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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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使我難以抑制。
此時，那種“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惶恐已經減少了一些，頭腦比那時要清晰一些。
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站出來為我們自己争得公道和正義、人格與尊嚴，我們就隻能被欺壓、蹂躏，甚至喪失我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
恰恰在此時，學校軍宣隊的頭頭不知從哪裡聽說了我的父親與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經教過毛主席讀英語。
軍宣隊畢竟不是初出茅廬的沖動的學生造反派，什麼都不在話下。
他們大概怕在對待我的問題上出差錯，所以有一天海軍軍宣隊的英語系支隊長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處于半隔離狀況中的我請到了他的辦公室，并直截了當地問我是否真的教過毛主席英語。
我說确有其事。
他說能否讓他看看有關材料，于是我獲準回家取“證明”。
我給這位支隊長看了毛主席1964年給父親的信，其中最後說：“含之同志身體可好？望她努力奮鬥，有所益進。
”我還給他看了毛主席學英語時用的大字印刷體的“九評”英語翻譯本。
支隊長表現出對毛主席十分的虔誠和對我的羨慕。
此後，我的處境略有改善，但學校總的形勢并無大變化。
軍宣隊的這個舉動提醒了我，隻有毛主席出來說話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迫害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局面。
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反映外國語學院的情況。
我私下與青年教師、我的鄰居張幼雲商量，她說她贊成給毛主席寫信，并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簽名。
就這樣，我們寫出了給毛主席的“告狀信”，信中講述了軍宣隊、工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包庇極“左”勢力，迫害幹部、教師的情況，請求毛主席派人調查外院情況。
我就是在這樣無奈的情況下走上了“為民請願”的這條我本不願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闖勁下的決定。
而上了梁山要下來卻又難了。
形勢的發展不允許我退縮。
我隻能順着這條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們的信，并且作了指示。
軍宣隊沒有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但後來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
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軍宣隊的大會議室去見當時北京新市委的書記丁國钰同志。
他見我進去，很熱情地與我握手，并說他來之前以為章含之是個男同志，沒想到是位女同志。
那時候我一肚子怨氣，真想對他說：“不見得吧！你來之前一定做過詳盡調查，軍宣隊也一定向你作了彙報，你不會連是男是女都沒有弄清就找我談話吧！”不過，我還是克制了自己，客氣地與他寒暄。
丁國钰同志倒是
此時，那種“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惶恐已經減少了一些，頭腦比那時要清晰一些。
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站出來為我們自己争得公道和正義、人格與尊嚴，我們就隻能被欺壓、蹂躏，甚至喪失我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
恰恰在此時，學校軍宣隊的頭頭不知從哪裡聽說了我的父親與毛主席有交情，我曾經教過毛主席讀英語。
軍宣隊畢竟不是初出茅廬的沖動的學生造反派，什麼都不在話下。
他們大概怕在對待我的問題上出差錯，所以有一天海軍軍宣隊的英語系支隊長突然十分友好地把尚處于半隔離狀況中的我請到了他的辦公室，并直截了當地問我是否真的教過毛主席英語。
我說确有其事。
他說能否讓他看看有關材料，于是我獲準回家取“證明”。
我給這位支隊長看了毛主席1964年給父親的信，其中最後說：“含之同志身體可好？望她努力奮鬥，有所益進。
”我還給他看了毛主席學英語時用的大字印刷體的“九評”英語翻譯本。
支隊長表現出對毛主席十分的虔誠和對我的羨慕。
此後，我的處境略有改善，但學校總的形勢并無大變化。
軍宣隊的這個舉動提醒了我，隻有毛主席出來說話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迫害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局面。
我利用了我得到的人身自由，決定再次上書毛主席，反映外國語學院的情況。
我私下與青年教師、我的鄰居張幼雲商量，她說她贊成給毛主席寫信，并表示可以和我一起簽名。
就這樣，我們寫出了給毛主席的“告狀信”，信中講述了軍宣隊、工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包庇極“左”勢力，迫害幹部、教師的情況，請求毛主席派人調查外院情況。
我就是在這樣無奈的情況下走上了“為民請願”的這條我本不願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闖勁下的決定。
而上了梁山要下來卻又難了。
形勢的發展不允許我退縮。
我隻能順着這條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們的信，并且作了指示。
軍宣隊沒有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但後來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決外國語學院的問題。
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軍宣隊的大會議室去見當時北京新市委的書記丁國钰同志。
他見我進去，很熱情地與我握手，并說他來之前以為章含之是個男同志，沒想到是位女同志。
那時候我一肚子怨氣，真想對他說：“不見得吧！你來之前一定做過詳盡調查，軍宣隊也一定向你作了彙報，你不會連是男是女都沒有弄清就找我談話吧！”不過，我還是克制了自己，客氣地與他寒暄。
丁國钰同志倒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