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溫哥華,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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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登總理的專機是在東部時間差幾分鐘一點30分降落在渥太華機場的。

    在這同一時間,與渥太華相隔4個省和3個時區的西海岸的溫哥華市,剛剛上午10點30分,關系到亨利·杜瓦爾的前途與自由的聽證會,就是預定在這個時間在法官接待室裡召開。

     “為什麼是在法官接待室舉行?”在不列颠哥倫比亞省最高法院大樓樓上的走廊裡,丹·奧利夫在人群中攔住了阿蘭·梅特蘭德。

    “為什麼不在法庭舉行聽證會?阿蘭剛剛從外面進來,一夜的狂風使外面的世界冰冷刺骨。

    現在,在溫暖的樓内,他們正被周圍的人流所裹挾:大袍飄動,來去匆匆的律師;正在和當事人進行最後一分鐘秘密磋商的法律顧問;法官;還有新聞記者——由于杜瓦爾事件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今天來的記者異乎尋常地多。

     “聽證會是要在法庭裡舉行的,”阿蘭急急說道。

    “你看,我不能停下來,幾分鐘之後聽證會就要開始了。

    ”他看見丹·奧利夫的鉛筆正停留在一本打開的筆記本上,覺得很不舒服。

    自從前幾天奧利夫的那篇報道發表以來,他已見過無數記者了。

    昨天,當他申請人身保護令的消息傳開後,又是一批記者,一連串的接見和問題:你真的能赢嗎?你以為會發生什麼情況?如果人身保護令被批準你下一步準備怎麼辦。

     他回避了大多數的問題,理由是他要考慮職業的慣例;他說,無論如何他不能任意讨論一個正在審理中的案件。

    他知道,法官們讨厭那些喜歡抛頭露面的律師,而目前報界對他的注意使他感到自己的處境很不利。

    然而他的這一切擔憂絲毫也沒改變報上的大标題,包括昨天的和今天的,也包括收音機和電視上的新聞報道…… 還有,從昨天下午開始,從全國各地打來了許多電話和電報。

    都是陌生人打來的,大多數都是他從來沒聽說過的人,但有幾個是他聽說過的大人物。

    所有這些人都祝他成功,有幾個還為他捐款。

    他發現自己十分感動,一個不幸的人的遭遇竟能激起這麼多人的真誠關切。

     這時,在他停下來和丹·奧利夫說話的時候,其他一些記者圍了上來。

    一個阿蘭昨天就熟悉了的外地記者——他記得好象是《蒙特利爾報》的記者——問道:“喂,這個‘接待室’是怎麼回事?” 阿蘭想,最好用一兩分鐘解釋清楚。

    這些記者不是經常進行法庭采訪的記者,而新聞界在他需要幫助時又曾經給予過他幫助…… 他迅速解釋道:“除了正式審判之外,所有的事項都是在法官的接待室而不是在法庭上受理的。

