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參議員理查德·德弗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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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郵報》并不是一家遇事抱中庸态度的報紙。
它全文刊登了丹·奧利夫寫的關于亨利·杜瓦爾的報道，并作了充滿人情味的渲染。
這篇報道被排在第一版上方的聖誕除夕欄内，僅僅屈居于該報的頭版頭條有關前一天的情殺的報道之下。
它的橫跨4個縱标題為：無家可歸，漂洋過海的流浪兒凄冷寂寞，孤獨惆怅的聖誕節在它的下方刊登了這個年輕偷乘者的一張近照，寬4縱欄，長40行。
他身後的背景是一隻救生艇。
與通常的新聞照片不同的是，這張照片較深刻地抓住了杜瓦爾的表情，那是一種渴望和類似天真的混合表情。
連粗線條的新聞紙蝕刻版也沒有完全使這一表情被掩蓋。
這篇報道和照片所引起的反響之大，以至于主編寫了一張便條送到夜班的辦公桌上，上面寫着：“幹得好，希再接再厲。
”夜班編輯給丹·奧利夫的家中打電話說：“丹，想法為星期四的版面換個角度寫點東西，并且看看能不能再從移民局那裡了解點别的東西。
” 當地公衆對這篇報道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這種關注一直持續到聖誕節。
“瓦斯特維克号”上的偷乘者成了全市上下以及外圍鄉鎮的談論中心，無論是在家中，在俱樂部裡，還是在酒館裡，人們都在談論着這個話題。
一些人大動憐憫之心；另一些人則氣憤地指責，“該死的官僚作風”和“官僚主義的慘無人情。
”在郵報發行後的一個小時内，報社就接到了37次電話，贊揚該報主動将這一事件披露于衆的首創精神。
就象通常遇到這類事情時一樣，所有打來的電話都被仔細地記錄了下來，為的是以後向廣告商們炫耀，說明該報的一篇典型報道會産生多麼巨大的反響。
另外還有一些反響。
5名地方唱片音樂電台的播音員富有同情心地提到亨利·杜瓦爾事件，并獻給杜瓦爾一首名為“寂靜的夜晚”的曲子，以便“萬一我們那來自7大洋的朋友在收聽溫哥華聽衆最多的廣播。
”唐人街上一家夜總會的一名脫衣舞女郎在一片掌聲中說道，她的下一個脫衣舞是獻給“那位孤獨地待在船上的小夥子。
”在宗教界的布道壇上，至少有8篇聖誕布道倉促作了修改，專門提到了“那個已經來到我們門前的陌生人。
” 編輯收到了15封深受感動的人寫來的信，其中有14封被報紙轉載。
第15封信寫得語無倫次，信中揭露說這一事件是外層空間的密謀侵襲，杜瓦爾是一名火星人。
除這封信外，其餘那14封信的作者都一緻認為；應該有人對此事采取一些具體措施，但采取什麼樣的措施，由誰出面，則不得所知。
有少數人辦了點實事。
一名救世軍官員和一名天主教教士聲稱要去拜訪亨利·杜瓦爾，後來他們确實這樣做了。
一位丈夫生前當過金礦勘探員的瘦弱寡婦親自用緞帶包了一包食品和香煙，匆匆交給她那穿着制服的司機，叫他駕着一輛白色卡迪納斯車送往“瓦斯特維克号”船。
随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又拿出一瓶她已故丈夫最喜歡的威士忌酒，讓司機一同捎去。
一開始那位司機還盤算着将這瓶酒瞞下來，但在途中他發現那種酒的牌子比起他喜歡的牌子差許多，他便收回了邪念，重新把酒包好，按照主人的吩咐送到了船上。
一位瀕于破産的電器商從他的商店裡拿出一台便攜式收音機，就連自己也不清楚出于什麼目的，就在盒子上寫上杜瓦爾收的字樣，把這台收音機送到了“瓦斯特維克号”船邊。
一位上了年紀的退休鐵路工人，從他那隻夠維持40年代生活水平的微薄養老金中拿出2美元，裝在一隻信封裡，寄給了報社，請求報社替他轉交給杜瓦爾。
