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識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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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店偶遇我第一次見到冠華是在“文化大革命”處于高潮時的1967年4月或5月，地點是在我家胡同斜對過的一家小文具店。
冠華當時住在報房胡同，離那家文具店也很近。
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争之後，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
學校兩派群衆組織的派仗圍繞着外事口的鬥争：“造反團”堅決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另一派“紅旗大隊”則主張對陳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張打倒姬、喬。
我們這些“老保們”自然是擁護“紅旗”的主張。
校園内兩派的高音喇叭圍繞“陳、姬、喬”問題天天從早到晚地争論、對罵不休，而争論雙方的絕大多數人卻從未見過這三位有争議人物的廬山真面目。
就在這喧嚣一時的派仗高潮時，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家小文具店。
我正浏覽着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
我轉頭看這個顧客，他戴眼鏡，神态嚴峻，我覺得他帶着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
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
當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他剛走出店門，店裡的兩個售貨員就交頭接耳起來： “你認識他是誰嗎？” “不認識。
” “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造反派貼了他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 我一怔，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
我模糊地覺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幹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個學者。
也許是當時的印象很獨特，因此多少年過去了，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卻始終留在我腦海裡。
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冠華。
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彙報”。
貼“檢讨”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
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注意到他。
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線，不過夠不上“有緣千裡來相會”，史家胡同和報房胡同連一裡路都不到。
然後，他很認真地說：“不過要是無緣，多少人近在咫尺終身也不會互相看一眼，更不會相識相愛。
” 我第二次見到冠華已是四年後的1971年暮春。
1968年我在外語學院第二次受沖擊，被打成“裡通外國”、“二月逆流”。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上書毛主席，沒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隊來解決外語學院矛盾。
後來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幹校搞外語教改并指示說教改工作結束後要調我到外交部。
1971年3月，我在幹校接到調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分管南亞次大陸。
就在我調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從一樓辦完事要回四樓辦公室。
那天上午電梯壞了，大家隻好爬樓梯。
我剛邁上前廳的大樓梯，擡頭看到有一個瘦長個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樓梯把手艱難地一步步往上爬。
從背後看他略彎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這大概總是什麼領導吧！他的後面有三四個上樓的部内幹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後，居然誰都不去超越他。
我覺得這個“隊伍”好奇怪。
于是，我擡腿準備跑快幾級超過那位吃力地爬樓梯的“老人”。
突然，一位認識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說：“别跑！前面是喬部長！”我驚訝地問她：“哪個喬部長？”她說：“外交部還有幾個喬部長？喬老爺，喬冠華你還不知道？”我更驚異，我問：“他多大年紀！怎麼這樣老态？”她悄悄在我耳邊說：“其實他也不算老，還不到六十呢。
