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愛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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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與情感冠華訪英回國後，我猜想他向仲曦東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為冠華第一次到我家來訪是和老仲一起來的。
不巧，那晚我有活動不在家。
九點多回到家，父親的老管家高升告訴我：“來了兩位客人看你，一個戴眼鏡，瘦高個；一個矮胖，都是五六十歲。
”這大約是在11月中下旬。
第二天，冠華來電話證實他和老仲來過，想看看我。
我們都在客氣中流露出一種拘謹。
冠華問我那個大雨之夜我從紐約回來路上可好。
我說挺好。
三百多個位子的波音747隻坐了十多個客人，都退票了。
不過大西洋的鲨魚不要我們。
他說：“還開玩笑呢！我為你擔心了整整一夜。
一早我叫他們打電話去巴黎，知道你們平安到了，我才放心。
”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
他又問我陪同尼泊爾客人去了哪裡。
我說長沙、桂林。
他問有沒有拍照。
我說新華社派了記者，拍了不少。
他說是問我個人有沒有。
如果有，找幾張給他看看。
我答應了。
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幾張照片裝在信封裡送給他的秘書請他轉交。
此後，在我正式辦完離婚手續之前，我和冠華一周通幾次電話。
我們從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隻是聊天。
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抑制。
終于有一天，在電話上冠華突然問我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
我說快了，隻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個證就完了。
他停頓了好幾秒鐘，我的心很緊張。
最後冠華說：“Iloveyou.Willyoumarryme？”（我愛你，願意嫁給我嗎？）我握着話筒的手禁不住地顫抖，我哭了，但我說：“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冠華問為什麼。
我說我也說不清，但這個社會可能容不得我們的結合。
他聽了就激動起來，說了許多，都用的英語，大概是怕他的孩子聽懂。
那天晚上我的思緒亂極了。
我知道冠華要給我的這份感情是極其珍貴的，也許這就是我從年輕時代開始一直尋而不得的那份純情，舍棄它将是我終生的遺憾。
但面對現實，我又極為清醒地意識到，一旦這段愛情公諸于世，它就會被潮水般湧來的世俗偏見所玷污。
無論是冠華或我都可能難以抵擋來自社會習慣勢力的壓力。
于是，我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了一封長信。
我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他僅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極其真摯的，但是此時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
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嘩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
我們此生恐怕隻能成為朋友，我會永遠視他為我的良師益友。
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說，我做出這理智的決定不僅僅是我可能經不起流言蜚語的襲擊，我更多的是考慮這種“人言可畏”的浪潮會給他當時蜚聲中外的名譽帶來的損害。
我說我自幼孤獨，沒有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敗而告終。
我何嘗不珍惜他給我的真情。
但世上最偉大的愛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犧牲。
我從少年時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學著作中。