一夥公共汽車司機在接班前看到了有關杜瓦爾的報道，便用一頂工作帽收集了7美元30美分，由帽子的主人在聖誕節的早晨親自送給了杜瓦爾。
這篇報道在溫哥華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反響。
第一次新聞報道是12月24日上午10點在郵報的大陸版上登出的，到10點10分《加拿大報》通訊社重新改寫壓縮了一下這則報道，然後把稿件提供給了西部的通訊社和廣播電台。
另一家廣播電台将這則消息傳給了東部的報界，多倫多的《共産黨報》将這則消息又傳送給了美聯社和在紐約的路透社。
在聖誕節期間，苦于稿荒的美國通訊機構再次把這則新聞加以壓縮，并将它傳遍整個世界。
《約翰内斯堡明星報》用1英寸的版面登載了這則新聞，《斯德哥爾摩歐羅巴報》用了四分之一版，《倫敦每日郵報》用了4行，《印度時報》則就此發表了一篇社論。
《墨爾本先驅報》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報》用了一版的篇幅。
莫斯科的《真理報》将其作為“資本主義虛僞”的典型登載了這一事件。
秘魯駐紐約的聯合國代表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質詢，看是否能采取什麼有效措施。
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聽到這則消息後則皺起了眉頭。
這則消息于中午時分傳到了渥太華，正好趕上首都的兩份晚報。
《公民報》将《共産黨報》的電訊登載在第一版上，并加了标題：一個沒有國籍的人乞求着“讓我入境吧” 《每日報》較穩重地将這一報道刊登在第三版，标題是：一位偷乘者請求在這裡入境理查森·布賴恩一直在他的斯帕克斯街上那間陳設簡單的辦公室裡，郁郁沉思着華盛頓的秘密建議公開後，黨将面臨什麼問題。
剛才他又讀到了上面那兩份報紙。
黨務指導是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人，藍眼睛，沙色頭發，紅光滿面。
平日，他臉上總是露出一付使人感到很有趣的懷疑态度，但他的脾氣來得很快，在他的身上隐藏着一種潛在的力量。
此時，他那寬肩闊背的軀體癱坐在一把翹起的椅子上，雙腳放在一張擺滿了雜物的寫字台上，口裡叼着一支煙鬥。
這間辦公室很僻靜。
他的副指揮、助手、研究員和其他組成黨總部的衆多服務員都已回家去了，其中一些人在幾個小時前就滿載着聖誕禮品離開了。
他将這兩份報紙從頭至尾浏覽了一遍，然後翻到了有關偷乘者那版。
多年的經驗使理查森對政治災難的嗅覺變得極為敏感，此時他又嗅到了不祥的預兆。
與那些較重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相比，他知道這件事無足輕重；但這仍是公衆容易抓住不放的問題。
他歎息着，真是個麻煩叢生的時期。
自從今天一大清早他與米莉通過電話後，一直未接到總理打來的電話。
他心神不安地将報紙放到一旁，重新往煙鬥裡裝了點煙，再次安下心來等待着。
距布賴恩·理查森的辦公室不到四分之一英裡處，在位于惠靈頓街裡多俱樂部的一間優雅肅靜的回廊裡，參議員理查德·德弗羅正悠閑地打發着時間，等待着晚上飛往溫哥華的噴氣式飛機。
他也看到了那兩份報紙，看完後，他把手中的香煙放在一隻煙灰缸裡，微笑地将有關偷乘者的那則報道撕了下來。
與強烈希望着這一事件别使政府出醜的理查森相反，這位身為反對黨主席的參議員卻十分确信，這一事件定将使政府下不來台。
參議員德弗羅是從裡多俱樂部的閱覽室裡将這兩份報紙随手拈來的，那間閱覽室實際上是一間高大的，方方正正的會議廳，從那裡能夠俯瞰國會大廈，正廳裡坐落着一尊維多利亞女王莊嚴的青銅半身雕像。
對于老理查德來說，無論是閱覽室還是俱樂部本身，都是他熟悉的故居。
渥太華的裡多俱樂部非常排外和謹慎，它在大樓的外面甚至都沒挂俱樂部的牌子。
