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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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是“變法派”，在當時敢公然主張變法的，放眼全國就隻有湖南一地。
唐才常之所以無法離開康有為，也正因康有為緊抓住軍費不放。
但康有為似乎不曾彙錢給自立軍，縱然曾彙過，其金額也僅是小量。
——那夥人所說的勤王令人起疑。
莫非是圖一時之便，想從我這裡取得資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為接到各地傳來的軍費請求，反而更加捏緊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為在内心中如此暗忖。
對自立軍的軍費并非是拖延，而是根本無意支持。
參加自立軍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與義和團的首領會面，試圖說服對方将“扶清滅洋”的口号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
但義和團方面認定他們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國人）而欲加以迫害。
于是秦力山逃至漢口，加入了自立軍。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細調查清楚恐遭欺騙。
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豈是如此好騙？” 康有為挺胸自誇道。
極機密的工作資金流動原本就非外人所知。
依朱和中的《歐洲同盟會紀實》所載，新加坡的邱菽園曾拿出三十萬兩，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僅隻二萬兩，據說餘款皆遭康有為吞沒。
康有為的家産應該早就全數遭清朝政府沒收，更何況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園不久之後也宣告破産，但康有為卻仍能繼續過着優渥的生活。
自立軍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于漢口遭處斬。
就在同一天，孫文搭上了從橫濱開往上海的船隻。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嚴令當然已經公布，因而無計可施，隻得就這樣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權勢所不能及的台灣為起義的司令部。
孫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縣有朋内閣總辭。
孫文等人已獲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答應提供支持的保證。
然而，後任内閣的首腦伊藤博文卻變更了此一政策。
日本的選項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無能，則支持中國南方數省獨立，并以孫文當首席人物的這一新政權為對手。
這就是兒玉所主張的支持孫文方針。
第二，守舊派失勢，但在實務派例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殘喘。
在進行交涉時，疲累困頓的對手對日本而言較為有利。
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時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灣“總督”跟大清國的反體制組織接觸，并不準派軍事顧問團到大清國。
那麼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孫文等人之前為起義所準備的武器彈藥因一時之間尚派不上用場，所以就先借給有急用的菲律賓獨立運動使用。
然而，由日本參謀本部所發給的武器彈藥裝載于向三井物産購入的布引丸，該船因老舊而不幸沉沒于甯波海邊。
菲律賓再度訂購，由代議士中村彌六以六萬五千元的代價代為調度，但因獨立戰争的局勢不利，這批武器便暫時封存不用。
菲律賓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為回報前次人情，決定将庫存武器彈藥提供給孫文。
不幸的是，随即發現這完全是無法使用的一堆廢鐵。
如此一來，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談。
孫文等人所計劃的惠州起義正一步一步進行各種準備工作。
起義的指揮官是鄭士良，他在孫文進香港西醫書院前曾一度是孫文在廣州博濟醫學校的同窗。
在孫文去了香港後，他便在故鄉惠州的淡水墟一地開了一間“同生藥房”，積極和秘密結社三合會的成員交往。
他的拳術相當高明，同生藥房不僅賣藥而已，也對顧客施以簡單的醫療。
與孫文相似，鄭士良也是基督教徒。
在進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之前，他就讀于廣州德國教會所設的教會學校，名為禮賢學校。
與孫文不同的是，鄭士良自小便與非法組織中人為伍。
他的家庭與三合會淵源甚深，家中還開設拳術道館。
起義地點選在三洲田，三合會人士陸陸續續集結到附近。
最初當然是謹守秘密，但當基本人員達六百名之衆後，消息便不胫而走。
然而，清朝當局摸不清底細，隻敢低調從遠處将三洲田團團圍住。
兒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經無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彈藥又是一堆普通的廢鐵，因此隻能暫時解散三洲田的人員，另待再起之日。