在我喜歡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馬的《茶花女》。
人們大都熟悉的是改編成歌劇的《茶花女》，而我卻是讀過好幾遍原著的英譯本，有許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劇中都被簡化了。
這個作品使我震動的是瑪格麗特為了愛情所付出的以生命為代價的自我犧牲。
她在接受亞芒的愛從而得到幸福但卻犧牲亞芒的社會成就，與放棄亞芒的愛讓他因誤會而恨她從而斷絕戀情去獲取事業的成就之間，選擇了後者。
為此，她毅然走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
我認為這種愛是最無私、最偉大的。
試想我們的結合會引起多少對他聲名的诋毀！無數舌頭會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散布着同一條花邊新聞，說喬冠華愛上了一個比他年輕二十二歲的章含之隻是因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為了嫁給有名氣有地位的喬冠華而同丈夫離了婚。
誰也不會去認真問一問這是否真實。
我們倆縱有千百張嘴也難以解釋。
我不能忍受在人們見到他的形象時夾雜在議論中的是這樣的诽謗。
我不能像瑪格麗特那樣使他恨我，但我願在這愛情初始之時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兩天就收到了冠華的回信。
他在信中極其憤慨，簡直是發怒！他說他根本不聽我那套小資産階級情調的什麼自我犧牲，那都是一派胡言。
如果我們真誠相愛，為什麼要怕别人說三道四？他說我那些托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沖破世俗的鎖鍊，去得到自己的愛。
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
這些本來就是身外之物。
如果為了愛情要舍棄一切，他也完全無所謂。
那才是真正無私的愛。
他需要的是我的愛，不是什麼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犧牲。
我不知往下該如何辦。
冠華仍舊隔一兩天就來電話。
我說讓我冷靜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
正在這時，大約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終辦完了離婚手續。
當時，我情緒很不穩定。
為這過去生活的結束既覺得輕松，又覺得惆怅。
對于今後的事又實在舉棋不定。
我辦完離婚的當天隻告訴了一個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葉文。
關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寫幾句，因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認識的衆多人中最誠摯、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個。
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難還清。
特别是後來她因為受我牽連挨了不少整，我無法償還這筆債。
1984年她的丈夫，當時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無法給她以安慰。
在我1971年入部時，盡管我在外語學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
小唐當時是我的副處長。
後來我升了副處長，小唐升了處長，仍是我的上級。
再後來，我升了副司長，小唐卻還是處長，變成了我的下級。
在外交部的環境中，這種升遷變化往往會形成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何況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卻絲毫不在意，不是虛假的，是真誠的。
在名單尚未宣布時，她就說：“你可能要升到司裡去做領導了。
開會征求意見時，我很贊成。
你好好幹吧，我會配合你的！”我說你在部裡資格比我老多了，這樣安排對你恐怕不合适。
她說你能力強，外語好，這沒有什麼不合适的。
以後，我們的合作極其融洽，從未發生過矛盾。
我也從來都把她當做知己，任何個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談。
