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家胡同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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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生怕這種日子還會再來，于是異想天開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樹之間的中央空地做了一個大圓台子，中間鋪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
這還不夠，母親愛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磚，種了一片苋菜。
母親很高興，女兒妞妞也快樂。
祖孫兩人忙乎着收獲嫩玉米，督促刨花生。
這高大的官府結構的四合院，每當收獲季節，便變成了農家場院。
再後來，發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
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備戰、備荒”，都說美國和蘇聯要打進來。
國務院決定給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級幹部在院子裡挖一個防空洞。
工程隊開進了四合院，把母親的玉米、花生壇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東邊那棵海棠樹旁邊挖了一個長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約兩米多深，還拐了彎，從南房前西邊的梨樹旁挖了一個正方形的出口，入口處很寬敞，修了水泥石階下去。
出口處卻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牆上做了一個爬梯。
出、入口都十分簡陋，隻不過兩塊厚厚的鐵皮蓋，入口的那塊足有兩米長、一米寬，出口的是一米見方。
自從有了這兩個防空洞出入口，這正院就徹底地破壞了。
後來，父親在香港去世。
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冠華放棄了外交部為他修繕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進了我的四合院。
他搬來後，曾經想重新規劃院中的樹木。
我們讨論了多次，意見不同，未達成協議。
他當時想在北房前栽兩棵梧桐，南房前栽兩棵楊柳。
冠華生前最鐘愛的樹木是梧桐、楊柳、塔松、桂花和青竹。
他一直很遺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種桂花和竹子。
所以後來在我為他修蘇州東山的墓地時，我為他種了塔松、金桂和銀桂各一株。
我當時不同意他的意見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
我說楊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WILLOW”（哭泣的楊柳），不大吉利。
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
冠華也就沒有堅持。
事隔二十四年之後，我真有點後悔沒有按他的意見辦。
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楊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兩個方面。
如果當時栽了這些樹，雖說在四合院中很罕見，但也許會留下對冠華靜靜的紀念。
樹沒有換，按我的意見，我們在南房前搭了一個葡萄架，東跨院栽了一棵棗樹，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樹。
這都是傳統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樹，後來倒也帶來不少豐收的喜悅。
二 對于父親和我們全家來說，史家胡同這所四合院才使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于我們的家。
父親生前常對我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産，也無不動産。
”他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曆程中，經手過的錢财不可謂不多。
然而，他樂善好施，沒有給自己置一分地，買一幢房，銀行裡也沒有存款。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在上海住的兩處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讓出一部分給我們安身的。
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
父親常說的還有一句話：“我這一生，從無财富，但又從不缺錢。
”而别人給了他錢，他又轉手去給比他更需要錢的人。
解放後，許多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濟上沒有了收入，都很拮據。
他們來找父親，父親總是接濟他們。
為這事，母親沒有少唠叨抱怨。
有時，父親實在沒錢了，就寫信給周總理、毛主席請政府解決。
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
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征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
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随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産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
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
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
這哪裡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
解放了，他沒有那些财主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
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産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
我很感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
” 所以，這51号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
他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
1959年，周總理到東四八條54号去看望父親。
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後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親的老友、曾任
這還不夠，母親愛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磚，種了一片苋菜。
母親很高興，女兒妞妞也快樂。
祖孫兩人忙乎着收獲嫩玉米，督促刨花生。
這高大的官府結構的四合院，每當收獲季節，便變成了農家場院。
再後來，發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
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備戰、備荒”，都說美國和蘇聯要打進來。
國務院決定給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級幹部在院子裡挖一個防空洞。
工程隊開進了四合院，把母親的玉米、花生壇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東邊那棵海棠樹旁邊挖了一個長方形的“防空洞”入口，地下挖了大約兩米多深，還拐了彎，從南房前西邊的梨樹旁挖了一個正方形的出口，入口處很寬敞，修了水泥石階下去。
出口處卻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牆上做了一個爬梯。
出、入口都十分簡陋，隻不過兩塊厚厚的鐵皮蓋，入口的那塊足有兩米長、一米寬，出口的是一米見方。
自從有了這兩個防空洞出入口，這正院就徹底地破壞了。
後來，父親在香港去世。
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冠華放棄了外交部為他修繕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進了我的四合院。
他搬來後，曾經想重新規劃院中的樹木。
我們讨論了多次，意見不同，未達成協議。
他當時想在北房前栽兩棵梧桐，南房前栽兩棵楊柳。
冠華生前最鐘愛的樹木是梧桐、楊柳、塔松、桂花和青竹。
他一直很遺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種桂花和竹子。
所以後來在我為他修蘇州東山的墓地時，我為他種了塔松、金桂和銀桂各一株。
我當時不同意他的意見其實也沒有什麼道理。
我說楊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WILLOW”（哭泣的楊柳），不大吉利。
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
冠華也就沒有堅持。
事隔二十四年之後，我真有點後悔沒有按他的意見辦。
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楊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兩個方面。
如果當時栽了這些樹，雖說在四合院中很罕見，但也許會留下對冠華靜靜的紀念。
樹沒有換，按我的意見，我們在南房前搭了一個葡萄架，東跨院栽了一棵棗樹，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樹。
這都是傳統北京四合院中的果樹，後來倒也帶來不少豐收的喜悅。
二 對于父親和我們全家來說，史家胡同這所四合院才使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于我們的家。
父親生前常對我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産，也無不動産。
”他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曆程中，經手過的錢财不可謂不多。
然而，他樂善好施，沒有給自己置一分地，買一幢房，銀行裡也沒有存款。
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在上海住的兩處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讓出一部分給我們安身的。
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
父親常說的還有一句話：“我這一生，從無财富，但又從不缺錢。
”而别人給了他錢，他又轉手去給比他更需要錢的人。
解放後，許多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濟上沒有了收入，都很拮據。
他們來找父親，父親總是接濟他們。
為這事，母親沒有少唠叨抱怨。
有時，父親實在沒錢了，就寫信給周總理、毛主席請政府解決。
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
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征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
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随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産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
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
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
這哪裡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
解放了，他沒有那些财主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
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産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
我很感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
” 所以，這51号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
他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
1959年，周總理到東四八條54号去看望父親。
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後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親的老友、曾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