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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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想方設法弄來塑料布，用幾根竹竿在院子中央搭了一個地震棚，裡面放入兩張躺椅權且作為床鋪。
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
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緊時間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
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内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十分感動。
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部分完成。
冠華終于松了口氣，對我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松了許多。
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我說：“外國人倒安全了。
我們這個院子可很危險。
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
”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
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中國共産黨領導幹部的楷模嗎？然而，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并未出現後，冠華的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責成了他的“嚴重錯誤”。
31日晚上八九點鐘時，那個可怕的震情通報所預測的二十四小時已安然過去，北京并未發生大地震。
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松。
此時保密機響了，冠華接過電話後，我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隻聽他說：“我确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作檢讨……”我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
他帶着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那位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準，擅自撤離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
我感到同樣困惑。
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當然不能不信。
那麼面對北京二十四小時内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文件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嚴嗎？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國家的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确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冠華“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
黨組個别幾個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來就“上綱上線”批喬。
但開始時黨組大多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
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決定，也電話報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讨，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由冠華一人承擔。
由于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檢讨”是以外交部黨組名義寫的。
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吹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逐漸地把“罪責”推到了冠華一個人頭上。
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檢讨”上“批示”說他的“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鄧’聯系起來”。
過了幾天，國務院的主要領導突然莅臨外交部，名義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長的冠華事先竟一無所知。
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号。
一切都很明白，冠華是“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
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飲酒慶賀時，他又怎能想到此時在國内那些不久之前還同“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們已經乘冠華在國外的時機把他挂到了“四人幫”的線上去了。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
我告訴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勢。
我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态度。
他說：“打倒‘四人幫’是大事。
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
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可以打倒‘四人幫’。
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表現。
我應該向中央檢查。
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
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
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
” 虔誠與毀滅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
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
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隻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衆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
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 後來整整兩年半内發生的事不堪回首。
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
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
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
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将“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抛出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制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
當寫着這個内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
事情的經過我太清楚了。
毛主席逝世後，從9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牍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
實際上在8月份的一次計劃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
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并沒有寫進文件。
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
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讨論聯大發言稿。
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
将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
他們很快到了。
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
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準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
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别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隻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
于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
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
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
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複。
他随身帶走一份修改稿。
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
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于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無回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
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的告訴我淩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删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
我問給冠華發電報沒有。
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
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
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系，也不相信國内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删去這句話。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删去沒有。
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删去。
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
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
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
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黨的核心小組會上群起攻之，根本不聽冠華解釋。
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
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這句話不過是套話，不知為何要删掉。
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報》的報道全文中有這句話。
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時冠華在紐約，又是誰把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華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還是無意的疏忽？ 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
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甚至那位口口聲聲是冠華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書裡大講特講喬冠華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聯大報告”。
後來，在我們上百萬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
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
然而，我卻總不甘心。
1992年夏天我終于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查對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
白紙黑字，那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萬确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
英文翻譯也如此。
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複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文件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聯合國大門。
