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與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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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是一份總結，于是随手翻閱。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這份文件旁邊有許多批注，大緻說目前教改中的兩種意見分歧是階級鬥争的新動向，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企圖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線進攻，抵制毛主席親自派遣的軍宣隊的領導，大肆進行串聯活動，企圖全面複辟外語教學領域的修正主義路線等等。
報告最後部分充滿鬥争味道說隻有發動群衆，把這股複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前進。
多少年來，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猜測孫澤福是有意把這份報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卻出去了，被我“偶然”見到。
從後來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後撤離外國語學院之後不久被派遣回山東的一連串對他不公平的處理看，也許當時孫澤福并不是真正反對我們的意見。
而當他們内部意見分歧尖銳化時，他是故意讓我看到這份他們的内部報告，從而給我一個警告。
為此，盡管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些事，但我心裡卻隐隐約約地感覺到孫澤福是個能理解知識分子的好軍人。
可惜好人常常沒有好報，他的結局并不好。
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後，聽說他犯了心髒病，很危險。
以後就被派回山東一個島上去當了一個駐島部隊的政委。
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過他的信，但後來就音訊全無了。
當我看到這個警告之後，我立即意識到我的處境不妙。
雖然我有“欽差大臣”的身份，是毛主席派來的，但一旦群衆被“發動”起來，再加上原來兩派的派性，我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難飛了。
我和朋友們商量後決定立即回北京向周總理彙報。
因為當時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時這場“反複辟”的運動還未發動起來，因此當我向軍宣隊提出我要回北京彙報工作時，盡管他們十分不情願放我走，但也無法阻攔。
當時的情況下我隻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過我的走是為了再回來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實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離開沙洋的，那天有一輛卡車去武漢，我可以搭車。
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發生了一件悲劇事件。
早飯後，我出于禮貌，去向軍宣隊告辭，卻發現他們那幾間屋子空無一人。
我在廊下轉悠了一會兒，見通信員小董神色慌張地跑回來。
我問他出什麼事了，他說英語系的教師吳道生在樹林中上吊自盡了！ 吳道生是當時英語系中年講師中極有才華的一個。
我記得他畢業于原南京中央大學，好像是最早一批參加華北革大從南方來到北京的。
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
他才華橫溢，卻在反右鬥争中被劃為“極右”。
他被送去勞改，聽說在那吃不飽肚子的大躍進之後的自然災害年代，吳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頭的勞動。
大約四五年後，他終于回到了外國語學院教書。
但那時，他的家已破碎了，帶着一個兒子住在一号樓進門第一間的小宿舍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自己被批鬥，所以也弄不清吳道生處境如何。
也許那時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對“右派”這樣的“死老虎”并不太感興趣。
可是軍宣隊進院後，他卻被點名說他幕後煽動學生造反。
在沙洋，他在英語系所在的二隊，聽說也被勒令交代問題。
也許他最後走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為命運對他太不公平，他失去得太多了。
我和吳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讀四年級時參加排演了一個蕭伯納的短喜劇“AugustusDoesHisBit”（《奧古斯塔為國效勞》），吳道生是我們的導演。
他不僅英語水平很高，還非常懂戲劇，是一個很好的導演。
他勞改回來後，我與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個年級。
我常常請教他一些備課中的問題，知道他的學識很有根底。
可惜他大概隻在人世間逗留了四十多個年頭，而其中相當長的時間是經曆苦難。
作為吳道生的學生和同事，我和他來往并不密切。
後來在80年代，他的兒子出于盡管不合情理但我卻能夠理解的怨恨情緒把當時英語系教師中的黨員都看做是對他父親的自殺負有責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對我也有一種仇視。
但這又怎能責怪他呢？他本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華出衆，都很會生活。
在我1953年入學之初他們當時是英語系教師中的佼佼者。
然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毀掉了這本應很美滿的知識分子家庭，最後真正的是“家破人亡”。
吳道生在沙洋的樹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
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沒有人為他寫過悼文。
我雖稱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這段文字來悼念一位學識淵博卻命運不濟的知識分子，願這類事情如同我的同學吳璞的不幸，永遠永遠不要在我們的生活中重現！ 我在國慶節那天從武漢乘上火車，急匆匆趕回北京。
回來等了幾天才見到楊德中同志和周恩來總理。
我向他們彙報了我們與軍宣隊在教改問題上的争論。
當時，我的目的也隻是希望周總理說一句話，要8341軍宣隊心平氣和，尊重知識分子，不要亂扣帽子，動不動就要抓“階級鬥争新動向”。
我萬萬沒有料到，周總理如此重視外語教改的問題，他以外國語學院的教改為實例，進行仔細的解剖分析，從而為全國的外語教改指點了方向。
周總理當時正忙于準備接待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
但他卻指示說他要親自聽取争論雙方的彙報，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軍宣隊主要領導回北京參加彙報。