    但通常要聽證的事項太多,涉及的人也太多,法官便移到法庭裡去受理。

    這時,法庭就成了法官的臨時接待室了。

    ” “真見鬼!”人群後面響起一個人嘲弄的聲音。

    “那句說法律是蠢驢的俗話是怎麼說的?” 阿蘭笑了笑。

    “如果我贊同你,你說不定會引用我的話。

    ” 前面一個小個子問道:“杜瓦爾今天到場嗎?” “不!”阿蘭答道。

    “他還在船上。

    隻有‘如無反對、即行生效’令被确認生效——也就是說得到了人身保護令,他才能下船。

    今天的聽證會就是為了這個。

    ” 湯姆·路易斯那粗短的身材從人群中擠了進來。

    他拉起阿蘭的胳膊催促道:“喂,快走吧!” 阿蘭看了一下表,幾乎10點30分了。

    “就這樣吧,”他對記者們說,“我們最好都進去吧。

    ” “祝你好運,夥計!”一位電台的記者說道。

    “我們支持你。

    ” 當最後一個人走進來時,外面的門關上了,書記員高聲說道:“安靜!”在這間小小的長方形法庭前面,一名書記員走了進來,随後威利斯法官快步走了進來。

    他走上法官的高台,認真地向那二十幾名法律顧問鞠了一躬。

    這些顧問要在這裡坐半個小時左右。

    鞠畢躬,他沒有回頭看,便潇灑地坐在書記員剛剛放在他身後的那張椅子上。

     湯姆·路易斯湊到阿蘭身邊耳語道:“如果那家夥的椅子放晚了,他跌倒了就别想再起來了。

    ” 法官向他們這個方向看了一眼,他那嚴峻的長方臉、灰白色的濃眉和深邃的眼睛,阿蘭兩天前就熟悉了。

    阿蘭不知道他是否聽見了他們的談話,但他立即肯定那是不可能的。

    隻見法官向書記員用力地、莊嚴地點了點頭,示意聽證會程序可以開始了。

     阿蘭環視着裝飾着桃花的木護牆闆的法庭,發現記者們在前面過道兩旁整整占兩排座席,在他這一側,他的前面和後面坐的都是同行律師。

    他們大多數的手中都拿着或正讀着法律文件,等着招呼到他們的案件。

    當他的頭轉向後面時,又有5個人走了進來。

     第一個人是傑貝克船長,他穿着一套藍哔叽西服,胳博上搭着一件雨衣。

    他走在這生疏的環境裡有點不知所措。

    跟着他進來的是一個較他年長的人,那人衣着筆挺,阿蘭認出他是商業區裡一家專門從事海事法服務的律師事務所的同行,兩人見過一次面。

    他大概是船運公司聘請的律師吧。

    兩人在記者群後面落了座,律師向這邊友好地點點頭,傑貝克船長也帶着微笑歪了一下頭。

     後面跟着進來3個人——前面的是埃德加·克雷默。

    象往常一樣,他的條紋西裝熨得十分整潔,衣兜露着折疊得整整齊齊的手帕。

    第二個人是個矮胖敦實的人,留着修剪得象牙刷毛似的短胡子,他們進來時仍在畢恭畢敬地聽着克雷默說着什麼。

    也許他是移民部的什麼助理,阿蘭想。

    第三個人把他們倆讓到前面,他也是個矮胖子,但舉止高雅。

    從他進入法庭的那種自信風度來看,幾乎可以立即斷定他也是位律師。

     在法庭的前面已開始受理當日的申請了,書記員一個一個地叫着名字、每叫一個名字,就有一名律師站起來,簡要地說明一下他的事項。

    法官一般随便問一兩個問題,然後點一下頭,表示批準申請。

     湯姆·路易斯捅了一下阿蘭。

    “那個硫酸桶臉色的人就是你的那個克雷默嗎?” 阿蘭點點頭。

     湯姆又轉過頭去仔細打量着另外兩個人。

    一會他轉過身來,噘起嘴打了個無聲的口哨。

    他耳語道:“你看見他是和誰來的嗎?” “穿着時髦的灰衣服的人嗎?”阿蘭小心問道。

    “我不認識他。

    你呢?” 湯姆把手放在嘴上,小聲說道:“我當然認識。

    他就是A·R·巴特勒,是女王的法律顧問呢。

    夥計,他們把重型炮彈對準你了。

    怎麼樣?想逃跑嗎?” “說實話,是想逃。

    ”阿蘭咕哝地說道。

     A·R·巴特勒是個富有魔力的名字。

    他是該市最成功的審判律師之一,享有極高的聲望。

    他的律師技巧登峰造極,他的審間和辯護都是緻命的。

    他通常隻接受重大案件。

    移民部一定是作了大量的說服工作,并出了一大筆咨詢費,才把他找來的,一阿蘭想。

    阿蘭注意到,記者群中已經出現了感興趣的,騷動。

     隻聽書記員招呼道:“關于亨利·杜瓦爾——人身保護令的申請。

    ” 阿蘭站了起來。

    他急促地說:“閣下,我可以等到第二次點名受理嗎?”這是為了對在座的其他律師禮貌起見,名單上排在他後面的人,有的申請可能不需辯論,因而可以很快辦完就走。

    然後,剩下的那些名字會被再次叫到,這些人都預料自己的案子可能要多費周折。

     法官點點頭,書記員便念起下一個人名。

     阿蘭坐了下來,覺得有人在碰他的肩膀。

    是巴特勒,他是在阿蘭站起來說話時走過來坐在後邊的。

    他帶來一陣剃須液的香味。

     “早上好,”他輕聲說道。

    “我要在你的案子裡出庭了,是代表移民部。

