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Fruit！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
今晚新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
我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
”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
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
我把這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新西蘭的KiwiFruit，她一定高興’。
大使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
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裡才是我的誠意。
大使連聲說好。
其實這個玩意兒還是從中國去的。
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新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着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來酸甜，很可口。
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蘭大使到底還是叫人送了兩箱猕猴桃到部裡給“喬副部長及夫人”。
冠華叫值班室分給黨組各位部長和領導以及辦公廳值班室的同志。
我知道後對冠華說他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做事欠考慮。
為我裝這水果回來，人家大使又送兩箱，這多不好，别讓人說閑話。
冠華滿不在乎，他說：“這有什麼？誰愛說就叫誰說。
還沒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誰說什麼。
” 喬冠華就是這樣一個風流灑脫、豪放不羁的脫俗之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順訪法國，在法國外長于愛麗舍宮舉行的極為優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雞腿。
大家都溫文爾雅，不出聲響地用锃亮的銀刀叉一點點地切着雞腿肉，小口地往嘴裡送。
冠華從來不喜歡故作姿态，刻意裝扮風雅。
他從來都主張自然大方的風格。
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對法國外長說：“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塊肉實在不如我們東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燒方便。
如果閣下允許，我想像你們平時在家一樣用手抓這個雞腿，不知閣下認為如何？”法國外長也頗具外交幽默，他說：“閣下的建議實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議我們大家都下手吧！”一時，那拘謹的晚宴氣氛變得十分活躍，中法雙方都啃起了自己盤中的雞腿。
又有一次聯大開會期間，我們出席巴基斯坦駐聯大代表的晚宴。
在宴會前的交談時，冠華與後來任美國國務卿的布熱津斯基教授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辯論。
周圍圍了許多聽衆。
每當冠華置身于熱烈的讨論中時，他往往會完全不看周圍的環境，全神貫注在他的辯論中。
這一次也是如此。
正當冠華講得極為專注時，一個服務員端着銀盤來到他面前。
銀盤上面是一個很大的高腳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鮮紅的番茄醬，杯子的外沿上擺着一圈粉紅色的熟蝦。
銀盤中有小紙餐巾和帶彩花的竹扡。
如果客人喜歡，一般都取一張餐巾紙，一根扡子，插上一隻熟蝦，蘸一下番茄醬，點頭謝過服務員之後優雅地放進口中。
此時這位服務員站立在冠華身邊，向他伸過銀盤。
但冠華卻視而不見，既不取蝦也不示意不要。
服務員見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動。
我當時任冠華的翻譯，輕輕推了他一下點點那大杯蝦，意思問他要不要。
冠華似聽非聽，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務員的銀盤，一邊還在說話，同時卻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個玻璃杯一把抓在手裡，拿到胸前，接連不斷地吃起蝦來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
周圍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邊吃蝦，一邊争論。
我有點着急了，本來就沒有人會把那一杯蝦全拿在手裡，如果冠華把這十多個蝦全都吃了，豈不鬧笑話？！我趕緊從他手裡拿過蝦杯，放回銀盤，并謝了服務員。
冠華卻絲毫沒覺得手裡嘴裡少了什麼還是滔滔不絕在講。
後來周圍聽衆中有個外國代表走過來對我說：“請轉告你們的團長先生，我太喜歡他了！他如此雄辯，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獨特風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
他不是個文官，我覺得他是
“批林批孔”的矛頭直指周總理。
接着，什麼電影《中國》事件、江青給外交部信件等等層出不窮的風波把個外交部攪得一團糟。
那本應是我們度蜜月的佳期，我們卻天天應付這層出不窮的風雲變幻。
一天下來真正是筋疲力盡。
冠華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結核吐血住院，出院後瘦得很厲害，身體也虛弱。
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氣管炎的舊病。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後才明白那主要是因為他可以說一年到頭，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來一兩次。