萬萬沒有想到這種真誠的友誼後來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連。
因為她後來還留在部裡，為了不使她的處境困難，我們雖在同一城市，我都幾乎從不與她聯系。
凡是遇到熟朋友時，我必定要打聽小唐近況。
現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
我想今天我插了這一段回憶已不會再給她增添麻煩。
正因為我和小唐的友誼，因此從紐約回來後不久，我就把發生在冠華和我之間的一切都告訴了她。
小唐和老方從一開始就極力支持我們。
他們認為冠華和我是難得相配的一對，年齡的差異不會是我們的障礙。
就在我告訴小唐我已辦完離婚手續的第二天，我剛從食堂吃完飯出來，小唐神秘地拉我到辦公室走廊，對我說：“你們那位老爺知道你辦完手續，高興得快瘋了！”我說我誰都沒有說，是誰去告訴他的。
小唐說那天上午，老方陪冠華見外賓，是在當時外交部樓梯上那間最大的部長會客室。
送走外賓後，老方走到冠華身邊，悄悄地把這消息告訴了他。
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時告訴小唐，冠華聽後先是一愣，問為什麼我不告訴他。
老方說我可能要等情緒穩定一些就會告訴他的。
接下去，冠華突然從沙發裡站起來，快步走到窗前。
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場春雪，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霧。
冠華猛地推開窗戶，用他那詩人的激情大聲呼喚：“多美啊！這雪，多純潔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氣夾帶着片片雪花沖進溫暖的會客室。
當時還留在屋裡陪見的同志驚異地看着冠華，莫名其妙地縮起頸脖陪他在寒風中站着。
隻有老方懂得冠華此時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瀾。
當天晚上，冠華突然在一個宴會之後來看我。
我不想驚動父親，請他進了南房父親的小書房。
冠華什麼都沒有說就把我摟在他懷中，這是我們第一次那樣親近。
我默默地流淚，他輕輕地說：“什麼也别說了，我們現在隻要想未來。
”就在這同一天深夜，實際是第二天淩晨，急促的門鈴聲把我驚醒。
毛主席也聽到了我辦完離婚手續的消息，派人送來了一筐紅蘋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給毛主席的。
來人說主席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
我激動得不能自已，那天晚上我真正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關懷，又有着冠華給我的真情，過去那一切少年時代的孤獨，青年時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時此刻都得到了補償。
我把主席送來的大紅蘋果抱在懷裡，蘋果不僅碩大而且紅得特别紫豔光亮，發出一種誘人的香味。
我撫摸着那蘋果猶如撫摸着我對未來的夢想。
很久很久，我才帶着那個甜美的夢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個蘋果，附了一封短信，請人送到冠華的住處，我說願他與我共享主席對我的祝福。
心的承諾然而，我在幸福之時卻全然沒有想到複雜的政治因素會滲透到我生活的每個細胞中。
此時，我和冠華的感情逐漸在外交部領導層中有所透露。
很快地，我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發出了警告，說毛主席鼓勵我、祝賀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後能為他好好工作，沒有讓我馬上跳上喬老爺的船和他談情說愛，同他結婚。
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縱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氣。
我被這意料不到的傳話驚呆了，短暫的幸福又被這突然的襲擊沖得蕩然無存。
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為什麼必須以犧牲我自己的生活為代價來換取所謂事業上的成就。
我無法弄明白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
那時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許多話都是别人“傳達”的，誰都無法去核對真僞。