如果沒人指點的話，從此地路過的行人是不會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的，如果他感到好奇的話，他可能會認為是一所私宅，隻是看上去有些破落。
俱樂部裡，在聳立着一個個圓柱的大廳和寬敞的樓梯上方，氣氛也是很清靜的。
這裡沒有保持肅靜的規定，但在一天的大多數時間裡，這裡都籠罩着陰森森的寂靜，尤其是新入會的人都盡量小聲地說話。
盡管參加裡多俱樂部不受黨派限制，但它的成員仍主要是渥太華的政界名流——内閣部長、律師、參議員、外交官、軍隊參謀長、高級文職人員，幾名受信任的記者，還有幾名能付得起昂貴會費的國會普通議員。
雖然他們奉行的是無黨派政策，但他們也進行大量的政治交易。
一些與加拿大的發展有聯系的重大決策就是出自這裡，由裡多俱樂部的老友們象參議員德弗羅此時這樣，癱坐在俱樂部松軟的紅皮椅子上，在白蘭地酒的交盞中，在雪茄煙的霧霭中制定這些決策的。
理查德·博登·德弗羅七十四、五歲的樣子，有着高大挺拔的身軀，清澈的眼睛，和一生從未經過體育鍛煉的強健體魄。
他的大肚皮是十分顯赫的，但并不滑稽可笑。
他那和藹可親的舉止是坦率與威脅結合的産物，這種威脅能産生效果，但卻很少引人反感。
他談起話來滔滔不絕，使人感到他光說不聽，事實上他的耳朵幾乎什麼也沒漏掉。
他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并有一份巨額資産，那是他的祖先在西加拿大的巨大伐木企業帝國為他留下的。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嘴裡叼着煙卷朝俱樂部後部的兩台不引人注目的直撥電話走去。
他撥了兩次号，才找到他想找的人。
他的第二個電話找到了國會反對派領導人霍恩·博納·戴茨。
戴茨正在他位于中心大樓的辦公室中。
“博納，我的孩子，”參議員德弗羅說道，“都聖誕除夕了，你還在勤奮工作，真叫人喜出望外啊。
” “我在寫幾封信，”戴茨簡短地說，“我現在就回家。
” “太好了！”德弗羅喜形于色地說道，”你是否順路到俱樂部來一趟？出了點事，我們有必要會會面。
” 電話的另一端開始表示不滿，德弗羅打斷了他的話。
“噢，我的孩子，你這态度可不對，如果你真希望我們這一派在大選中獲勝，使你取代那誇誇其談的傑姆斯·豪登當總理，你這态度可不行。
你的确想當總理，是不是？”德弗
它全文刊登了丹·奧利夫寫的關于亨利·杜瓦爾的報道，并作了充滿人情味的渲染。
這篇報道被排在第一版上方的聖誕除夕欄内，僅僅屈居于該報的頭版頭條有關前一天的情殺的報道之下。
它的橫跨4個縱标題為：無家可歸，漂洋過海的流浪兒凄冷寂寞，孤獨惆怅的聖誕節在它的下方刊登了這個年輕偷乘者的一張近照，寬4縱欄，長40行。
他身後的背景是一隻救生艇。
與通常的新聞照片不同的是，這張照片較深刻地抓住了杜瓦爾的表情，那是一種渴望和類似天真的混合表情。
連粗線條的新聞紙蝕刻版也沒有完全使這一表情被掩蓋。
這篇報道和照片所引起的反響之大，以至于主編寫了一張便條送到夜班的辦公桌上，上面寫着：“幹得好，希再接再厲。
”夜班編輯給丹·奧利夫的家中打電話說：“丹，想法為星期四的版面換個角度寫點東西，并且看看能不能再從移民局那裡了解點别的東西。
” 當地公衆對這篇報道表現出了極大的關注，這種關注一直持續到聖誕節。
“瓦斯特維克号”上的偷乘者成了全市上下以及外圍鄉鎮的談論中心，無論是在家中，在俱樂部裡，還是在酒館裡，人們都在談論着這個話題。
一些人大動憐憫之心；另一些人則氣憤地指責，“該死的官僚作風”和“官僚主義的慘無人情。
”在郵報發行後的一個小時内，報社就接到了37次電話，贊揚該報主動将這一事件披露于衆的首創精神。
就象通常遇到這類事情時一樣，所有打來的電話都被仔細地記錄了下來，為的是以後向廣告商們炫耀，說明該報的一篇典型報道會産生多麼巨大的反響。
另外還有一些反響。
