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愛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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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回到部裡把記錄稿交值班室複印。
剛上到三樓，就見值班秘書焦急地在門口探望。
他一見我上樓似乎見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來說：“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來了。
我們到處找你！”我忙問出什麼事了。
黎秘書說冠華從十二點左右開始打了無數次電話找我，說他到處找不到我，問值班室我到哪裡去了。
後來幾次顯然是喝醉了，說話都不清楚。
最後一次講了一半聽筒就掉了。
值班室隻有他一個人，他不能走開，到處打電話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沒有辦法，他說：“怕喬部長喝多酒出事。
”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幫我叫輛值班車去報房胡同冠華家裡看看。
我匆匆趕到時，冠華家的保姆開的門。
她先指給我看書房桌上那個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說冠華開會回來後打電話找不到我就開始喝酒，最後全醉了，聽筒掉在地上。
保姆說她吓壞了，費好大力氣把他扶回了卧室。
我急忙去卧室看，冠華仰卧床上，一隻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時發的軍用毯改制的晨袍袖。
袍子随意搭在身上。
他似睡非睡，嘴裡還在嘟嘟囔囔。
我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我真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個經曆了那麼多風雨的人會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為一個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澆愁，醉成這個樣子。
我輕輕地喚醒他，我說：“我來了，今晚主席會見。
我後來一直在大會堂，不知道你找我。
快起來，換了衣服睡覺吧！”冠華蒙蒙眬眬地睜開眼睛，看着我。
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齒不很清楚地說：“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濕了。
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後吐真情。
我說：“你喝醉了，真不該喝這麼多，對身體不好。
我扶你起來。
”當扶他站起來時才發現他是把右臂伸進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幫他穿好衣服，他此時似乎清醒多了。
我叫保姆拿杯熱水給他喝，再用熱毛巾給他擦臉。
冠華仍是十分動情地抓住我的手說：“找不到你，我心裡慌。
現在見到你了，我沒事了。
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後到哪裡去都跟我說一聲。
” 我從冠華住處出來直接回釣魚台國賓館。
第二天上午還要繼續談判。
此時已快拂曉，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趕快回去睡上幾個小時。
誰知到達賓館房間時，與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睜着眼睛等我。
我驚異地問她怎麼這麼早就醒了。
她一副疲憊的神色，可還風趣地說：“你們喬老爺把我整了一晚上，差點要了我的命。
我要找你算賬！不過，這可以等一等，你趕快去給他打個電話吧，我怕喬老爺再找不到你要跳樓了！”我把剛發生的事情告訴小唐，我問她怎麼把她也折騰進去了。
小唐忍不住一邊笑一邊給我講她被折騰的故事。
她說頭天晚上因為主席會見外賓，小唐他們沒有任務，比較輕松。
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個好覺，十點多鐘就服了安眠藥。
可是剛睡了一個小時就被值班的叫醒說“喬部長找你說話”。
小唐接電話時，冠華還是清醒的，他問小唐我在哪裡。
小唐說主席會見，估計快回來了。
接完電話小唐回去接着睡。
沒想到冠華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開始喝酒了。
帶着酒意，他又讓值班的同志找小唐。
如此折騰了兩三個來回，小唐不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為服了安眠藥又不能睡覺，她本來就有胃病，此時胃部特别不适，嘔吐了好一陣才平靜下來，就隻好眼睜睜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
她說：“算了，算了，将來你們結婚多請我吃點糖就行了。
不過，你不要再這樣折磨喬老爺了。
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
你再這樣折磨他怎麼受得了？他對你可真正是動感情的。
這份情很珍貴，你不要再多想什麼了。
”我很感激小唐，我說如果我們不在外交部這個環境也許一切都簡單得多。
小唐很樂觀，她說外交部的大多數人都很欽佩喬老爺，都會為他高興的。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深知我已無法改變我和冠華之間的愛情了。
無論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駕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裡卻純真得像個初戀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養出來的小花。
我不能再傷害他那顆真誠善良的心。
那幾天，我對自己充滿自責。
在幾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華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聲中外的中國一流外交家，從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
