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M·V·瓦斯特維克号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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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線可以，沒人管。
等我大了，他們不讓過——誰也不要。
” “就是在那時你偷乘上那條意大利船的？”丹問道。
“對吧？” 杜瓦爾同意地點了點頭。
丹問：“你有什麼護照，證件，任何可以說明你母親是哪國人的證明嗎？” “沒有證件。
” “你屬于哪個國家嗎？” “沒國家。
” “你想有個國家嗎？” 杜瓦爾看來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說道，“你想下這條船，你對我這樣說過的。
” 他使勁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這麼說你想有個國家——一個住的地方？” “我幹活，”杜瓦爾堅持說，“我幹活好。
” 丹·奧利夫再次審視着面前的這個偷乘者。
他無家可歸的身世是真實的嗎？他真是一個任何國家都不認領，都不收留的投錯胎的棄兒嗎？他是個無國籍的人嗎？也許這一切都是僞造的，都是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編織的？謊言加部分屬實的混合故事？ 這位年輕的偷乘者看起來很誠實。
但他真是誠實嗎？ 他那雙眼睛流露出懇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象還隐藏着一種令人費解的神态。
難道這喻示着一種狡詐，還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在開玩笑？ 丹·奧利夫猶豫了。
他知道無論這次他寫出什麼樣的報道，都将受到郵報的午報競争對手《溫哥華移民報》的反複推敲與核實。
既然沒有最後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來決定花多少時間來完成這篇報道。
他決定先把他的疑團徹底搞清楚。
“亨利，”他問杜瓦爾，“你信任我嗎？” 一瞬間，一開始的那種疑惑又回到了這個年輕人的眼裡。
緊接着他出其不意地點了點頭。
“我信任，”他簡單地說道。
“很好，”丹說道，“我覺得或許我能幫助你。
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從頭談起。
”他朝正在安裝照相機閃光燈的迪·維爾瞟了一眼。
“我們先照幾張相，然後再談。
不要漏掉什麼事情，也不必着急，這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談清的事情。
” 亨利·杜瓦爾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維克号”船的餐廳裡。
郵報記者丹是個很有提問口才的人。
杜瓦爾有時覺得要搞清那記者希望了解什麼是很難的。
他頻頻發問，并期望着得到明了的回答。
而且在杜瓦爾的每個回答都被迅速地記錄在擺在他們面前桌上的一疊紙上。
那疾速移動的筆尖仿佛把杜瓦爾的一生按先後順序仔細地再現了出來。
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樣坎坷，哪有什麼順序呢？有的隻是互相間沒有什麼聯系的片斷。
同時很多事情是無法用杜瓦爾那簡單的話來表達的，甚至連記住它們發生的情景都很難。
如果他識字，能用筆和紙象這個記者和其他人那樣把腦子裡的東西記錄下來，那他亨利·杜瓦爾也能把往日的記憶和想法保存下來。
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長期裝在腦子裡的，就象把東西放在一個架子上那樣，不至于因為它被遺忘而消失，就象他現在正搜腸刮肚企圖回憶起的那些事情那樣，因遺忘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母親曾經提到過送他上學讀書一事。
她本人在孩提時代受過教育。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夠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親就去世了。
在此之後就無人關心他學些什麼，或是否有機會學習了。
他皺了皺眉，極力在記憶中搜索着往事；想方設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回憶，回憶，回憶…… 首先是那條船。
他的母親曾對他談起過那條船，就是在那條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
那條船是他出生前一天從法屬索馬裡的吉布提開出的，他确信他母親曾告訴過他那條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記了。
而且她還曾告訴過他船上挂着哪國的國旗，但這也被他忘得一幹二淨。
他的降生是難産，并且沒有醫生。
他的母親産後身體十分虛弱，而且還在發高燒。
船長命令調轉船頭，返回吉布提。
船一靠岸，母子倆就被送進了一家為窮人開的醫院。
當時他們很窮，沒有什麼錢，後來也一直是這樣。
亨利記得他的母親很善良也很體貼人。
在他印象中母親是很美麗的，但或許這隻是他的想象，因為他記憶中的母親的相貌已經淡漠了。
現在每當想起母親，她的臉就好象是在陰影裡，面容模模糊糊。