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樣與毛主席圍着一個火鍋敞開思想地向他請教。
70年代我每次見主席都是經他人安排。
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也有人事先囑咐。
我又怎能向主席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這些話告訴冠華，我隻得又開始回避疏遠他。
這又給冠華造成了痛苦。
許多年之後，當我們兩人劫後餘生，被官場冷落遺棄之後，冠華已身患絕症，但我們卻用這高昂的代價換到了将近五年的時光，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情深意笃。
我曾感慨地對冠華說我們的悲劇是我們兩人都不懂政治，但卻在荒唐的歲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
假若當年我們是一介平民，我們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時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時，發生了一件事才最後促使我痛下決心，不論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運與冠華聯結在一起。
那大約是3月下旬，我參加了一位亞洲國家元首來訪的工作。
那天傍晚，毛主席會見。
會見結束後，我們去大會堂整理記錄并等待看毛主席會見的電影樣片。
當時毛主席會見的一切文字、攝影記錄都是不過夜的。
不論主席多麼晚會見，都是連夜趕出記錄。
記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來訪時，毛主席是晚上會見的。
會見後我們通宵工作把記錄整理完後已是第二天清晨。
那天正是星期日，馬科斯夫婦笃信天主，我們在他居住的國賓館總統樓的草坪上臨時布置了星期日彌撒的場地。
當我們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會見記錄後帶着疲憊的身軀推開窗戶時，正好俯視總統一行在草坪上祈禱。
當時我突然覺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奮力拼搏。
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結束時大約是淩晨三點。
不巧，那晚我有活動不在家。
九點多回到家，父親的老管家高升告訴我：“來了兩位客人看你，一個戴眼鏡，瘦高個；一個矮胖，都是五六十歲。
”這大約是在11月中下旬。
第二天，冠華來電話證實他和老仲來過，想看看我。
我們都在客氣中流露出一種拘謹。
冠華問我那個大雨之夜我從紐約回來路上可好。
我說挺好。
三百多個位子的波音747隻坐了十多個客人，都退票了。
不過大西洋的鲨魚不要我們。
他說：“還開玩笑呢！我為你擔心了整整一夜。
一早我叫他們打電話去巴黎，知道你們平安到了，我才放心。
”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
他又問我陪同尼泊爾客人去了哪裡。
我說長沙、桂林。
他問有沒有拍照。
我說新華社派了記者，拍了不少。
他說是問我個人有沒有。
如果有，找幾張給他看看。
我答應了。
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幾張照片裝在信封裡送給他的秘書請他轉交。
此後，在我正式辦完離婚手續之前，我和冠華一周通幾次電話。
我們從不談愛情，也不談政治，隻是聊天。
但那種深深觸動兩顆心的感情已難以抑制。
終于有一天，在電話上冠華突然問我離婚手續辦得如何了。
我說快了，隻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個證就完了。
他停頓了好幾秒鐘，我的心很緊張。
最後冠華說：“Iloveyou.Willyoumarryme？”（我愛你，願意嫁給我嗎？）我握着話筒的手禁不住地顫抖，我哭了，但我說：“我知道，謝謝你，但這不可能！”冠華問為什麼。
我說我也說不清，但這個社會可能容不得我們的結合。
他聽了就激動起來，說了許多，都用的英語，大概是怕他的孩子聽懂。
那天晚上我的思緒亂極了。
我知道冠華要給我的這份感情是極其珍貴的，也許這就是我從年輕時代開始一直尋而不得的那份純情，舍棄它将是我終生的遺憾。
但面對現實，我又極為清醒地意識到，一旦這段愛情公諸于世，它就會被潮水般湧來的世俗偏見所玷污。
無論是冠華或我都可能難以抵擋來自社會習慣勢力的壓力。
于是，我深夜起來給冠華寫了一封長信。