5名地方唱片音樂電台的播音員富有同情心地提到亨利·杜瓦爾事件，并獻給杜瓦爾一首名為“寂靜的夜晚”的曲子，以便“萬一我們那來自7大洋的朋友在收聽溫哥華聽衆最多的廣播。
”唐人街上一家夜總會的一名脫衣舞女郎在一片掌聲中說道，她的下一個脫衣舞是獻給“那位孤獨地待在船上的小夥子。
”在宗教界的布道壇上，至少有8篇聖誕布道倉促作了修改，專門提到了“那個已經來到我們門前的陌生人。
” 編輯收到了15封深受感動的人寫來的信，其中有14封被報紙轉載。
第15封信寫得語無倫次，信中揭露說這一事件是外層空間的密謀侵襲，杜瓦爾是一名火星人。
除這封信外，其餘那14封信的作者都一緻認為；應該有人對此事采取一些具體措施，但采取什麼樣的措施，由誰出面，則不得所知。
有少數人辦了點實事。
一名救世軍官員和一名天主教教士聲稱要去拜訪亨利·杜瓦爾，後來他們确實這樣做了。
一位丈夫生前當過金礦勘探員的瘦弱寡婦親自用緞帶包了一包食品和香煙，匆匆交給她那穿着制服的司機，叫他駕着一輛白色卡迪納斯車送往“瓦斯特維克号”船。
随後她又想起了一件事，便又拿出一瓶她已故丈夫最喜歡的威士忌酒，讓司機一同捎去。
一開始那位司機還盤算着将這瓶酒瞞下來，但在途中他發現那種酒的牌子比起他喜歡的牌子差許多，他便收回了邪念，重新把酒包好，按照主人的吩咐送到了船上。
一位瀕于破産的電器商從他的商店裡拿出一台便攜式收音機，就連自己也不清楚出于什麼目的，就在盒子上寫上杜瓦爾收的字樣，把這台收音機送到了“瓦斯特維克号”船邊。
一位上了年紀的退休鐵路工人，從他那隻夠維持40年代生活水平的微薄養老金中拿出2美元，裝在一隻信封裡，寄給了報社，請求報社替他轉交給杜瓦爾。
一夥公共汽車司機在接班前看到了有關杜瓦爾的報道，便用一頂工作帽收集了7美元30美分，由帽子的主人在聖誕節的早晨親自送給了杜瓦爾。
這篇報道在溫哥華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反響。
第一次新聞報道是12月24日上午10點在郵報的大陸版上登出的，到10點10分《加拿大報》通訊社重新改寫壓縮了一下這則報道，然後把稿件提供給了西部的通訊社和廣播電台。
另一家廣播電台将這則消息傳給了東部的報界，多倫多的《共産黨報》将這則消息又傳送給了美聯社和在紐約的路透社。
在聖誕節期間，苦于稿荒的美國通訊機構再次把這則新聞加以壓縮，并将它傳遍整個世界。
《約翰内斯堡明星報》用1英寸的版面登載了這則新聞，《斯德哥爾摩歐羅巴報》用了四分之一版，《倫敦每日郵報》用了4行，《印度時報》則就此發表了一篇社論。
《墨爾本先驅報》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報》用了一版的篇幅。
莫斯科的《真理報》将其作為“資本主義虛僞”的典型登載了這一事件。
秘魯駐紐約的聯合國代表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質詢，看是否能采取什麼有效措施。
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聽到這則消息後則皺起了眉頭。
這則消息于中午時分傳到了渥太華，正好趕上首都的兩份晚報。
《公民報》将《共産黨報》的電訊登載在第一版上，并加了标題：一個沒有國籍的人乞求着“讓我入境吧” 《每日報》較穩重地将這一報道刊登在第三版，标題是：一位偷乘者請求在這裡入境理查森·布賴恩一直在他的斯帕克斯街上那間陳設簡單的辦公室裡，郁郁沉思着華盛頓的秘密建議公開後，黨将面臨什麼問題。
剛才他又讀到了上面那兩份報紙。
黨務指導是個身材高大，體格健壯的人，藍眼睛，沙色頭發，紅光滿面。
平日，他臉上總是露出一付使人感到很有趣的懷疑态度，但他的脾氣來得很快，在他的身上隐藏着一種潛在的力量。
此時，他那寬肩闊背的軀體癱坐在一把翹起的椅子上，雙腳放在一張擺滿了雜物的寫字台上，口裡叼着一支煙鬥。