很少人知道我當時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棄自己面臨的政治機遇而甘心與冠華榮辱與共。
我從來不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擺脫許許多多個人的雜念。
自進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帶有一種與衆不同的身份，因為我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裡的，這自然在我頭上有了一個耀眼的光環。
後來出席第一次聯大會議又是主席親自定的；我來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
如果我不同冠華結合，等待我的機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也自信有此能力。
我之所以在對冠華感情上的退卻正是我無法做出這樣的抉擇。
但在冠華為我深夜醉酒之後，我醒悟到人生最為珍貴的是真情。
我終于下決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華終生。
冠華得到我這最後的承諾後，他的喜悅是巨大的。
他猶如變了一個人。
他對所有人微笑，他寬容所有的差錯，他的臉上出現了紅潤。
我們戀愛的消息此時如決堤的洪水般迅速傳遍了外交部，傳遍了北京。
自然，正如我們所料，一時間什麼樣的花邊新聞都出來了。
也許正因為那是個文化枯竭生活無味的時代，所以冠華和我的戀愛新聞成了一味難得的調味品，使人們在枯燥的工作之餘津津樂道。
不過直接傳到我們耳中的卻是衆多友好的祝願。
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許多同志都表達了這種情感。
盡管三年多之後，在那些當年向我們熱烈祝賀的人們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詛咒我們的結合是什麼“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願意相信他們當時的祝願還是真誠的。
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虛僞和背叛。
我在後來幾年的經曆中見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
我隻希望這一切永遠成為過去的噩夢。
我和冠華已是這種政治的犧牲品，但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擺脫這個陰影。
毛主席的佳句經過了這場感情的暴風雨之後，我和冠華迎來了春暖花開的1973年4月。
這過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外交戰線也是碩果累累。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雙方決定互建聯絡處。
當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訪華，中日建立邦交。
美、日外交關系的打開改變了當時整個世界戰略格局。
中國外交出現了空前繁花似錦的時期，與東南亞各國紛紛開始建交談判。
在這一連串的外交成果中，這年4月廖承志同志應邀率龐大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同時韓叙同志奉命赴華盛頓組建中國駐美聯絡處。
相應地，美國政府于同時派助理國務卿詹金斯來北京商談建立美國駐華聯絡處。
冠華為他獻身的外交事業的成就興奮不已，也十分忙碌。
我們見面時間雖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
他真是個極重感情的人，因為忙，他見不到我，他會在中午幹部下班時站在他辦公室那臨街的窗戶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車回家吃飯那一瞬間看看我的背影。
有一次正值春雨連綿，晚上他打電話來說：“今天中午看見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騎車擋不住雨，要着涼。
再說也很不好看。
買一件長的吧。
真讨厭我這個人沒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買。
”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當時品種少得可憐的商品市場推出的新産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褲。
我離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褲。
冠華說那叫什麼新發明？穿上雨褲一定很臃腫，更難看，千萬不可穿！這些電話給他給我都增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
那時正值冠華與美方詹金斯談判比較順利，他高興之餘，寫了一首打油詩的前三句，念給我和其他參加談判的同志聽，說他征求第四句。
當時中日已經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領建交後最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櫻盛開的季節；在地球的另一端，韓叙同志恰好正在華盛頓商談建立聯絡處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館名為“五月花”（MayFlower1620年，英國約一百餘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為“五月花”的船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在普茨茅斯登陸，成為最早的英國在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所以冠華的頭三句打油詩是這樣的： 八重櫻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韓大哥。
歡歡喜喜詹金斯， 他問誰能想出佳句填最後一行。
當時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喜上眉梢喬老爺”，有的又說是“洋洋得意喬老爺”，冠華都說不好。
