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家胡同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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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内務大臣的朱啟钤老先生的私宅後院。
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
總理那次見到父親擁擠不堪的書房兼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說對父親沒有關心到，這麼多年，竟讓父親借居友人家中。
回去後，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國務院管理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院住宅。
本來，許多高級幹部當時的宿舍都是四合院。
但在母親選定51号院之後，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産黨的幫助和合作。
父親去世後，在北京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号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
其實，我當年和母親一樣并不大喜歡四合院。
我在上海出生、長大，我更喜歡上海那些帶花園的西式洋樓。
我總覺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裡面似乎背着沉重的曆史包袱。
四合院也很不方便。
尤其是冬天，從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經過寒氣襲人的院子。
廚房那麼遠，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涼了一半。
記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飯，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鍋上海“全家福”——一隻整雞、一個蹄髈、一塊火腿。
在端着砂鍋走過院子時，因為砂鍋從火上剛取下，而當年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寒冷，這一冷一熱，砂鍋的底掉了，全雞、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
弄得這除夕夜很掃興。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後，這偌大的院子裡平添了無限的樂趣。
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
搬進四合院時，父親已是八十高齡，解放後，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酬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寫他的《柳文指要》。
他在這大大的寬敞的四合院裡很舒适、很滿足，真是過着他一生從未享受過的安甯。
而妞妞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
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了在我幼年、童年時代對我的關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
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忍。
對于我來說，這個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溫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的歲月。
那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許回家。
家，這時成了我最溫暖的避風港。
守着年邁、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歡滿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時光停止，再不往前，讓我永遠忘卻外面瘋狂的世界，讓我停留在這充滿人情、人性的四合院裡，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經作出過多少奉獻，而如今卻是充滿敵意的校園。
父親在這個四合院裡平平靜靜地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完成了最後的著作《柳文指要》。
可惜他未能在這四合院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1973年5月，父親為了祖國統一大業，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二歲高齡時，遠赴香港。
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
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專機送父親前往。
但是父親畢竟高齡，到香港很不适應那裡潮濕的氣候，在我送父親到香港後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時，我已感到父親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
那天下午，他顯得有點傷感，拉着我的手說：“回去報告總理，我已經開始會晤台灣方面的朋友了。
我盡快做完這些事，回北京。
你轉告總理，早點派飛機來接我回去。
”父親去香港是當時毛主席的一個驚人之舉。
九十二歲的“和平老人”（父親1948年曾作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來北平與中國共産黨議和，未果）以探親名義去香港，中國政府卻派出專機護送到港，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架降落在啟德機場的中國飛機。
可惜，父親沒有能等到總理派專機接他的那一天。
6月29日，我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傳達總理指示，說父親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準備随周總理指派的醫療小組乘專機去香港，接父親回北京。
當時決定7月2日啟程，外交部已根據總理指示，發了緊急照會給當時的英國代辦處，申請專機降落及人員入港簽證。
但是，就在7月1日淩晨二時左右，冠華打來電話說外交部值班室接總理辦公室電話，父親已在香港病故。
他終于沒有能回到他眷戀的四合院。
三 51号院真正成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華搬進來之後。
還記得我們的愛情所面臨的最早一次考驗就發生在這四合院前院的傳達室裡。
那是1973年5月，父親去香港之後，國務院管理局決定趁父親在香
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
總理那次見到父親擁擠不堪的書房兼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說對父親沒有關心到，這麼多年，竟讓父親借居友人家中。
回去後，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國務院管理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院住宅。
本來，許多高級幹部當時的宿舍都是四合院。
但在母親選定51号院之後，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産黨的幫助和合作。
父親去世後，在北京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号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
其實，我當年和母親一樣并不大喜歡四合院。
我在上海出生、長大，我更喜歡上海那些帶花園的西式洋樓。
我總覺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裡面似乎背着沉重的曆史包袱。
四合院也很不方便。
尤其是冬天，從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經過寒氣襲人的院子。
廚房那麼遠，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涼了一半。
記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飯，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鍋上海“全家福”——一隻整雞、一個蹄髈、一塊火腿。
在端着砂鍋走過院子時，因為砂鍋從火上剛取下，而當年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寒冷，這一冷一熱，砂鍋的底掉了，全雞、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
弄得這除夕夜很掃興。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後，這偌大的院子裡平添了無限的樂趣。
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
搬進四合院時，父親已是八十高齡，解放後，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酬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寫他的《柳文指要》。
他在這大大的寬敞的四合院裡很舒适、很滿足，真是過着他一生從未享受過的安甯。
而妞妞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
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了在我幼年、童年時代對我的關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
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忍。
對于我來說，這個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溫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的歲月。
那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許回家。
家，這時成了我最溫暖的避風港。
守着年邁、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歡滿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時光停止，再不往前，讓我永遠忘卻外面瘋狂的世界，讓我停留在這充滿人情、人性的四合院裡，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經作出過多少奉獻，而如今卻是充滿敵意的校園。
父親在這個四合院裡平平靜靜地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完成了最後的著作《柳文指要》。
可惜他未能在這四合院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
1973年5月，父親為了祖國統一大業，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二歲高齡時，遠赴香港。
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
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專機送父親前往。
但是父親畢竟高齡，到香港很不适應那裡潮濕的氣候，在我送父親到香港後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時，我已感到父親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
那天下午，他顯得有點傷感，拉着我的手說：“回去報告總理，我已經開始會晤台灣方面的朋友了。
我盡快做完這些事，回北京。
你轉告總理，早點派飛機來接我回去。
”父親去香港是當時毛主席的一個驚人之舉。
九十二歲的“和平老人”（父親1948年曾作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來北平與中國共産黨議和，未果）以探親名義去香港，中國政府卻派出專機護送到港，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架降落在啟德機場的中國飛機。
可惜，父親沒有能等到總理派專機接他的那一天。
6月29日，我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傳達總理指示，說父親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準備随周總理指派的醫療小組乘專機去香港，接父親回北京。
當時決定7月2日啟程，外交部已根據總理指示，發了緊急照會給當時的英國代辦處，申請專機降落及人員入港簽證。
但是，就在7月1日淩晨二時左右，冠華打來電話說外交部值班室接總理辦公室電話，父親已在香港病故。
他終于沒有能回到他眷戀的四合院。
三 51号院真正成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華搬進來之後。
還記得我們的愛情所面臨的最早一次考驗就發生在這四合院前院的傳達室裡。
那是1973年5月，父親去香港之後，國務院管理局決定趁父親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