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對他打擊很大，本來他身體就不大好，這個打擊太大，病了一陣，我們都很替他難過，所以誰都不想超過他上樓。
跟他打招呼，他要說話，更累，也真不巧，怎麼電梯壞了？”我擡頭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裡不禁産生一絲同情。
此時，我的身後又壓了幾個上樓的人，像達成無言的默契一般都靜靜地跟在後面。
一直走到三樓部長們辦公的那層樓時，冠華略略回過頭來，見後面壓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帶有歉意，擡手向大家緻意，勉強笑了一下，但氣喘籲籲，神态蒼涼。
接着他轉身慢慢地向自己的辦公室去了。
這是我到部裡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
他蒼老了這麼多，真是令人感慨！ 傲慢與偏見再後來，我和冠華開始了最初階段的接觸。
從現象看那是一段我們性格的沖撞階段。
我一個小科員竟多次頂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這在大機關裡是很難容忍的。
但我當時剛剛離開學校，确實很不習慣官氣很重的政府部門中下級對上級唯唯諾諾的風氣。
奇怪的是，對于冠華和我來說，這種沖撞恰恰使我們超越了等級的懸殊，年齡的差距，達到了一種共鳴，迸發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
最初發生的一件使冠華很生氣的事是我沒有按我父親的囑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給他。
1971年秋，父親的這部巨著沖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撓，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終于出版了。
在全書著作的過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閱、修正。
父親對他晚年能見到《柳文》問世十分興奮。
他親筆題字贈送各方朋友，其中有兩冊送給冠華和姬鵬飛同志。
因為我在部裡工作，父親就囑咐我把這兩套書送到他們兩位部長那裡。
我把書拿到辦公室後不覺猶豫起來。
那時我已入部半年，對部裡那些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系和議論他人的習氣已有所見所聞。
我想如果我把這兩部書送給姬、喬兩位外交部的最高領導，難免有人會在背後交頭接耳，說這是“用她爸爸的書走上層路線”。
于是，我歎口氣，把父親的書暫時放在辦公室櫃子裡，等到适當時機再說。
豈料日子一長就淡忘了。
幾個月之後，父親患感冒住在北京醫院。
正逢張奚若先生也住院。
張奚若是外交學會會長，冠華是副會長。
一日，冠華去探望張奚老，言談中得知父親也在住院。
冠華與父親早已相識。
1949年第一次政協會議前，當時的香港地下黨分批組織民主人士回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及開國大典，父親的那一批正是冠華帶隊乘蘇聯輪船經大連到天津再抵北京。
一路上他們已很熟悉。
解放後他們也常在一起開會。
因此當冠華得知父親住院，就在辭别張奚老之後到父親病房探望。
閑談之中，父親問冠華翻閱了他贈送的《柳文指要》沒有。
冠華愕然，不知父親所指為何著作。
父親也奇怪，為何冠華未收到贈書。
後來，想必冠華對他秘書發了火，因為第二天上午程秘書打電話給我時，語氣是很僵硬的。
程秘書問我：“章含之同志，你父親是否要你送過一套他的著作給喬部長？” 我答：“是有這事。
” 程問：“書在哪兒？” 我說：“在我這兒的櫃子裡。
” 程又問
冠華當時住在報房胡同，離那家文具店也很近。
那時我在北京外語學院經過了一番批判鬥争之後，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們這些“黑幫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
學校兩派群衆組織的派仗圍繞着外事口的鬥争：“造反團”堅決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另一派“紅旗大隊”則主張對陳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張打倒姬、喬。
我們這些“老保們”自然是擁護“紅旗”的主張。
校園内兩派的高音喇叭圍繞“陳、姬、喬”問題天天從早到晚地争論、對罵不休，而争論雙方的絕大多數人卻從未見過這三位有争議人物的廬山真面目。
就在這喧嚣一時的派仗高潮時，我在一個星期日上午走進那家小文具店。
我正浏覽着當時少得可憐的文具時，從外面進來一個瘦削修長的身影。
我轉頭看這個顧客，他戴眼鏡，神态嚴峻，我覺得他帶着一種捍衛自己尊嚴的高傲氣質。
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幾眼，而他卻目不斜視，進門就說買寫大字報的紙，買完就出了店門。
當時我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壓力。
他剛走出店門，店裡的兩個售貨員就交頭接耳起來： “你認識他是誰嗎？” “不認識。
” “嗨，就是外交部的喬冠華！造反派貼了他好多大字報，要打倒他。
” 我一怔，原來這就是我們要力保的“陳、姬、喬”之一的喬冠華！從他那種氣質看，是個很有個性的人，也是個很典型的知識分子。
我模糊地覺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幹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個學者。