冬天氣溫低，從熱被窩中起來接文件，批完後再回去接着睡，他虛弱的身體自然是經不起的。
我們結婚之後，夜裡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閱批，避免了受風寒，因而這一年他竟沒有犯老毛病。
有個安定的家對于冠華來說是艱難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這時，政治形勢出現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機。
在周總理決定住院手術之後，毛主席斷然決定由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
昏昏然的天際出現了希望的光亮。
4月，主席點名建議小平同志率團參加特别聯大會議，并指定冠華協助。
主席的決定來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歡欣。
壓在人們心頭将近一年的疑雲消失了，在為周總理病情無限焦慮的同時，小平同志的掌政總算給人們一絲希望之光。
冠華情緒大振，僅用了三天時間就協助鄧小平同志寫出了特别聯大的報告，其中根據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新觀點，在聯合國大會上激起了會員國強烈的反應。
這是一次極其愉快的任務。
鄧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會見了許多國家的與會團長，引起世界的矚目。
冠華作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極好。
那時鄧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習慣。
可是冠華卻恰恰是晚睡晚起。
不過他卻信誓旦旦地保證他七點鐘能起來吃早飯。
結果當然常常起不來。
有好幾次鄧小平同志到了七點鐘就從十層長走廊他卧室的一頭散步到長廊另一頭我們的卧室外，用濃重的四川口音叫道：“喬老爺，起來吃早飯了！”冠華常大笑說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開會時，冠華說他那個“喬老爺”的外号是60年代時鄧小平同志開始叫的，後來幾乎變成喬冠華的代名詞。
我覺得除了周總理，冠華最為依賴的領導是小平同志。
我相信小平同志對他也了解。
所以當1975年底那場政治災難來臨，小平同志處境困難時，冠華徹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
記得到1976年初，形勢進一步惡化。
冠華又去求助小平同志。
我和外交部的幾個同志焦急地等他回來。
但冠華一回來就神情沮喪，我們急問怎樣。
他說：“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憊，寫字時手稍有些發抖。
以前從來沒有過。
我還怎麼能麻煩他，給他增添困難呢！”據說在後來的災難中，有人要置冠華于死地，把他關進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擋住的。
再後來當冠華癌症開刀前，當時外交部的領導要取消他的高幹醫療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護了冠華。
盡管後來冠華始終未能見到小平同志，但他對在他患難之時得到的關懷是一直銘記在心的。
那次特别聯大，我擔任鄧小平同志的英語翻譯。
出發前，小平同志囑咐我們說他的聽力不好，翻譯時聲音要大一點。
我平時說話就較為聲大，所以我說沒有問題，保證小平同志聽得清。
但現場翻譯時，我還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
終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時，小平同志回過頭來說：“你聲音放輕一點，太響了！”當時代表團傳為笑談。
從特别聯大回來，形勢完全改觀。
因為是毛主席親自點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搗亂成性的人也不敢公開反對。
外交部終于又出現了安定的局面。
這是一段難得的平靜。
雖然部内的領導班子的情況極不正常，沒有集體決定的制度，沒有部長的決定權，而是大事小事聽命于“通天人物”的“傳達”，動辄呵斥教訓，但大家相信隻要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崗位，大的局面不會亂。
那一段時間，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華家庭生活比較平穩安詳的一段，也許可以說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華的身體日益健康，體重恢複正常，臉色紅潤。
他的生活也比較有規律。
有一次黃鎮同志回華盛頓，冠華和我去機場送行。
我在休息室外與部裡其他同志聊了一會兒，進屋時，黃鎮同志叫道：“飼養員來了！”衆人大笑，我不知何意。
朱霖同志笑着說：“我們大家都說老喬現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沒有見他像現在這樣氣色好。
老黃說這多虧家裡有個好飼養員，把這頭牛喂得這麼好。
” 冠華無比珍惜我們這來之不易的愛情和我們這個家。
每當勞累一天，回到家裡，我幫他換上便服後，他總愛躺在他那張心愛的藤椅裡，喝一口他最愛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輕輕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語着：“Darling，這多好啊！這是我們兩人的家！” 冠華用他自己的方式無時無刻不在關心着我。
記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參加外交部下鄉收麥。
那時每年麥收季節，中央各機關的幹部都要下鄉幫助公社收麥。
淩晨三點坐大卡車出發，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
确實是強勞動，一天下來兩條腿要疼好多天。
司一級領導幹部都帶頭參加。
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擡腿都困難了。
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裡再也動不了了。
