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三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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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他有沒有敵人:他數了又數,數個沒完。

     ——與雅哈·凱末爾[1]雅哈·凱末爾(YahyaKemal,1884—1958),被認為是最後一位偉大的奧斯曼詩人。

    [1]對談 他的葬禮果然如他所恐懼的,實現了他三十二年前的預言:貧病安養院的一名室友和一名看護;一個退休記者,是專欄作家在過去聲名如日中天時所提攜的後進;兩個對作家生平作品一無所知的糊塗親戚;一名格格不入的希臘富孀,頭上戴着一頂覆有薄霧面紗的帽子,胸口别着一隻狀似蘇丹羽飾的胸針;受人尊崇的阿訇;我,以及棺材裡的屍體。

    加起來總共九個人。

    昨天,當棺材入土時,正下着暴風雪,因此等阿訇草草念完禱詞後,我們剩下的人便匆匆忙忙地把土撒入墳中。

    接着,我還來不及多想,衆人已轉身離開。

    我走進空無一人的克西克黎車站等待電車。

    才剛越過河,來到城市的另一頭,我便直接走上貝尤魯,去阿哈布朗看正在上映的電影,愛德華·羅賓遜主演的《血紅街道》。

    我走進電影院讓自己好好沉醉了一番。

    我一直都很喜歡愛德華·羅賓遜,在這部片子裡,他飾演一個窩囊官僚兼業餘畫家,出入總是穿華服裝氣派,騙人說自己是一位億萬富翁,隻為了讓情人對他刮目相看。

    結果沒想到他的心上人,瓊·班内特,竟然自始至終都有别的男人。

    背叛的打擊讓他傷透了心,從此一蹶不振。

    看見他飽受折磨,令人也不禁沮喪了起來。

     我初次遇見親愛的往生者時(我刻意選擇他常用的字詞作為段落的起頭,前面一段也是如此),他是一位七十歲的專欄耆老,而我年僅三十。

    那天,我要到巴克爾廓伊拜訪一個朋友,正當我準備跨進斯克西火車站的通勤電車時,好巧不巧居然看見了他!他坐在月台上一個小吃攤位的桌子邊,與另外兩位我少年時代萬分仰慕的專欄作家一起喝着茴香酒。

    讓我驚訝的,并不是在擁擠吵鬧、摩肩接踵的斯克西火車站裡,居然能撞見這三位在我的文學想像中如卡夫山一樣高不可攀的傳奇性的七旬老者,而是看見他們三個人在一起,坐在同一張桌子邊喝酒,就好像大仲馬筆下的三劍客在酒館裡喝酒,但事實上,在他們的文學生涯中,這三位揮筆之士從來不曾停止彼此謾罵。

    将近半世紀的寫作生涯中,曆經了兩個蘇丹、一個哈裡發,還有三個總統,這三位好戰的作家始終互相攻擊,指控對方犯下各種罪行(有時候的确一針見血):無神論、青年土耳其主義、親法主義、民族主義、共濟會主義、凱末爾主義、共和主義、通敵叛國、保皇主義、西化主義、神秘主義、抄襲剽竊、納粹主義、猶太主義、阿拉伯主義、亞美尼亞主義、同性戀、變節、宗教正統主義、大美國主義,以及為了跟上當時的流行話題,還有存在主義。

    (那陣子,其中一位還公開表示,伊本·阿拉比[1]伊本·阿拉比(IbnArabi,15—1240),穆斯林世界的偉大性靈導師和宗教複興者。

    [1],這位不僅在七百年後被人争相模仿,更被西方世界大肆剽竊的思想家,才是“永遠的存在主義者”。

    )我仔細端詳了三位作家好一會兒,接着,在一股内在沖動的驅策下,我走上前來到他們桌邊,簡單自我介紹了一下,然後分别給予三個人我小心拿捏後相同分量的贊美。

     現在,我希望讀者們能夠體諒:那時的我雖然年輕熱情、創意十足、幹勁充沛、聰明又成功,但仍在自戀與自信之間徘徊不定,在遠大志向與自私投機之間猶豫不決。

    身為一個初出茅廬的菜鳥專欄作家,我之所以有膽量去接近這三位偉大的前輩大師,基本上是因為我心裡很清楚,我比他們三個人更多地吸引讀者,我收到的讀者信件比他們多,我寫得比他們好。

    當然,他們也心不甘情不願地明白,至少前面兩項是事實。

     這便是為什麼我會很欣喜地把他們對我的不屑一顧,解釋為我個人的勝利。

    倘若我不是一位成功的年輕專欄作家,而隻是一個滿懷仰慕的平凡讀者,他們自然會對我友善得多。

    一開始,他們并沒有邀請我坐下,于是我等着。

    接着,好不容易他們準我坐下後,卻把我當成服務生一樣使喚我去廚房,于是我就替他們服務。

    他們想翻一翻某本周刊,我當然義不容辭跑去書報攤幫他們買。

    我替其中一個人剝桔子,替另一個人撿餐巾好省得他彎腰,我更順着他們的期待,卑躬屈膝地回答:不是的,先生,很可惜我法文很糟,我隻是偶爾晚上會一邊查字典一邊努力研讀《惡之花》。

    雖然我的無知使得他們更無法忍受敗給我的事實,不過我極度的自我貶抑似乎減輕了罪過。

     許多年後,當我發現自己也擺出同樣的姿态對付年輕記者時,我才明白,盡管當時這三位大師看起來一副對我毫無興趣的樣子,隻是自顧自地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