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我們全都在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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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于伊斯坦布爾做白日夢寫下的《獨一真主書》中，還有一對紅眼和沉重的身軀。
我還在做菜鳥記者的那幾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戲》的幽默小報在内地廣為流行，報上連載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戰的土耳其軍人為主角的愛情漫畫，故事中的鞑迦爾被畫成臉缺嘴歪。
這位在戰鬥中使盡花招耍弄我方軍人、與君士坦丁堡衆佳麗翻雲覆雨、至今尚未被打敗的鞑迦爾，有一個寬額頭，大鼻子，沒有胡子（符合我不時提醒插畫者的建議）。
相對于激起我們鮮明想像力的鞑迦爾，我們卻惟有一位作家費瑞·凱末爾醫生，能夠以拟人化方式呈現人們企盼已久的無上榮耀救世主。
他用法文寫下《大帕夏》，然而此書到了1870年卻也隻能在巴黎出版，關于這一點，有些人認為是我國文學的一大損失。
隻因為是用法文寫成的，就把這部具體描繪它的形貌的獨特作品，摒除于我國文學之外，這是既錯誤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責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審判長”這一段，是剽竊自那一篇微薄的論文——這種說法雖然令人難堪，但是在某些東方背景的出版物如《儀式的源泉》或《偉大的東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
許多人吵鬧不休地讨論究竟西方從東方偷了些什麼，或是東方從西方偷了什麼，關于這一類主題，總會讓我再度興起一個想法：如果這個我們稱之為世界的夢之國境是一棟房子的話，那我們則像個夢遊者，迷失在其中。
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時鐘，挂在屋子裡各個房間的牆壁上。
茫然迷失的我們，盼望能憑借時鐘來定出自己的所在。
現在來看看： 1.如果要說在夢境之屋的房間裡，某一個滴答作響的時鐘是正确的，而另一個是錯誤的，這麼說很愚蠢。
2.如果要說房間裡的一個時鐘比另一個快了五個小時，這麼說也很愚蠢。
因為，依循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前面的時鐘比後面那個慢了七個小時。
3.如果因為其中一個鐘指了九點三十五分，經過一段時間後，另一個鐘也指到九點三十五分，最後得出結論說其中一個鐘在模仿另一個鐘，這種說法更是愚蠢至極。
伊本·阿拉比這位寫了兩百多本神秘書籍的作家，在科爾多瓦參加阿威羅伊葬禮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寫下了一本書，靈感起源于一個故事（夢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帶到耶路撒冷後，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稱為“米拉區”）登上天，從那裡，他很仔細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獄，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叙述的。
現在，讓我們仔細評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領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見所聞、他與衆先知們聚談的内容。
再考慮到當年他寫作這本書時，年屆三十三歲（1198年）。
若是從這幾點就得出結論，說他書中的做夢女孩妮贊是“真的”，而但丁筆下的貝阿特麗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對的”，而但丁是“錯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
這樣的說法，正是我所謂第一種愚昧的一個例子。
安達盧西亞的哲人伊本·圖飛爾在11世紀時，寫了《自修的哲人》一書，内容講述一個孩童被遺棄在一座荒島，他在島上住了好幾年，慢慢地學會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聖真理”。
如果把這本書和丹尼爾·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相比，然後說前者“早了”後者六百年，或者說因為後者對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為詳細，所以伊本·圖飛爾“晚了”笛福六百年，這兩個結論，都是第二種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師，穆斯塔法三世統治期間的一位伊斯蘭教長，在聽到一位口無遮攔的朋友說了一句魯莽失禮的話之後，突然受到啟發（那位朋友在某個星期五晚上來教長家拜訪，看見他的書房裡有一張精美的寫字台，不禁說道：“尊貴的先生，你的書桌看起來就好像你的腦袋一樣，亂七八糟啊。
”），于是在1761年3月提筆寫下一首雙韻長詩，其中用了許多關于他的腦袋和寫字台的比喻，以證明兩者中的每樣東西都是井然有序。
他在詩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我們的腦袋也有十二個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亞美尼亞制寫字台，有兩個小櫃、四個架子和十二個抽屜——以便讓我們置放時間、空間、數字、文件，以及我們今日稱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種零星雜物。