一時就擱下了。
沒想到過了一日，毛主席召開會議彙報中美談判情況。
那天，毛主席興緻很高，大家也很放松。
有人說外交形勢大好，喬老爺詩興大發，寫了三句打油詩，可惜還缺第四句。
毛主席立即說：“我來給喬老爺填後兩句！”大家齊聲說好。
主席笑着說：“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
’我現在給你填後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你看如何？” 在場的都懂得這段故事，于是大家開懷大笑，說主席這兩句真高明！原來毛主席講的是冠華“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一段遭遇。
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陳、姬、喬”的高潮。
他們逼迫姬鵬飛同志和冠華到熱鬧的市中心去賣造反派的小報，内容是打倒自己。
冠華分配的賣報地點是王府井百貨大樓前。
開頭兩天有造反派押着去賣。
後來“造反戰士”嫌麻煩，就把一摞小報分配給冠華，命令他賣完後回去報告并交款。
開始時，冠華曾好言與造反派相商說他還是個代表中國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這樣抛頭露面在王府井叫賣打倒自己的小報有失國體。
造反派當然不會接受。
因此當“造反戰士”不再監督時，冠華馬上想出了好辦法。
他點了一下小報的份數，并按兩分錢一張算出總價，即他應當交付的錢數。
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剛剛走出視線，他就找了一個街角落，把整摞小報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靜的小酒館喝酒去了。
兩個小時之後他慢慢踱回部裡，把他從小酒館用整票子換來的零錢上交造反派說是賣報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幾角錢。
于是，造反派諷刺地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 後來，這個“喬老爺王府井賣報賺錢”的笑話在外交部流傳甚廣，連毛主席都知道了。
主席幽默地把它填進了冠華的打油詩，使之堪稱一絕。
1973年4月的那幾個星期大概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
我和冠華的結合雖然還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對。
當時冠華希望耐心和時間會取得他們的理解，可惜沒有能實現。
其實，子女反對父母再婚在中國不論在老百姓家庭，還是在高級幹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屢見不鮮的事。
這中間有對逝去的父親或母親的懷念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問題。
尤其是在高幹家庭，那實際存在的特權是一種極大的誘惑。
遺憾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為是發生在喬冠華家裡，就也變成了社會輿論。
一時間，冠華家裡鬧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9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揚揚幾乎傳遍京城。
本來，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後來冠華和我身陷逆境時，多年前的家庭糾紛一夜之間又被人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變成了“兒子反對父親結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錯誤”，因此那次為經濟利益的搬家也變成了大義凜然，斷然離家而去，劃清界限了。
沒有人去認真地查實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冠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什麼政
剛上到三樓，就見值班秘書焦急地在門口探望。
他一見我上樓似乎見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來說：“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來了。
我們到處找你！”我忙問出什麼事了。
黎秘書說冠華從十二點左右開始打了無數次電話找我，說他到處找不到我，問值班室我到哪裡去了。
後來幾次顯然是喝醉了，說話都不清楚。
最後一次講了一半聽筒就掉了。
值班室隻有他一個人，他不能走開，到處打電話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沒有辦法，他說：“怕喬部長喝多酒出事。
”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幫我叫輛值班車去報房胡同冠華家裡看看。
我匆匆趕到時，冠華家的保姆開的門。
她先指給我看書房桌上那個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說冠華開會回來後打電話找不到我就開始喝酒，最後全醉了，聽筒掉在地上。
保姆說她吓壞了，費好大力氣把他扶回了卧室。
我急忙去卧室看，冠華仰卧床上，一隻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時發的軍用毯改制的晨袍袖。
袍子随意搭在身上。
他似睡非睡，嘴裡還在嘟嘟囔囔。
我心裡一陣說不出的難過，我真沒有想到像他這樣一個經曆了那麼多風雨的人會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為一個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澆愁，醉成這個樣子。
我輕輕地喚醒他，我說：“我來了，今晚主席會見。
我後來一直在大會堂，不知道你找我。
快起來，換了衣服睡覺吧！”冠華蒙蒙眬眬地睜開眼睛，看着我。
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齒不很清楚地說：“你不要離開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濕了。