也許是當時的印象很獨特，因此多少年過去了，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卻始終留在我腦海裡。
後來，我把這首次印象告訴冠華。
他大笑，說那是他蒙難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寫“思想彙報”。
貼“檢讨”的大字報紙還要自己買。
我說這大概是一種心靈的感應，使我注意到他。
他開玩笑說那是月下老人牽的第一條紅線，不過夠不上“有緣千裡來相會”，史家胡同和報房胡同連一裡路都不到。
然後，他很認真地說：“不過要是無緣，多少人近在咫尺終身也不會互相看一眼，更不會相識相愛。
” 我第二次見到冠華已是四年後的1971年暮春。
1968年我在外語學院第二次受沖擊，被打成“裡通外國”、“二月逆流”。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上書毛主席，沒想到主席派了8341部隊來解決外語學院矛盾。
後來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幹校搞外語教改并指示說教改工作結束後要調我到外交部。
1971年3月，我在幹校接到調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幹部司報到，分配在亞洲司四處分管南亞次大陸。
就在我調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從一樓辦完事要回四樓辦公室。
那天上午電梯壞了，大家隻好爬樓梯。
我剛邁上前廳的大樓梯，擡頭看到有一個瘦長個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樓梯把手艱難地一步步往上爬。
從背後看他略彎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這大概總是什麼領導吧！他的後面有三四個上樓的部内幹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後，居然誰都不去超越他。
我覺得這個“隊伍”好奇怪。
于是，我擡腿準備跑快幾級超過那位吃力地爬樓梯的“老人”。
突然，一位認識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說：“别跑！前面是喬部長！”我驚訝地問她：“哪個喬部長？”她說：“外交部還有幾個喬部長？喬老爺，喬冠華你還不知道？”我更驚異，我問：“他多大年紀！怎麼這樣老态？”她悄悄在我耳邊說：“其實他也不算老，還不到六十呢。
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對他打擊很大，本來他身體就不大好，這個打擊太大，病了一陣，我們都很替他難過，所以誰都不想超過他上樓。
跟他打招呼，他要說話，更累，也真不巧，怎麼電梯壞了？”我擡頭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裡不禁産生一絲同情。
此時，我的身後又壓了幾個上樓的人，像達成無言的默契一般都靜靜地跟在後面。
一直走到三樓部長們辦公的那層樓時，冠華略略回過頭來，見後面壓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帶有歉意，擡手向大家緻意，勉強笑了一下，但氣喘籲籲，神态蒼涼。
接着他轉身慢慢地向自己的辦公室去了。
這是我到部裡之後第一次見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
他蒼老了這麼多，真是令人感慨！ 傲慢與偏見再後來，我和冠華開始了最初階段的接觸。
從現象看那是一段我們性格的沖撞階段。
我一個小科員竟多次頂撞外交部的第二把手，這在大機關裡是很難容忍的。
但我當時剛剛離開學校，确實很不習慣官氣很重的政府部門中下級對上級唯唯諾諾的風氣。
奇怪的是，對于冠華和我來說，這種沖撞恰恰使我們超越了等級的懸殊，年齡的差距，達到了一種共鳴，迸發了初始的朦胧的感情。
最初發生的一件使冠華很生氣的事是我沒有按我父親的囑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給他。
1971年秋，父親的這部巨著沖破了康生的重重阻撓，在毛主席的親自關懷下終于出版了。
在全書著作的過程中，毛主席逐字逐句作了校閱、修正。
父親對他晚年能見到《柳文》問世十分興奮。
他親筆題字贈送各方朋友，其中有兩冊送給冠華和姬鵬飛同志。
因為我在部裡工作，父親就囑咐我把這兩套書送到他們兩位部長那裡。
我把書拿到辦公室後不覺猶豫起來。
那時我已入部半年，對部裡那些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系和議論他人的習氣已有所見所聞。
我想如果我把這兩部書送給姬、喬兩位外交部的最高領導，難免有人會在背後交頭接耳，說這是“用她爸爸的書走上層路線”。
于是，我歎口氣，把父親的書暫時放在辦公室櫃子裡，等到适當時機再說。
豈料日子一長就淡忘了。
幾個月之後，父親患感冒住在北京醫院。
正逢張奚若先生也住院。
張奚若是外交學會會長，冠華是副會長。
一日，冠華去探望張奚老，言談中得知父親也在住院。
冠華與父親早已相識。
1949年第一次政協會議前，當時的香港地下黨分批組織民主人士回北京參加政協會議及開國大典，父親的那一批正是冠華帶隊乘蘇聯輪船經大連到天津再抵北京。
一路上他們已很熟悉。
解放後他們也常在一起開會。
因此當冠華得知父親住院，就在辭别張奚老之後到父親病房探望。
閑談之中，父親問冠華翻閱了他贈送的《柳文指要》沒有。
冠華愕然，不知父親所指為何著作。
父親也奇怪，為何冠華未收到贈書。
後來，想必冠華對他秘書發了火，因為第二天上午程秘書打電話給我時，語氣是很僵硬的。
程秘書問我：“章含之同志，你父親是否要你送過一套他的著作給喬部長？” 我答：“是有這事。
” 程問：“書在哪兒？” 我說：“在我這兒的櫃子裡。
” 程又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