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
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
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咤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
更難想象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
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
我望着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
我仰望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着如山鐵證，又去哪裡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見一見這無可争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 莫道讒言如海深， 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 淘盡黃沙始到金。
誰知一下雨，粘上的塑料布都開膠了，雨水從棚外滲進來，根本無法休息。
這天午夜天晴，我催他抓緊時間休息，他倒在躺椅中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冠華又親自督促外國人撤離的工作。
當時駐華使領館的官員、家屬都對中國方面如此為他們安危着想，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内協助上千人員撤離地震危險區十分感動。
一切進行得井井有條，到中午時已大部分完成。
冠華終于松了口氣，對我說：“這件大事辦好了，我肩上的擔子松了許多。
這幾天真怕外國使館出事啊！”我說：“外國人倒安全了。
我們這個院子可很危險。
萬一真有大地震，四面房子塌下來，尤其是那個高大的煙囪倒下來就全完了。
”冠華說：“想不了那麼多了。
誰叫我肩上責任重啊！” 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外交部長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為了全體在華外交人員的安全，如此負責，如此果斷，難道不是一個優秀中國共産黨領導幹部的楷模嗎？然而，誰又能想到，當那個預報的大地震并未出現後，冠華的這一片心竟被利用，遭人指責成了他的“嚴重錯誤”。
31日晚上八九點鐘時，那個可怕的震情通報所預測的二十四小時已安然過去，北京并未發生大地震。
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輕松。
此時保密機響了，冠華接過電話後，我發現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隻聽他說：“我确實沒有想到……好吧，我們明天就開會……這是我的錯誤……我向中央作檢讨……”我緊張起來，問他出什麼事了。
他帶着困惑的神情說是國務院的那位主要領導來電話，批評他未經中央批準，擅自撤離外國駐華使、領館人員，這是“嚴重無組織、無紀律”，是“在地震面前驚慌失措的表現”，是“有失國家尊嚴”。
我感到同樣困惑。
震情通報是中央辦公廳發的，當然不能不信。
那麼面對北京二十四小時内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大地震的預報，一個外交部長難道應當不聞不問，或者坐等文件層層報批，喪失時機，這才是維護國家尊嚴嗎？而如果要采取措施，北京又有什麼地方可庇護上千的外國人員和他們的婦幼家屬使其免受傷害呢？中央不是在此之前已決定把國家的貴賓也立即轉移去廣州、上海嗎？再說，假如那個預報是準确的，那麼使館人員不撤，後果又該是多麼可怕？！ 從第二天開始，外交部黨組天天開會批判冠華“在地震問題上的嚴重錯誤”。
黨組個别幾個人顯然事先已知道内情，一上來就“上綱上線”批喬。
但開始時黨組大多數同志認為把責任推給冠華一人是不公正的。
大家說30日晚上的決定是黨組全體的決定，也電話報了中央領導的秘書，這麼緊急的事不可能按常規一道道批示，不能說無組織無紀律；既然是集體的決定，如果要寫檢讨，應當以黨組名義寫，也不應由冠華一人承擔。
由于大多數成員持此觀點，給中央的第一個“檢讨”是以外交部黨組名義寫的。
但過了一兩天，顯然有人給黨組成員“吹風”了，許多人開始沉默，逐漸地把“罪責”推到了冠華一個人頭上。
張春橋更是氣勢洶洶地在冠華的“檢讨”上“批示”說他的“錯誤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要和‘批鄧’聯系起來”。
過了幾天，國務院的主要領導突然莅臨外交部，名義上仍是一把手的外交部長的冠華事先竟一無所知。
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号。
一切都很明白，冠華是“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
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飲酒慶賀時，他又怎能想到此時在國内那些不久之前還同“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們已經乘冠華在國外的時機把他挂到了“四人幫”的線上去了。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
我告訴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勢。
我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态度。
他說：“打倒‘四人幫’是大事。
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
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可以打倒‘四人幫’。
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表現。
我應該向中央檢查。
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
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
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
” 虔誠與毀滅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
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
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隻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衆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
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 後來整整兩年半内發生的事不堪回首。
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
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
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
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将“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抛出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制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
當寫着這個内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
事情的經過我太清楚了。
毛主席逝世後，從9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牍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
實際上在8月份的一次計劃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
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并沒有寫進文件。
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
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讨論聯大發言稿。
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
将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
他們很快到了。
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
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準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
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别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隻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
于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
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
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
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複。
他随身帶走一份修改稿。
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
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于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無回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
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的告訴我淩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删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
我問給冠華發電報沒有。
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
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
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系，也不相信國内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删去這句話。
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問他接到電報沒有，“按既定方針辦”删去沒有。
冠華說電報是在他發言的頭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發言時已經删去。
我心上一塊石頭放下了。
冠華樂觀地說這種事很容易說清楚。
然而，卻沒有人願意讓冠華說清楚。
上面的領導拒絕見他，黨的核心小組會上群起攻之，根本不聽冠華解釋。
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
冠華說電報到代表團時，不少人知道，他還和當時的代表團主要領導議論過這句話不過是套話，不知為何要删掉。
這件事如果公正地調查，證人可以有幾十個，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報》的報道全文中有這句話。
而《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時冠華在紐約，又是誰把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華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還是無意的疏忽？ 這天大的冤枉就這樣“定性”了。
到處都引用這個罪狀，甚至那位口口聲聲是冠華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書裡大講特講喬冠華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按既定方針辦’塞進聯大報告”。
後來，在我們上百萬字的申訴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無結果。
這冤情似石沉大海，無人再去為此費心。
然而，我卻總不甘心。
1992年夏天我終于有機會到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檔案庫中查對1976年10月5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的原始自然段發言記錄。
白紙黑字，那天上午發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華的發言，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萬确沒有這句“按既定方針辦”。
英文翻譯也如此。
我請聯合國工作人員為我複印了這中、英文發言全文，小心地放進我的文件夾，把它緊貼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聯合國大門。
夏日的東河之畔陽光燦爛。
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聯合國大廈，那門前飄揚的會員國國旗，不禁無限感慨，無限傷感。
二十年前，冠華曾在這國際論壇上叱咤風雲，如今景物依舊，人面全非。
更難想象的是一樁奇冤竟也和這幢大廈有牽連！我信步走向聯合國後院的玫瑰園，這是冠華最喜歡散步的地方。
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開，滔滔的東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遠方。
我望着這舊日景象，熱淚盈眶。
我仰望蒼天，我問那藍天白雲，我如今手握着如山鐵證，又去哪裡找我的冠華，讓他親眼見一見這無可争辯的檔案，驗證他晚年無數遍抄錄的劉禹錫詩句： 莫道讒言如海深， 莫言遷客似沙沉。
千淘萬漉雖辛苦， 淘盡黃沙始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