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後吐真情。
我說：“你喝醉了，真不該喝這麼多，對身體不好。
我扶你起來。
”當扶他站起來時才發現他是把右臂伸進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幫他穿好衣服，他此時似乎清醒多了。
我叫保姆拿杯熱水給他喝，再用熱毛巾給他擦臉。
冠華仍是十分動情地抓住我的手說：“找不到你，我心裡慌。
現在見到你了，我沒事了。
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後到哪裡去都跟我說一聲。
” 我從冠華住處出來直接回釣魚台國賓館。
第二天上午還要繼續談判。
此時已快拂曉，我也精疲力竭了，很想趕快回去睡上幾個小時。
誰知到達賓館房間時，與我同屋的小唐在她床上睜着眼睛等我。
我驚異地問她怎麼這麼早就醒了。
她一副疲憊的神色，可還風趣地說：“你們喬老爺把我整了一晚上，差點要了我的命。
我要找你算賬！不過，這可以等一等，你趕快去給他打個電話吧，我怕喬老爺再找不到你要跳樓了！”我把剛發生的事情告訴小唐，我問她怎麼把她也折騰進去了。
小唐忍不住一邊笑一邊給我講她被折騰的故事。
她說頭天晚上因為主席會見外賓，小唐他們沒有任務，比較輕松。
她已累了多日，想美美地睡個好覺，十點多鐘就服了安眠藥。
可是剛睡了一個小時就被值班的叫醒說“喬部長找你說話”。
小唐接電話時，冠華還是清醒的，他問小唐我在哪裡。
小唐說主席會見，估計快回來了。
接完電話小唐回去接着睡。
沒想到冠華找了我多次找不到就開始喝酒了。
帶着酒意，他又讓值班的同志找小唐。
如此折騰了兩三個來回，小唐不僅再也睡不着，而且因為服了安眠藥又不能睡覺，她本來就有胃病，此時胃部特别不适，嘔吐了好一陣才平靜下來，就隻好眼睜睜等我回去。
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
她說：“算了，算了，将來你們結婚多請我吃點糖就行了。
不過，你不要再這樣折磨喬老爺了。
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
你再這樣折磨他怎麼受得了？他對你可真正是動感情的。
這份情很珍貴，你不要再多想什麼了。
”我很感激小唐，我說如果我們不在外交部這個環境也許一切都簡單得多。
小唐很樂觀，她說外交部的大多數人都很欽佩喬老爺，都會為他高興的。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深知我已無法改變我和冠華之間的愛情了。
無論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駕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裡卻純真得像個初戀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養出來的小花。
我不能再傷害他那顆真誠善良的心。
那幾天，我對自己充滿自責。
在幾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華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聲中外的中國一流外交家，從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
很少人知道我當時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棄自己面臨的政治機遇而甘心與冠華榮辱與共。
我從來不是個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擺脫許許多多個人的雜念。
自進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帶有一種與衆不同的身份，因為我是毛主席親自點名調進部裡的，這自然在我頭上有了一個耀眼的光環。
後來出席第一次聯大會議又是主席親自定的；我來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
如果我不同冠華結合，等待我的機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我也自信有此能力。
我之所以在對冠華感情上的退卻正是我無法做出這樣的抉擇。
但在冠華為我深夜醉酒之後，我醒悟到人生最為珍貴的是真情。
我終于下決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華終生。
冠華得到我這最後的承諾後，他的喜悅是巨大的。
他猶如變了一個人。
他對所有人微笑，他寬容所有的差錯，他的臉上出現了紅潤。
我們戀愛的消息此時如決堤的洪水般迅速傳遍了外交部，傳遍了北京。
自然，正如我們所料，一時間什麼樣的花邊新聞都出來了。
也許正因為那是個文化枯竭生活無味的時代，所以冠華和我的戀愛新聞成了一味難得的調味品，使人們在枯燥的工作之餘津津樂道。
不過直接傳到我們耳中的卻是衆多友好的祝願。
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許多同志都表達了這種情感。
盡管三年多之後，在那些當年向我們熱烈祝賀的人們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詛咒我們的結合是什麼“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願意相信他們當時的祝願還是真誠的。
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虛僞和背叛。
我在後來幾年的經曆中見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
我隻希望這一切永遠成為過去的噩夢。
我和冠華已是這種政治的犧牲品，但願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擺脫這個陰影。
毛主席的佳句經過了這場感情的暴風雨之後，我和冠華迎來了春暖花開的1973年4月。
這過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指揮下外交戰線也是碩果累累。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雙方決定互建聯絡處。
當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訪華，中日建立邦交。
美、日外交關系的打開改變了當時整個世界戰略格局。
中國外交出現了空前繁花似錦的時期，與東南亞各國紛紛開始建交談判。
在這一連串的外交成果中，這年4月廖承志同志應邀率龐大友好代表團訪問日本，同時韓叙同志奉命赴華盛頓組建中國駐美聯絡處。