我說我已無法欺騙自己我對他僅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們之間來之不易的愛情是極其真摯的，但是此時此刻我們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
我沒有勇氣面對輿論的嘩然，也害怕面對社會各種人懷疑的眼光。
我們此生恐怕隻能成為朋友，我會永遠視他為我的良師益友。
我們最明智的決定是把這段萌芽的戀情深深埋入心底。
我在信中說，我做出這理智的決定不僅僅是我可能經不起流言蜚語的襲擊，我更多的是考慮這種“人言可畏”的浪潮會給他當時蜚聲中外的名譽帶來的損害。
我說我自幼孤獨，沒有家庭和親情的溫暖；我的第一次婚姻又是以失敗而告終。
我何嘗不珍惜他給我的真情。
但世上最偉大的愛情往往意味着自我的犧牲。
我從少年時代起把全部的感情都寄托在中外的文學著作中。
在我喜歡的作品中有一本是小仲馬的《茶花女》。
人們大都熟悉的是改編成歌劇的《茶花女》，而我卻是讀過好幾遍原著的英譯本，有許多撼人心扉的段落在歌劇中都被簡化了。
這個作品使我震動的是瑪格麗特為了愛情所付出的以生命為代價的自我犧牲。
她在接受亞芒的愛從而得到幸福但卻犧牲亞芒的社會成就，與放棄亞芒的愛讓他因誤會而恨她從而斷絕戀情去獲取事業的成就之間，選擇了後者。
為此，她毅然走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
我認為這種愛是最無私、最偉大的。
試想我們的結合會引起多少對他聲名的诋毀！無數舌頭會在全北京，乃至全中國散布着同一條花邊新聞，說喬冠華愛上了一個比他年輕二十二歲的章含之隻是因為她漂亮，而章含之又為了嫁給有名氣有地位的喬冠華而同丈夫離了婚。
誰也不會去認真問一問這是否真實。
我們倆縱有千百張嘴也難以解釋。
我不能忍受在人們見到他的形象時夾雜在議論中的是這樣的诽謗。
我不能像瑪格麗特那樣使他恨我，但我願在這愛情初始之時用理智把它深埋。
信送出去兩天就收到了冠華的回信。
他在信中極其憤慨，簡直是發怒！他說他根本不聽我那套小資産階級情調的什麼自我犧牲，那都是一派胡言。
如果我們真誠相愛，為什麼要怕别人說三道四？他說我那些托詞根本上說是不敢去沖破世俗的鎖鍊，去得到自己的愛。
他說他從來沒有看重他自己的官位有多高，名聲有多大。
這些本來就是身外之物。
如果為了愛情要舍棄一切，他也完全無所謂。
那才是真正無私的愛。
他需要的是我的愛，不是什麼折磨他也折磨我自己的自我犧牲。
我不知往下該如何辦。
冠華仍舊隔一兩天就來電話。
我說讓我冷靜地好好想想再回答你。
正在這時，大約是1973年的3月上旬，我最終辦完了離婚手續。
當時，我情緒很不穩定。
為這過去生活的結束既覺得輕松，又覺得惆怅。
對于今後的事又實在舉棋不定。
我辦完離婚的當天隻告訴了一個人，就是我在外交部的好友唐葉文。
關于小唐，我忍不住要多寫幾句，因為她是我在外交部十年認識的衆多人中最誠摯、最善良也最不幸的一個。
我欠了她很多的情，恐怕今生也難還清。
特别是後來她因為受我牽連挨了不少整，我無法償還這筆債。
1984年她的丈夫，當時也在外交部工作的老方又不幸患癌症去世，她那一段的日子是凄苦的，而我又無法給她以安慰。
在我1971年入部時，盡管我在外語學院已是出了名的人物，但到了外交部卻是從科員做起。
小唐當時是我的副處長。
後來我升了副處長，小唐升了處長，仍是我的上級。
再後來，我升了副司長，小唐卻還是處長，變成了我的下級。
在外交部的環境中，這種升遷變化往往會形成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何況小唐是1952年就入部了，比我早二十年！然而，她卻絲毫不在意，不是虛假的，是真誠的。
在名單尚未宣布時，她就說：“你可能要升到司裡去做領導了。
開會征求意見時，我很贊成。
你好好幹吧，我會配合你的！”我說你在部裡資格比我老多了，這樣安排對你恐怕不合适。
她說你能力強，外語好，這沒有什麼不合适的。
以後，我們的合作極其融洽，從未發生過矛盾。
我也從來都把她當做知己，任何個人的事和想法都和她談。
萬萬沒有想到這種真誠的友誼後來竟使她蒙不白之冤，一直受到株連。
因為她後來還留在部裡，為了不使她的處境困難，我們雖在同一城市，我都幾乎從不與她聯系。
凡是遇到熟朋友時，我必定要打聽小唐近況。
現在小唐也近六十，快退休了。
我想今天我插了這一段回憶已不會再給她增添麻煩。
正因為我和小唐的友誼，因此從紐約回來後不久，我就把發生在冠華和我之間的一切都告訴了她。
小唐和老方從一開始就極力支持我們。
他們認為冠華和我是難得相配的一對，年齡的差異不會是我們的障礙。
就在我告訴小唐我已辦完離婚手續的第二天，我剛從食堂吃完飯出來，小唐神秘地拉我到辦公室走廊，對我說：“你們那位老爺知道你辦完手續，高興得快瘋了！”我說我誰都沒有說，是誰去告訴他的。
小唐說那天上午，老方陪冠華見外賓，是在當時外交部樓梯上那間最大的部長會客室。