這時家裡保姆送來一碗冰涼的綠豆湯說：“喬部長晚上有宴會，關照我一定要燒綠豆湯冰起來叫你回來喝。
”綠豆湯冰涼爽口，但流入我心頭的卻是一股溫情的暖流！我一生從沒有人這樣心疼過我，父愛、母愛、夫妻之愛都彙入這小小的碗中了。
九點剛過，冠華就回來了。
一進院子就聽見他急匆匆的腳步和大聲的呼喚：“回來了？Darling，你回來了？累壞了吧？！”我想站起來出去迎他，可是腿實在不聽使喚，隻好扶着躺椅的扶手站起來。
此時，冠華已快步直奔書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說：“不要動，不要動，綠豆湯喝了沒有？”我說喝了，很好。
冠華這時帶着一種孩子般的調皮神情說：“我給你帶回來一樣新奇東西，你猜猜叫什麼？”我笑他那麼興奮幹什麼。
冠華從他的兩個中山裝口袋裡一手一個變戲法似的拎出兩個淺棕顔色、形狀大小似鴨蛋般的東西，放在我手裡說：“知道這是什麼嗎？”我摸摸軟軟的似果子，但從未見過。
我說不知道。
冠華得意地對我說：“這叫KiwiFruit！我看到什麼地方寫到過這種水果。
今晚新西蘭大使宴會，最後上的水果是這個。
我第一次吃到，就帶了兩個回來給你。
”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個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說：“你這堂堂部長，怎麼人家大使請客，你撿了兩個水果裝在口袋裡，這多不像話！”冠華理直氣壯地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中國的好東西外國人沒見過的更多。
我對大使說‘今天夫人去割麥，和農民同勞動。
我把這兩個果子帶回去慰問她，告訴她這是新西蘭的KiwiFruit，她一定高興’。
大使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說就要這桌上的兩個才有意思。
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裡才是我的誠意。
大使連聲說好。
其實這個玩意兒還是從中國去的。
中國人不吃不看，倒讓新西蘭人運到中國來！”說着冠華親手剝開果實，裡面是翠綠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來酸甜，很可口。
多年之後，中國市場上才出現這種水果，名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蘭大使到底還是叫人送了兩箱猕猴桃到部裡給“喬副部長及夫人”。
冠華叫值班室分給黨組各位部長和領導以及辦公廳值班室的同志。
我知道後對冠華說他有時候情緒一上來，做事欠考慮。
為我裝這水果回來，人家大使又送兩箱，這多不好，别讓人說閑話。
冠華滿不在乎，他說：“這有什麼？誰愛說就叫誰說。
還沒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誰說什麼。
” 喬冠華就是這樣一個風流灑脫、豪放不羁的脫俗之人。
記得有一次我們順訪法國，在法國外長于愛麗舍宮舉行的極為優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雞腿。
大家都溫文爾雅，不出聲響地用锃亮的銀刀叉一點點地切着雞腿肉，小口地往嘴裡送。
冠華從來不喜歡故作姿态，刻意裝扮風雅。
他從來都主張自然大方的風格。
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對法國外長說：“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塊肉實在不如我們東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燒方便。
如果閣下允許，我想像你們平時在家一樣用手抓這個雞腿，不知閣下認為如何？”法國外長也頗具外交幽默，他說：“閣下的建議實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議我們大家都下手吧！”一時，那拘謹的晚宴氣氛變得十分活躍，中法雙方都啃起了自己盤中的雞腿。
又有一次聯大開會期間，我們出席巴基斯坦駐聯大代表的晚宴。
在宴會前的交談時，冠華與後來任美國國務卿的布熱津斯基教授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辯論。
周圍圍了許多聽衆。
每當冠華置身于熱烈的讨論中時，他往往會完全不看周圍的環境，全神貫注在他的辯論中。
這一次也是如此。
正當冠華講得極為專注時，一個服務員端着銀盤來到他面前。
銀盤上面是一個很大的高腳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鮮紅的番茄醬，杯子的外沿上擺着一圈粉紅色的熟蝦。
銀盤中有小紙餐巾和帶彩花的竹扡。
如果客人喜歡，一般都取一張餐巾紙，一根扡子，插上一隻熟蝦，蘸一下番茄醬，點頭謝過服務員之後優雅地放進口中。
此時這位服務員站立在冠華身邊，向他伸過銀盤。
但冠華卻視而不見，既不取蝦也不示意不要。
服務員見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動。
我當時任冠華的翻譯，輕輕推了他一下點點那大杯蝦，意思問他要不要。
冠華似聽非聽，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務員的銀盤，一邊還在說話，同時卻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個玻璃杯一把抓在手裡，拿到胸前，接連不斷地吃起蝦來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
周圍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邊吃蝦，一邊争論。
我有點着急了，本來就沒有人會把那一杯蝦全拿在手裡，如果冠華把這十多個蝦全都吃了，豈不鬧笑話？！我趕緊從他手裡拿過蝦杯，放回銀盤，并謝了服務員。
冠華卻絲毫沒覺得手裡嘴裡少了什麼還是滔滔不絕在講。
後來周圍聽衆中有個外國代表走過來對我說：“請轉告你們的團長先生，我太喜歡他了！他如此雄辯，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獨特風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
他不是個文官，我覺得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