相應地，美國政府于同時派助理國務卿詹金斯來北京商談建立美國駐華聯絡處。
冠華為他獻身的外交事業的成就興奮不已，也十分忙碌。
我們見面時間雖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
他真是個極重感情的人，因為忙，他見不到我，他會在中午幹部下班時站在他辦公室那臨街的窗戶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車回家吃飯那一瞬間看看我的背影。
有一次正值春雨連綿，晚上他打電話來說：“今天中午看見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騎車擋不住雨，要着涼。
再說也很不好看。
買一件長的吧。
真讨厭我這個人沒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買。
”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當時品種少得可憐的商品市場推出的新産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褲。
我離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褲。
冠華說那叫什麼新發明？穿上雨褲一定很臃腫，更難看，千萬不可穿！這些電話給他給我都增添了許多生活的樂趣。
那時正值冠華與美方詹金斯談判比較順利，他高興之餘，寫了一首打油詩的前三句，念給我和其他參加談判的同志聽，說他征求第四句。
當時中日已經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領建交後最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櫻盛開的季節；在地球的另一端，韓叙同志恰好正在華盛頓商談建立聯絡處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館名為“五月花”（MayFlower1620年，英國約一百餘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為“五月花”的船漂洋過海，來到北美大陸，在普茨茅斯登陸，成為最早的英國在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所以冠華的頭三句打油詩是這樣的： 八重櫻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韓大哥。
歡歡喜喜詹金斯， 他問誰能想出佳句填最後一行。
當時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喜上眉梢喬老爺”，有的又說是“洋洋得意喬老爺”，冠華都說不好。
一時就擱下了。
沒想到過了一日，毛主席召開會議彙報中美談判情況。
那天，毛主席興緻很高，大家也很放松。
有人說外交形勢大好，喬老爺詩興大發，寫了三句打油詩，可惜還缺第四句。
毛主席立即說：“我來給喬老爺填後兩句！”大家齊聲說好。
主席笑着說：“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
’我現在給你填後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你看如何？” 在場的都懂得這段故事，于是大家開懷大笑，說主席這兩句真高明！原來毛主席講的是冠華“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一段遭遇。
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陳、姬、喬”的高潮。
他們逼迫姬鵬飛同志和冠華到熱鬧的市中心去賣造反派的小報，内容是打倒自己。
冠華分配的賣報地點是王府井百貨大樓前。
開頭兩天有造反派押着去賣。
後來“造反戰士”嫌麻煩，就把一摞小報分配給冠華，命令他賣完後回去報告并交款。
開始時，冠華曾好言與造反派相商說他還是個代表中國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這樣抛頭露面在王府井叫賣打倒自己的小報有失國體。
造反派當然不會接受。
因此當“造反戰士”不再監督時，冠華馬上想出了好辦法。
他點了一下小報的份數，并按兩分錢一張算出總價，即他應當交付的錢數。
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剛剛走出視線，他就找了一個街角落，把整摞小報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靜的小酒館喝酒去了。
兩個小時之後他慢慢踱回部裡，把他從小酒館用整票子換來的零錢上交造反派說是賣報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幾角錢。
于是，造反派諷刺地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 後來，這個“喬老爺王府井賣報賺錢”的笑話在外交部流傳甚廣，連毛主席都知道了。
主席幽默地把它填進了冠華的打油詩，使之堪稱一絕。
1973年4月的那幾個星期大概是我記憶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
我和冠華的結合雖然還有阻力，但那已主要是他子女的反對。
當時冠華希望耐心和時間會取得他們的理解，可惜沒有能實現。
其實，子女反對父母再婚在中國不論在老百姓家庭，還是在高級幹部家庭都是很普遍的屢見不鮮的事。
這中間有對逝去的父親或母親的懷念之情，但不可否認的是也存在經濟利益的問題。
尤其是在高幹家庭，那實際存在的特權是一種極大的誘惑。
遺憾的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因為是發生在喬冠華家裡，就也變成了社會輿論。
一時間，冠華家裡鬧得天翻地覆的故事以及9月底他的孩子不經與他商量就把家裡搬空的新聞，紛紛揚揚幾乎傳遍京城。
本來，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後來冠華和我身陷逆境時，多年前的家庭糾紛一夜之間又被人為地添加了政治色彩，變成了“兒子反對父親結婚是看清了他要犯政治錯誤”，因此那次為經濟利益的搬家也變成了大義凜然，斷然離家而去，劃清界限了。
沒有人去認真地查實一下在1973年上半年那段時間，冠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有什麼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