但她把母愛給予了他；這一點他确信自己絕對沒記錯，因為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愛。
他對童年時代的記憶隻是些支離破碎的片斷，他記得隻要有可能，他的母親就一直在幹活，使他們母子倆有個溫飽，隻是她時常找不到活幹。
他無法追憶母親都幹過哪些工作，但他記得有一次她當了舞女。
母子倆經常四處漂泊——從法屬索馬裡遷入了埃塞俄比亞，首先住在亞的斯亞貝巴，後來到了馬薩瓦。
有兩三次他們艱難跋涉于吉布提與亞的斯亞貝巴之間。
盡管他們很貧困，但一開始他們與法國人住在一起。
後來，由于他們變得越來越貧困了，土人居住區就成了他們的家。
在亨利·杜瓦爾6歲那年，他的母親離開了人間。
關于他母親去世後情況的記憶又模糊不清了。
有一段時間，他浪迹街頭，以讨飯為生，晚間露宿在他能夠找到的洞裡或角落裡。
他從未找過政府；也從未意識到有這個必要，因為在他生存的這個範圍裡，警察從來就是敵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過了多久之後，一個孤寡的索馬裡老人收留了他。
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區的一所陋棚裡。
他們相依為命地生活了5年。
後來不知什麼緣故，這位老人走了。
亨利·杜瓦爾又重新陷入隻身一人的境地。
這次他從埃塞俄比亞漂洋過海，來到英屬索馬裡，有活便幹。
4年間，他幾易工作，當過牧羊幫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
他用他那極為可憐的微薄工資勉強維持着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當時和後來一段時間中，穿越國境線對亨利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衆多的家庭拖兒帶女地移居他國，以至于邊防哨卡上的官員們很少一個個仔細地過問小孩。
那時他隻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過哨卡。
慢慢地，他幹這種事情越來越在行了。
即使在他十七、八歲時，由于他那瘦小的身材，幹這種事情也還是很順利。
他曾跟随着一些阿拉伯遊牧民經常穿越國境線，直到他20歲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屬索馬裡的邊境線上被截住，并被攆了回去。
亨利·杜瓦爾突然發現了兩個事實。
一個是：他跟着一群小夥伴随意混過國境線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另一個是：到那時為止他一直當作祖國的法屬索馬裡也把他拒之門外。
對于第一個事實他已經猜想到了；而第二個事實的出現對他則是一個巨大的震動。
他命裡注定要遇到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那就是，沒有檔案材料。
沒有一些重要的證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證明書，如果一個人什麼證明也沒有，那麼他從法律上講就是不存在的，在這個被劃分為不同領土的地球上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對有知識的人們來說，他們也會發覺這一事實很難接受，對于亨利·杜瓦爾這個沒有一點文化，從童年時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愛的拾垃圾的人來說，這一事實簡直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那些阿拉伯遊牧民繼續上了路，把杜瓦爾抛棄在了埃塞俄比亞。
此時他已經意識到他同樣也無權逗留在這個國家。
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他踡縮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國境線的哨卡邊…… ……那裡有一塊飽經風雨，曬得發白的巨石。
在許多方面這個20歲的年輕人仍然是個乳臭未幹的孩子。
他獨自栖身于石下，一動不動。
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貧瘠的、礫石遍野的索馬裡平原。
在月光下它一片凄涼，在正午的驕陽下它一派荒蕪，象一條暗褐色的蛇蜿蜒橫卧于這片平原中的是一條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
在公路的盡頭就是亨利·杜瓦爾的過去。
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沒有任何材料以資證明的軀體與生活，和那沐浴在陽光下的海濱城市，該市那充滿魚腥味的小巷，以及他當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園的外表覆蓋着鹽的碼頭。
突然，面前的那塊不毛之地看起來是那麼的熟悉，那麼的誘人。
就象一個人被某種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愛身邊一樣，他此時也渴望着回到吉布提。
但是現在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象很多其它的東西一樣，都變得可望而不可即了，并将永遠可望而不可即。
後來，在饑餓和幹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來。