這間辦公室很僻靜。
他的副指揮、助手、研究員和其他組成黨總部的衆多服務員都已回家去了，其中一些人在幾個小時前就滿載着聖誕禮品離開了。
他将這兩份報紙從頭至尾浏覽了一遍，然後翻到了有關偷乘者那版。
多年的經驗使理查森對政治災難的嗅覺變得極為敏感，此時他又嗅到了不祥的預兆。
與那些較重大的懸而未決的問題相比，他知道這件事無足輕重；但這仍是公衆容易抓住不放的問題。
他歎息着，真是個麻煩叢生的時期。
自從今天一大清早他與米莉通過電話後，一直未接到總理打來的電話。
他心神不安地将報紙放到一旁，重新往煙鬥裡裝了點煙，再次安下心來等待着。
距布賴恩·理查森的辦公室不到四分之一英裡處，在位于惠靈頓街裡多俱樂部的一間優雅肅靜的回廊裡，參議員理查德·德弗羅正悠閑地打發着時間，等待着晚上飛往溫哥華的噴氣式飛機。
他也看到了那兩份報紙，看完後，他把手中的香煙放在一隻煙灰缸裡，微笑地将有關偷乘者的那則報道撕了下來。
與強烈希望着這一事件别使政府出醜的理查森相反，這位身為反對黨主席的參議員卻十分确信，這一事件定将使政府下不來台。
參議員德弗羅是從裡多俱樂部的閱覽室裡将這兩份報紙随手拈來的，那間閱覽室實際上是一間高大的，方方正正的會議廳，從那裡能夠俯瞰國會大廈，正廳裡坐落着一尊維多利亞女王莊嚴的青銅半身雕像。
對于老理查德來說，無論是閱覽室還是俱樂部本身，都是他熟悉的故居。
渥太華的裡多俱樂部非常排外和謹慎，它在大樓的外面甚至都沒挂俱樂部的牌子。
如果沒人指點的話，從此地路過的行人是不會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的，如果他感到好奇的話，他可能會認為是一所私宅，隻是看上去有些破落。
俱樂部裡，在聳立着一個個圓柱的大廳和寬敞的樓梯上方，氣氛也是很清靜的。
這裡沒有保持肅靜的規定，但在一天的大多數時間裡，這裡都籠罩着陰森森的寂靜，尤其是新入會的人都盡量小聲地說話。
盡管參加裡多俱樂部不受黨派限制，但它的成員仍主要是渥太華的政界名流——内閣部長、律師、參議員、外交官、軍隊參謀長、高級文職人員，幾名受信任的記者，還有幾名能付得起昂貴會費的國會普通議員。
雖然他們奉行的是無黨派政策，但他們也進行大量的政治交易。
一些與加拿大的發展有聯系的重大決策就是出自這裡，由裡多俱樂部的老友們象參議員德弗羅此時這樣，癱坐在俱樂部松軟的紅皮椅子上，在白蘭地酒的交盞中，在雪茄煙的霧霭中制定這些決策的。
理查德·博登·德弗羅七十四、五歲的樣子，有着高大挺拔的身軀，清澈的眼睛，和一生從未經過體育鍛煉的強健體魄。
他的大肚皮是十分顯赫的，但并不滑稽可笑。
他那和藹可親的舉止是坦率與威脅結合的産物，這種威脅能産生效果，但卻很少引人反感。
他談起話來滔滔不絕，使人感到他光說不聽，事實上他的耳朵幾乎什麼也沒漏掉。
他有很高的威信和影響，并有一份巨額資産，那是他的祖先在西加拿大的巨大伐木企業帝國為他留下的。
他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嘴裡叼着煙卷朝俱樂部後部的兩台不引人注目的直撥電話走去。
他撥了兩次号，才找到他想找的人。
他的第二個電話找到了國會反對派領導人霍恩·博納·戴茨。
戴茨正在他位于中心大樓的辦公室中。
“博納，我的孩子，”參議員德弗羅說道，“都聖誕除夕了，你還在勤奮工作，真叫人喜出望外啊。
” “我在寫幾封信，”戴茨簡短地說，“我現在就回家。
” “太好了！”德弗羅喜形于色地說道，”你是否順路到俱樂部來一趟？出了點事，我們有必要會會面。
” 電話的另一端開始表示不滿，德弗羅打斷了他的話。
“噢，我的孩子，你這态度可不對，如果你真希望我們這一派在大選中獲勝，使你取代那誇誇其談的傑姆斯·豪登當總理，你這态度可不行。
你的确想當總理，是不是？”德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