而在他二十年後，康德才把純粹理性分類成十二個範疇。
如果我們就因此推論說，德國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據為己有，那麼此種說法，正是第三種愚昧的例子。
費瑞·凱末爾醫生
我還在做菜鳥記者的那幾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戲》的幽默小報在内地廣為流行，報上連載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戰的土耳其軍人為主角的愛情漫畫，故事中的鞑迦爾被畫成臉缺嘴歪。
這位在戰鬥中使盡花招耍弄我方軍人、與君士坦丁堡衆佳麗翻雲覆雨、至今尚未被打敗的鞑迦爾，有一個寬額頭，大鼻子，沒有胡子（符合我不時提醒插畫者的建議）。
相對于激起我們鮮明想像力的鞑迦爾，我們卻惟有一位作家費瑞·凱末爾醫生，能夠以拟人化方式呈現人們企盼已久的無上榮耀救世主。
他用法文寫下《大帕夏》，然而此書到了1870年卻也隻能在巴黎出版，關于這一點，有些人認為是我國文學的一大損失。
隻因為是用法文寫成的，就把這部具體描繪它的形貌的獨特作品，摒除于我國文學之外，這是既錯誤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責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審判長”這一段，是剽竊自那一篇微薄的論文——這種說法雖然令人難堪，但是在某些東方背景的出版物如《儀式的源泉》或《偉大的東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
許多人吵鬧不休地讨論究竟西方從東方偷了些什麼，或是東方從西方偷了什麼，關于這一類主題，總會讓我再度興起一個想法：如果這個我們稱之為世界的夢之國境是一棟房子的話，那我們則像個夢遊者，迷失在其中。
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時鐘，挂在屋子裡各個房間的牆壁上。
茫然迷失的我們，盼望能憑借時鐘來定出自己的所在。
現在來看看： 1.如果要說在夢境之屋的房間裡，某一個滴答作響的時鐘是正确的，而另一個是錯誤的，這麼說很愚蠢。
2.如果要說房間裡的一個時鐘比另一個快了五個小時，這麼說也很愚蠢。
因為，依循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前面的時鐘比後面那個慢了七個小時。
3.如果因為其中一個鐘指了九點三十五分，經過一段時間後，另一個鐘也指到九點三十五分，最後得出結論說其中一個鐘在模仿另一個鐘，這種說法更是愚蠢至極。
伊本·阿拉比這位寫了兩百多本神秘書籍的作家，在科爾多瓦參加阿威羅伊葬禮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寫下了一本書，靈感起源于一個故事（夢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帶到耶路撒冷後，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稱為“米拉區”）登上天，從那裡，他很仔細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獄，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叙述的。
現在，讓我們仔細評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領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見所聞、他與衆先知們聚談的内容。
再考慮到當年他寫作這本書時，年屆三十三歲（1198年）。
若是從這幾點就得出結論，說他書中的做夢女孩妮贊是“真的”，而但丁筆下的貝阿特麗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對的”，而但丁是“錯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
這樣的說法，正是我所謂第一種愚昧的一個例子。
安達盧西亞的哲人伊本·圖飛爾在11世紀時，寫了《自修的哲人》一書，内容講述一個孩童被遺棄在一座荒島，他在島上住了好幾年，慢慢地學會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聖真理”。
如果把這本書和丹尼爾·笛福的《魯賓遜漂流記》相比，然後說前者“早了”後者六百年，或者說因為後者對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為詳細，所以伊本·圖飛爾“晚了”笛福六百年，這兩個結論，都是第二種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師，穆斯塔法三世統治期間的一位伊斯蘭教長，在聽到一位口無遮攔的朋友說了一句魯莽失禮的話之後，突然受到啟發（那位朋友在某個星期五晚上來教長家拜訪，看見他的書房裡有一張精美的寫字台，不禁說道：“尊貴的先生，你的書桌看起來就好像你的腦袋一樣，亂七八糟啊。
”），于是在1761年3月提筆寫下一首雙韻長詩，其中用了許多關于他的腦袋和寫字台的比喻，以證明兩者中的每樣東西都是井然有序。
他在詩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我們的腦袋也有十二個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亞美尼亞制寫字台，有兩個小櫃、四個架子和十二個抽屜——以便讓我們置放時間、空間、數字、文件，以及我們今日稱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種零星雜物。
而在他二十年後，康德才把純粹理性分類成十二個範疇。
如果我們就因此推論說，德國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據為己有，那麼此種說法，正是第三種愚昧的例子。
費瑞·凱末爾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