送走外賓後，老方走到冠華身邊，悄悄地把這消息告訴了他。
老方中午在食堂和小唐一起午餐時告訴小唐，冠華聽後先是一愣，問為什麼我不告訴他。
老方說我可能要等情緒穩定一些就會告訴他的。
接下去，冠華突然從沙發裡站起來，快步走到窗前。
那天外面正在下着一場春雪，紛紛揚揚的雪花從天而降，在窗外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霧。
冠華猛地推開窗戶，用他那詩人的激情大聲呼喚：“多美啊！這雪，多純潔啊！”春寒料峭，一股寒氣夾帶着片片雪花沖進溫暖的會客室。
當時還留在屋裡陪見的同志驚異地看着冠華，莫名其妙地縮起頸脖陪他在寒風中站着。
隻有老方懂得冠華此時此刻心中洋溢的感情波瀾。
當天晚上，冠華突然在一個宴會之後來看我。
我不想驚動父親，請他進了南房父親的小書房。
冠華什麼都沒有說就把我摟在他懷中，這是我們第一次那樣親近。
我默默地流淚，他輕輕地說：“什麼也别說了，我們現在隻要想未來。
”就在這同一天深夜，實際是第二天淩晨，急促的門鈴聲把我驚醒。
毛主席也聽到了我辦完離婚手續的消息，派人送來了一筐紅蘋果，是金日成首相送給毛主席的。
來人說主席祝賀我自己解放自己了。
我激動得不能自已，那天晚上我真正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關懷，又有着冠華給我的真情，過去那一切少年時代的孤獨，青年時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時此刻都得到了補償。
我把主席送來的大紅蘋果抱在懷裡，蘋果不僅碩大而且紅得特别紫豔光亮，發出一種誘人的香味。
我撫摸着那蘋果猶如撫摸着我對未來的夢想。
很久很久，我才帶着那個甜美的夢睡着。
第二天早上，我挑了十個蘋果，附了一封短信，請人送到冠華的住處，我說願他與我共享主席對我的祝福。
心的承諾然而，我在幸福之時卻全然沒有想到複雜的政治因素會滲透到我生活的每個細胞中。
此時，我和冠華的感情逐漸在外交部領導層中有所透露。
很快地，我受到了極大的壓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發出了警告，說毛主席鼓勵我、祝賀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後能為他好好工作，沒有讓我馬上跳上喬老爺的船和他談情說愛，同他結婚。
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縱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氣。
我被這意料不到的傳話驚呆了，短暫的幸福又被這突然的襲擊沖得蕩然無存。
我重新陷入深刻的惶惑，不明白我為什麼必須以犧牲我自己的生活為代價來換取所謂事業上的成就。
我無法弄明白這是否真是毛主席的意思。
那時的主席已步入晚年，許多話都是别人“傳達”的，誰都無法去核對真僞。
我也再不可能像60年代那樣與毛主席圍着一個火鍋敞開思想地向他請教。
70年代我每次見主席都是經他人安排。
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也有人事先囑咐。
我又怎能向主席傾吐我内心的情感呢？我不想把這些話告訴冠華，我隻得又開始回避疏遠他。
這又給冠華造成了痛苦。
許多年之後，當我們兩人劫後餘生，被官場冷落遺棄之後，冠華已身患絕症，但我們卻用這高昂的代價換到了将近五年的時光，朝夕相處，形影不離，情深意笃。
我曾感慨地對冠華說我們的悲劇是我們兩人都不懂政治，但卻在荒唐的歲月卷入了荒唐的政治。
假若當年我們是一介平民，我們可以有至少二十年，甚至更多的幸福時光。
就在我再次彷徨時，發生了一件事才最後促使我痛下決心，不論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運與冠華聯結在一起。
那大約是3月下旬，我參加了一位亞洲國家元首來訪的工作。
那天傍晚，毛主席會見。
會見結束後，我們去大會堂整理記錄并等待看毛主席會見的電影樣片。
當時毛主席會見的一切文字、攝影記錄都是不過夜的。
不論主席多麼晚會見，都是連夜趕出記錄。
記得菲律賓前總統馬科斯來訪時，毛主席是晚上會見的。
會見後我們通宵工作把記錄整理完後已是第二天清晨。
那天正是星期日，馬科斯夫婦笃信天主，我們在他居住的國賓館總統樓的草坪上臨時布置了星期日彌撒的場地。
當我們整夜未眠整理完毛主席會見記錄後帶着疲憊的身軀推開窗戶時，正好俯視總統一行在草坪上祈禱。
當時我突然覺得人都是靠着各自的信仰在奮力拼搏。
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結束時大約是淩晨三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