他轉身離開了這個禁止他入境的國家，朝北走去，因為他必須到一個地方去，到厄拉特裡亞和紅海。
厄拉特裡亞是埃塞俄比亞西海岸的一個省，到那裡
等我大了，他們不讓過——誰也不要。
” “就是在那時你偷乘上那條意大利船的？”丹問道。
“對吧？” 杜瓦爾同意地點了點頭。
丹問：“你有什麼護照，證件，任何可以說明你母親是哪國人的證明嗎？” “沒有證件。
” “你屬于哪個國家嗎？” “沒國家。
” “你想有個國家嗎？” 杜瓦爾看來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說道，“你想下這條船，你對我這樣說過的。
” 他使勁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這麼說你想有個國家——一個住的地方？” “我幹活，”杜瓦爾堅持說，“我幹活好。
” 丹·奧利夫再次審視着面前的這個偷乘者。
他無家可歸的身世是真實的嗎？他真是一個任何國家都不認領，都不收留的投錯胎的棄兒嗎？他是個無國籍的人嗎？也許這一切都是僞造的，都是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編織的？謊言加部分屬實的混合故事？ 這位年輕的偷乘者看起來很誠實。
但他真是誠實嗎？ 他那雙眼睛流露出懇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象還隐藏着一種令人費解的神态。
難道這喻示着一種狡詐，還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在開玩笑？ 丹·奧利夫猶豫了。
他知道無論這次他寫出什麼樣的報道，都将受到郵報的午報競争對手《溫哥華移民報》的反複推敲與核實。
既然沒有最後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來決定花多少時間來完成這篇報道。
他決定先把他的疑團徹底搞清楚。
“亨利，”他問杜瓦爾，“你信任我嗎？” 一瞬間，一開始的那種疑惑又回到了這個年輕人的眼裡。
緊接着他出其不意地點了點頭。
“我信任，”他簡單地說道。
“很好，”丹說道，“我覺得或許我能幫助你。
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從頭談起。
”他朝正在安裝照相機閃光燈的迪·維爾瞟了一眼。
“我們先照幾張相，然後再談。
不要漏掉什麼事情，也不必着急，這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談清的事情。
” 亨利·杜瓦爾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維克号”船的餐廳裡。
郵報記者丹是個很有提問口才的人。
杜瓦爾有時覺得要搞清那記者希望了解什麼是很難的。
他頻頻發問，并期望着得到明了的回答。
而且在杜瓦爾的每個回答都被迅速地記錄在擺在他們面前桌上的一疊紙上。
那疾速移動的筆尖仿佛把杜瓦爾的一生按先後順序仔細地再現了出來。
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樣坎坷，哪有什麼順序呢？有的隻是互相間沒有什麼聯系的片斷。
同時很多事情是無法用杜瓦爾那簡單的話來表達的，甚至連記住它們發生的情景都很難。
如果他識字，能用筆和紙象這個記者和其他人那樣把腦子裡的東西記錄下來，那他亨利·杜瓦爾也能把往日的記憶和想法保存下來。
并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長期裝在腦子裡的，就象把東西放在一個架子上那樣，不至于因為它被遺忘而消失，就象他現在正搜腸刮肚企圖回憶起的那些事情那樣，因遺忘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母親曾經提到過送他上學讀書一事。
她本人在孩提時代受過教育。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夠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親就去世了。
在此之後就無人關心他學些什麼，或是否有機會學習了。
他皺了皺眉，極力在記憶中搜索着往事；想方設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回憶，回憶，回憶…… 首先是那條船。
他的母親曾對他談起過那條船，就是在那條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
那條船是他出生前一天從法屬索馬裡的吉布提開出的，他确信他母親曾告訴過他那條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記了。
而且她還曾告訴過他船上挂着哪國的國旗，但這也被他忘得一幹二淨。
他的降生是難産，并且沒有醫生。
他的母親産後身體十分虛弱，而且還在發高燒。
船長命令調轉船頭，返回吉布提。
船一靠岸，母子倆就被送進了一家為窮人開的醫院。
當時他們很窮，沒有什麼錢，後來也一直是這樣。
亨利記得他的母親很善良也很體貼人。
在他印象中母親是很美麗的，但或許這隻是他的想象，因為他記憶中的母親的相貌已經淡漠了。
現在每當想起母親，她的臉就好象是在陰影裡，面容模模糊糊。
但她把母愛給予了他；這一點他确信自己絕對沒記錯，因為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愛。
他對童年時代的記憶隻是些支離破碎的片斷，他記得隻要有可能，他的母親就一直在幹活，使他們母子倆有個溫飽，隻是她時常找不到活幹。