    我叫巴特勒。

    ”象每一個老資格律師第一次見到一位年輕律師時一樣,他禮貌地微笑着伸出手。

     阿蘭握着他那柔軟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齊的手。

    “是的,”他咕噜道,“我知道。

    ” “哈裡·托蘭德代表北歐船社。

    ”巴特勒仍耳語着,用手指着陪同傑貝克船長的那名律師。

    “那個船社是那船的所有主。

    我想你知道這個吧。

    ” “不,”阿蘭輕聲說道,“我不知道。

    謝謝您。

    ” “别客氣,老夥計;我以為你會喜歡得到點信息的。

    ”巴特勒再次把手放到阿蘭的肩上。

    “你提出的觀點很有意思;我們要好好論一論。

    ”他又友好地點點頭,然後走回到法庭座席的另一邊去了。

     阿蘭朝那邊望了望,想向克雷默緻意,以回報巴特勒的禮貌。

    但他看見克雷默盯了他一眼,随後又毫無表情地扭過頭去了。

     湯姆捂着嘴說:“慢慢轉過來,讓剛才那個大人物碰過你的地方緊靠着我。

    ” 阿蘭咧嘴樂了。

    “真夠朋友。

    ”但他外在的自信隻是個姿态,他内心卻越來越緊張,不安。

     湯姆小聲說道:“幹我們這行的一大優點是,每個人都是先向你微笑,然後才向你捅刀子。

    ” 第二次點名開始了。

     平常到這個時候,法庭裡幾乎已經空了,但今天隻有一兩名律師離開了。

    顯然,大多數律師留在這裡是為了聽聽杜瓦爾事件。

     緊挨在前面的一樁離婚案被受理完了。

     法庭裡充滿着一種期待的氣氛。

     書記員象上次一樣宣布道:“關于杜瓦爾事件。

    ” 阿蘭站了起來。

    當他開口說話時,他的聲音意外地緊張、不自然。

    “閣下……”他猶豫了,咳嗽了一聲,然後停住不說了。

    法庭中沉默起來。

    記者們扭過頭來,威利斯法官那犀利的灰眼睛也在盯着他。

    他重新開始講道。

     “閣下,我代表申請人亨利·杜瓦爾出庭,我的名字叫阿蘭·梅特蘭德。

    巴特勒閣下——”說到這裡,阿蘭向法庭另一側望着,巴特勒站起身來鞠着躬——“是代表公民與移民部出庭。

    托蘭德閣下——”阿蘭看了看剛才記下的筆記——“代表北歐船社。

    ”傑貝克船長旁邊的那位律師站了起來,向法官鞠了一躬。

     “好吧,”威利斯法官生硬地說道:“你的這個是怎麼回事?” 口氣盡管生硬,但問題卻問得有一絲幽默的味道。

    因為即使是象最高法院法官這樣深居簡出的人物,他肯定要看報紙的,不大可能在亨利·杜瓦爾事件被宣揚11天之後仍然對此事一無所知。

    但這句話畢竟提醒人們,法院隻關心事實和恰當提出的證詞。

    而且阿蘭還意識到,他兩天前曾大略陳述過的理由,今天必須重新完整地陳述一遍。

     他開始說了,聲音仍然顯得緊張,有時甚至停頓。

     “尊敬的閣下,有關這一事件和事實如下。

    ”阿蘭·梅特蘭德再次描述了亨利·杜瓦爾在“瓦斯特維克号”船上的狀況、以及傑貝克船長先後兩次“拒絕”帶他上岸見移民部當局的情況。

    他再次指出,這一事實已構成對杜瓦爾的非法拘禁,從而侵犯了個人人身權利的原則。

     甚至在他陳述的過程中,阿蘭都能感到自己整個的論證不夠有力。

    然而,雖然他現在的陳述沒有上次那樣流利和自信,他仍然固執而頑強地講述着。

    他一面說,一面仍能注意到在他右方,女王的皇室法律顧問巴特勒側着一隻耳朵,在禮貌地傾聽着,并不時地在拍紙簿上記着什麼。

    隻有一次在阿蘭向旁邊張望時,他發現這位老牌律師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寬容的微笑。

    而傑貝克船長則在認真地聽他陳述。

     阿蘭還是象上次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本案帶有感情色彩的方面。

    他知道在這種環境中隻能這樣做。

    但在整個陳述過程中,他大腦的一個角落裡一直浮現着那個年輕偷乘者那令人難以忘懷的表情,那夾雜着希望與無可奈何的表情。

    一兩個小時以後将是哪種表情為主呢?是希望還是無可奈何? 他用兩天前曾用過的同樣的論據作為他的結束語。

    他說,即使是一個偷乘者也有權請求移民部舉行專門聽證會,調查他的移民狀況。

    如果拒絕為任何外來者舉行聽證會,那麼即使是一個真正的加拿大公民也可能由于丢失了身份證明而被拒之國門之外。

    他的這些陳述仍然是上次曾使威利斯法官露出微笑的那些内容。

     但這一次法官沒有笑。

    從筆直地坐在法官椅子上的那位灰白頭發的人臉上,人們看到的隻是陰沉和冷淡。

     作了10分鐘的陳述後,阿蘭在痛感自己無能的遺憾中坐了下來。

     現在,寬肩闊背的巴特勒律師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