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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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總被人誤解。
誤解之一是不少人以為我生性好勝，并愛出風頭，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了“群衆代表”。
有人聽說我曾數次上書毛主席，還以為我是個造反派頭頭。
産生這些誤解其實也有道理。
我在70年代曾經成為“新聞人物”。
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時候，文藝蕭條，人們隻能反反複複地看八個樣闆戲。
外國的除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電影，更是少得可憐。
于是外交活動的新聞紀錄片就成了人們看到一點新奇事物的一個主要渠道。
而我們這些天天出入外交場合的人便都成了“業餘明星”。
尤其是1971年的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之後的尼克松訪華，更使我們這些參與者名噪一時。
記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訪華結束從上海啟程回美國之後，我們在上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結伴上街，沒想到街上的行人竟來圍觀，并能叫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可見當時這些每日的電視新聞對人們所造成的影響。
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擁有很多優秀的年輕翻譯，但他們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當年那樣為人熟知了。
新聞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
至今，知識階層中四十歲以上的不少人對我尚有印象，大概還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聞報道造成的。
由此，人們很容易認為我是個喜愛社交的活躍人物。
多年前，一位新聞界朋友問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麼？我說：“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
你們都認為我是個‘女強人’那一類的女人，一定胸懷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如果我告訴你我的真實内心世界，你也一定不相信。
其實，我最向往的是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溫馨小家庭，讓我有個舒适的環境讀讀書，為丈夫、孩子做點可口的飯菜。
你能相信嗎？”可惜，這個願望我一生都未實現。
其實，我成為今天的我，唯心的說法大概是命運的作弄，現實的原因是“逼上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來是個非常安于現狀的普通大學外語教師。
萬未料到，一場“革命風暴”把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其原來的軌道。
在我挨批挨鬥的時候，我對未來完全喪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夠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之後，在兩派争鬥的時候，我也不是什麼主要人物。
因為我當時很微不足道，本來兩派鬥争也不應當把我卷入。
沒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之後，我和我的朋友們又一次被打成了“敵人”，而且來勢非常猛。
吳璞之死給我刺激很大，朋友們一個個落難使我内心的憤慨越來越超過了恐
誤解之一是不少人以為我生性好勝，并愛出風頭，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了“群衆代表”。
有人聽說我曾數次上書毛主席，還以為我是個造反派頭頭。
産生這些誤解其實也有道理。
我在70年代曾經成為“新聞人物”。
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時候，文藝蕭條，人們隻能反反複複地看八個樣闆戲。
外國的除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電影，更是少得可憐。
于是外交活動的新聞紀錄片就成了人們看到一點新奇事物的一個主要渠道。
而我們這些天天出入外交場合的人便都成了“業餘明星”。
尤其是1971年的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之後的尼克松訪華，更使我們這些參與者名噪一時。
記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訪華結束從上海啟程回美國之後，我們在上海有一天假期，于是結伴上街，沒想到街上的行人竟來圍觀，并能叫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可見當時這些每日的電視新聞對人們所造成的影響。
今天的外交部仍然擁有很多優秀的年輕翻譯，但他們的名字就不可能像我當年那樣為人熟知了。
新聞媒介的作用真是不可低估。
至今，知識階層中四十歲以上的不少人對我尚有印象，大概還是二十年前的那些新聞報道造成的。
由此，人們很容易認為我是個喜愛社交的活躍人物。
多年前，一位新聞界朋友問我一生最向往的是什麼？我說：“我大概能猜到你期待的回答。
你們都認為我是個‘女強人’那一類的女人，一定胸懷大志，希望一生中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如果我告訴你我的真實内心世界，你也一定不相信。
其實，我最向往的是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溫馨小家庭，讓我有個舒适的環境讀讀書，為丈夫、孩子做點可口的飯菜。
你能相信嗎？”可惜，這個願望我一生都未實現。
其實，我成為今天的我，唯心的說法大概是命運的作弄，現實的原因是“逼上梁山”。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本來是個非常安于現狀的普通大學外語教師。
萬未料到，一場“革命風暴”把我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其原來的軌道。
在我挨批挨鬥的時候，我對未來完全喪失了希望和信念，能夠活下去苟且偷生大概就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之後，在兩派争鬥的時候，我也不是什麼主要人物。
因為我當時很微不足道，本來兩派鬥争也不應當把我卷入。
沒有想到，1968年秋天，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之後，我和我的朋友們又一次被打成了“敵人”，而且來勢非常猛。
吳璞之死給我刺激很大，朋友們一個個落難使我内心的憤慨越來越超過了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