他無法追憶母親都幹過哪些工作，但他記得有一次她當了舞女。
母子倆經常四處漂泊——從法屬索馬裡遷入了埃塞俄比亞，首先住在亞的斯亞貝巴，後來到了馬薩瓦。
有兩三次他們艱難跋涉于吉布提與亞的斯亞貝巴之間。
盡管他們很貧困，但一開始他們與法國人住在一起。
後來，由于他們變得越來越貧困了，土人居住區就成了他們的家。
在亨利·杜瓦爾6歲那年，他的母親離開了人間。
關于他母親去世後情況的記憶又模糊不清了。
有一段時間，他浪迹街頭，以讨飯為生，晚間露宿在他能夠找到的洞裡或角落裡。
他從未找過政府；也從未意識到有這個必要，因為在他生存的這個範圍裡，警察從來就是敵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過了多久之後，一個孤寡的索馬裡老人收留了他。
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區的一所陋棚裡。
他們相依為命地生活了5年。
後來不知什麼緣故，這位老人走了。
亨利·杜瓦爾又重新陷入隻身一人的境地。
這次他從埃塞俄比亞漂洋過海，來到英屬索馬裡，有活便幹。
4年間，他幾易工作，當過牧羊幫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
他用他那極為可憐的微薄工資勉強維持着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當時和後來一段時間中，穿越國境線對亨利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衆多的家庭拖兒帶女地移居他國，以至于邊防哨卡上的官員們很少一個個仔細地過問小孩。
那時他隻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過哨卡。
慢慢地，他幹這種事情越來越在行了。
即使在他十七、八歲時，由于他那瘦小的身材，幹這種事情也還是很順利。
他曾跟随着一些阿拉伯遊牧民經常穿越國境線，直到他20歲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屬索馬裡的邊境線上被截住，并被攆了回去。
亨利·杜瓦爾突然發現了兩個事實。
一個是：他跟着一群小夥伴随意混過國境線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另一個是：到那時為止他一直當作祖國的法屬索馬裡也把他拒之門外。
對于第一個事實他已經猜想到了；而第二個事實的出現對他則是一個巨大的震動。
他命裡注定要遇到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那就是，沒有檔案材料。
沒有一些重要的證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證明書，如果一個人什麼證明也沒有，那麼他從法律上講就是不存在的，在這個被劃分為不同領土的地球上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對有知識的人們來說，他們也會發覺這一事實很難接受，對于亨利·杜瓦爾這個沒有一點文化，從童年時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愛的拾垃圾的人來說，這一事實簡直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
那些阿拉伯遊牧民繼續上了路，把杜瓦爾抛棄在了埃塞俄比亞。
此時他已經意識到他同樣也無權逗留在這個國家。
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他踡縮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國境線的哨卡邊…… ……那裡有一塊飽經風雨，曬得發白的巨石。
在許多方面這個20歲的年輕人仍然是個乳臭未幹的孩子。
他獨自栖身于石下，一動不動。
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貧瘠的、礫石遍野的索馬裡平原。
在月光下它一片凄涼，在正午的驕陽下它一派荒蕪，象一條暗褐色的蛇蜿蜒橫卧于這片平原中的是一條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
在公路的盡頭就是亨利·杜瓦爾的過去。
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沒有任何材料以資證明的軀體與生活，和那沐浴在陽光下的海濱城市，該市那充滿魚腥味的小巷，以及他當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園的外表覆蓋着鹽的碼頭。
突然，面前的那塊不毛之地看起來是那麼的熟悉，那麼的誘人。
就象一個人被某種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愛身邊一樣，他此時也渴望着回到吉布提。
但是現在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象很多其它的東西一樣，都變得可望而不可即了，并将永遠可望而不可即。
後來，在饑餓和幹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來。
他轉身離開了這個禁止他入境的國家，朝北走去，因為他必須到一個地方去，到厄拉特裡亞和紅海。
厄拉特裡亞是埃塞俄比亞西海岸的一個省，到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