我們這邊除了我之外，也調回了另外幾位參加教改的骨幹教師。
争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這份文件旁邊有許多批注，大緻說目前教改中的兩種意見分歧是階級鬥争的新動向，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企圖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線進攻，抵制毛主席親自派遣的軍宣隊的領導，大肆進行串聯活動，企圖全面複辟外語教學領域的修正主義路線等等。
報告最後部分充滿鬥争味道說隻有發動群衆，把這股複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前進。
多少年來，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猜測孫澤福是有意把這份報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卻出去了，被我“偶然”見到。
從後來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後撤離外國語學院之後不久被派遣回山東的一連串對他不公平的處理看，也許當時孫澤福并不是真正反對我們的意見。
而當他們内部意見分歧尖銳化時，他是故意讓我看到這份他們的内部報告，從而給我一個警告。
為此，盡管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些事，但我心裡卻隐隐約約地感覺到孫澤福是個能理解知識分子的好軍人。
可惜好人常常沒有好報，他的結局并不好。
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後，聽說他犯了心髒病，很危險。
以後就被派回山東一個島上去當了一個駐島部隊的政委。
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過他的信，但後來就音訊全無了。
當我看到這個警告之後，我立即意識到我的處境不妙。
雖然我有“欽差大臣”的身份，是毛主席派來的，但一旦群衆被“發動”起來，再加上原來兩派的派性，我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難飛了。
我和朋友們商量後決定立即回北京向周總理彙報。
因為當時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時這場“反複辟”的運動還未發動起來，因此當我向軍宣隊提出我要回北京彙報工作時，盡管他們十分不情願放我走，但也無法阻攔。
當時的情況下我隻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過我的走是為了再回來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實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離開沙洋的，那天有一輛卡車去武漢，我可以搭車。
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發生了一件悲劇事件。
早飯後，我出于禮貌，去向軍宣隊告辭，卻發現他們那幾間屋子空無一人。
我在廊下轉悠了一會兒，見通信員小董神色慌張地跑回來。
我問他出什麼事了，他說英語系的教師吳道生在樹林中上吊自盡了！ 吳道生是當時英語系中年講師中極有才華的一個。
我記得他畢業于原南京中央大學，好像是最早一批參加華北革大從南方來到北京的。
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
他才華橫溢，卻在反右鬥争中被劃為“極右”。
他被送去勞改，聽說在那吃不飽肚子的大躍進之後的自然災害年代，吳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頭的勞動。
大約四五年後，他終于回到了外國語學院教書。
但那時，他的家已破碎了，帶着一個兒子住在一号樓進門第一間的小宿舍裡。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自己被批鬥，所以也弄不清吳道生處境如何。
也許那時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對“右派”這樣的“死老虎”并不太感興趣。
可是軍宣隊進院後，他卻被點名說他幕後煽動學生造反。
在沙洋，他在英語系所在的二隊，聽說也被勒令交代問題。
也許他最後走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為命運對他太不公平，他失去得太多了。
我和吳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讀四年級時參加排演了一個蕭伯納的短喜劇“AugustusDoesHisBit”（《奧古斯塔為國效勞》），吳道生是我們的導演。
他不僅英語水平很高，還非常懂戲劇，是一個很好的導演。
他勞改回來後，我與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個年級。
我常常請教他一些備課中的問題，知道他的學識很有根底。
可惜他大概隻在人世間逗留了四十多個年頭，而其中相當長的時間是經曆苦難。
作為吳道生的學生和同事，我和他來往并不密切。
後來在80年代，他的兒子出于盡管不合情理但我卻能夠理解的怨恨情緒把當時英語系教師中的黨員都看做是對他父親的自殺負有責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對我也有一種仇視。
但這又怎能責怪他呢？他本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華出衆，都很會生活。
在我1953年入學之初他們當時是英語系教師中的佼佼者。
然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毀掉了這本應很美滿的知識分子家庭，最後真正的是“家破人亡”。
吳道生在沙洋的樹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
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沒有人為他寫過悼文。
我雖稱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這段文字來悼念一位學識淵博卻命運不濟的知識分子，願這類事情如同我的同學吳璞的不幸，永遠永遠不要在我們的生活中重現！ 我在國慶節那天從武漢乘上火車，急匆匆趕回北京。
回來等了幾天才見到楊德中同志和周恩來總理。
我向他們彙報了我們與軍宣隊在教改問題上的争論。
當時，我的目的也隻是希望周總理說一句話，要8341軍宣隊心平氣和，尊重知識分子，不要亂扣帽子，動不動就要抓“階級鬥争新動向”。
我萬萬沒有料到，周總理如此重視外語教改的問題，他以外國語學院的教改為實例，進行仔細的解剖分析，從而為全國的外語教改指點了方向。
周總理當時正忙于準備接待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
但他卻指示說他要親自聽取争論雙方的彙報，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軍宣隊主要領導回北京參加彙報。
我們這邊除了我之外，也調回了另外幾位參加教改的骨幹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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