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與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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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隊的領導決定。

    我被任命為副組長。

    各個系也派了代表參加。

     記得我們開了許多會統一思想。

    進入8月份時,教材組就開始編寫新教材了。

    我和8341軍宣隊關系的危機也開始了。

     為了保證黨的領導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編教材都要經過8341軍宣隊審定。

    而8341軍宣隊的領導又沒有一個人懂外語。

    于是,隻能把編出的教材全部翻譯成漢語送審。

     第一批送審的教材就出了問題。

    孫澤福等8341軍宣隊的領導把我找去說要讨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問題。

    他們一開始就講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須體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體現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等等的大道理。

     然後,他們指出這批新編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階級性都非常薄弱,應當加強認識,統一思想後再重新編。

     我請他們舉出具體實例。

    他們說:“譬如說有一課是講家庭成員,其中介紹了‘這是我父親’,‘那是我母親’,還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

    可是人都是有階級性的,革命的戰士有父母,反動派也有。

    你們隻講父母兄弟,這不是模糊了人的階級性嗎?”我問他們如何突出這個階級性。

    他們說:“你們至少應當說明:我的父親是工人,或者我的母親是農民。

    ”我說這是編新生的教材,而且未來這批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沒有任何外語基礎,我們必須合理控制詞彙量。

    我可以考慮他們的意見,但編教材首先要考慮的是外語教學的科學性。

     8341軍宣隊很不以為然,接着又指出我們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

    他們說,孤立地教給學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麼,這是完全抹殺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說譬如“晚飯後,我們開展談心活動,互相幫助”。

     更無法接受的是,他們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黃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現。

    他們說,這是資産階級的生活方式,不能編入教材。

     這種讨論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違背外語教學的科學性。

    我試圖向他們解釋初學者的詞彙量的問題,也試圖說服他們在西方國家,資本家主食吃面包、黃油,工人、農民吃的也是面包、黃油,這裡沒有什麼階級性,甚至語言本身,斯大林也說過是沒有階級性的。

    這就更炸開鍋了。

    在那個年代,誰敢說有什麼事是沒有階級性的?!8341軍宣隊堅持新生上的第一課應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他們說:“就這麼幾個字怎麼會學不會?” 教材問題還未解決,很快又出了校舍問題。

    當時在去幹校前,先遣的基建隊隻造了宿舍和少量的辦公室。

    此時要在全國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學生都要在沙洋幹校上課,教室問題是當務之急。

    我提出來做個計劃,立即建造一批簡易的教室。

    沒想到這個提議又招來反對。

    軍宣隊說:“要發揚延安作風。

    當初延安抗大的學員都是拎了馬紮露天上課,現在就要恢複延安風氣。

    複課并不是全面恢複舊的教育制度,為什麼一定要教室?學生可以在室外地邊上課!”我問他們如果天下雨怎麼辦?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難道讓學生和教師冒着傾盆大雨上課?他們說:“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課。

    ”我們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臉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滿目,總不能在這種環境上課,何況一個宿舍往往住十多個人,萬一有人生病,一邊在上課,一邊有病人在呻吟,這怎麼能安得下心?然而軍宣隊對這些問題統統歸之為“資産階級辦學路子”。

     我實在忍無可忍,我說難道我們革命成功就是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麼也沒有的舊時光去嗎?共産黨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要擺脫貧窮、使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嗎?我們今天已不是當年的延安,為什麼要形而上學地去模仿延安? 我無法說服這些質樸的軍人,他們當時完全是教條式地遵循着所謂徹底革命的模式。

    最後我對他們說我永遠無法與他們取得一緻。

    我說這叫“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盡管我與8341軍宣隊争論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們的關系卻仍是很友好的。

    會上争論完畢,會後仍是熱熱鬧鬧圍在一起吃大鍋飯。

    這在當時的“扣帽子”風氣盛行的時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為了影響他們,我想出了一個辦法。

    我對孫澤福說:“我說服不了他們是因為他們不懂外語。

    假如他們學一點外語可能他們的觀念就會轉變。

    ”我建議在晚飯後給軍宣隊開設英語班,由我任教師。

     孫澤福欣然同意,還熱情支持,帶頭報名。

    于是,我的軍宣隊外語班開張了,學生很多,大部分都參加了。

    一周三次,晚飯後就在軍宣隊的總部會議室裡上課。

    應該說他們學得非常認真。

    我逐漸忘卻了我是為了這場争論而開設的英語班,我真的很喜歡這些非常認真、非常用功的學生,這大概是我作為一個教師多年來養成的一種感情。

     如果一切照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同軍宣隊之間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的。

    然而,那畢竟是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年代。

    孫澤福的這種态度可能在他們8341軍宣隊内部引起了争論。

    從9月中旬左右,我明顯地感到氣氛漸趨緊張。

    終于有一天,孫澤福派警衛員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

    我到了那裡,他卻不在屋裡。

    桌上放了一份題目大緻是外國語學院教改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

    我并不認為那是秘密文件,因為我是教改組的副組長,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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