為跟孫文取得聯絡，鄭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隻因能拍電報的地方就隻有香港。
三洲田方面的指揮權便委交給黃福。
為說明事件詳情，孫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為三十二歲，生長于弘前這地方，其父是津輕藩的武士。
從青森師範畢業後，他又進入東京的水産講習所研習并畢業，然後以北海道昆布會社的駐外員身份被派到中國任職。
在日清戰争時，他入伍當通譯官，對語言學頗為精通。
戊戌變法遭挫，梁啟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館，當時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護梁氏一行離館并引領他們上了軍艦大島号。
他認為自己對此次的事件負有責任。
居中替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孫文等人進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輕男子山田良政。
但因内閣方針改變，孫文和兒玉的合作終究無法實現。
對山田而言雖然是件苦差事，
唐才常之所以無法離開康有為，也正因康有為緊抓住軍費不放。
但康有為似乎不曾彙錢給自立軍，縱然曾彙過，其金額也僅是小量。
——那夥人所說的勤王令人起疑。
莫非是圖一時之便，想從我這裡取得資金？ 在新加坡的康有為接到各地傳來的軍費請求，反而更加捏緊荷包。
（假勤王之名而已，我焉能相助！） 康有為在内心中如此暗忖。
對自立軍的軍費并非是拖延，而是根本無意支持。
參加自立軍的秦力山等人曾在天津與義和團的首領會面，試圖說服對方将“扶清滅洋”的口号消去“扶清”（扶持清朝）二字。
但義和團方面認定他們是“二毛子”（崇洋媚外的中國人）而欲加以迫害。
于是秦力山逃至漢口，加入了自立軍。
“假勤王者太多，若不仔細調查清楚恐遭欺騙。
我可是刑吏刀下逃生之人，豈是如此好騙？” 康有為挺胸自誇道。
極機密的工作資金流動原本就非外人所知。
依朱和中的《歐洲同盟會紀實》所載，新加坡的邱菽園曾拿出三十萬兩，但交到唐才常的手中僅隻二萬兩，據說餘款皆遭康有為吞沒。
康有為的家産應該早就全數遭清朝政府沒收，更何況新加坡的金主邱菽園不久之後也宣告破産，但康有為卻仍能繼續過着優渥的生活。
自立軍的唐才常是在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于漢口遭處斬。
就在同一天，孫文搭上了從橫濱開往上海的船隻。
八月二十八日，船抵上海，戒嚴令當然已經公布，因而無計可施，隻得就這樣再折回日本。
革命派打算以清朝的權勢所不能及的台灣為起義的司令部。
孫文等人在九月二十八日抵基隆。
在這之前的九月二十六日，日本的山縣有朋内閣總辭。
孫文等人已獲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答應提供支持的保證。
然而，後任内閣的首腦伊藤博文卻變更了此一政策。
日本的選項有二。
第一，既然逃至西安的清廷無能，則支持中國南方數省獨立，并以孫文當首席人物的這一新政權為對手。
這就是兒玉所主張的支持孫文方針。
第二，守舊派失勢，但在實務派例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努力下，清朝尚能苟延殘喘。
在進行交涉時，疲累困頓的對手對日本而言較為有利。
這是伊藤博文的看法，而伊藤此時已是首相。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灣“總督”跟大清國的反體制組織接觸，并不準派軍事顧問團到大清國。
那麼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孫文等人之前為起義所準備的武器彈藥因一時之間尚派不上用場，所以就先借給有急用的菲律賓獨立運動使用。
然而，由日本參謀本部所發給的武器彈藥裝載于向三井物産購入的布引丸，該船因老舊而不幸沉沒于甯波海邊。
菲律賓再度訂購，由代議士中村彌六以六萬五千元的代價代為調度，但因獨立戰争的局勢不利，這批武器便暫時封存不用。
菲律賓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為回報前次人情，決定将庫存武器彈藥提供給孫文。
不幸的是，随即發現這完全是無法使用的一堆廢鐵。
如此一來，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談。
孫文等人所計劃的惠州起義正一步一步進行各種準備工作。
起義的指揮官是鄭士良，他在孫文進香港西醫書院前曾一度是孫文在廣州博濟醫學校的同窗。
在孫文去了香港後，他便在故鄉惠州的淡水墟一地開了一間“同生藥房”，積極和秘密結社三合會的成員交往。
他的拳術相當高明，同生藥房不僅賣藥而已，也對顧客施以簡單的醫療。
與孫文相似，鄭士良也是基督教徒。
在進入廣州博濟醫學校之前，他就讀于廣州德國教會所設的教會學校，名為禮賢學校。
與孫文不同的是，鄭士良自小便與非法組織中人為伍。
他的家庭與三合會淵源甚深，家中還開設拳術道館。
起義地點選在三洲田，三合會人士陸陸續續集結到附近。
最初當然是謹守秘密，但當基本人員達六百名之衆後，消息便不胫而走。
然而，清朝當局摸不清底細，隻敢低調從遠處将三洲田團團圍住。
兒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經無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彈藥又是一堆普通的廢鐵，因此隻能暫時解散三洲田的人員，另待再起之日。
為跟孫文取得聯絡，鄭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隻因能拍電報的地方就隻有香港。
三洲田方面的指揮權便委交給黃福。
為說明事件詳情，孫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為三十二歲，生長于弘前這地方，其父是津輕藩的武士。
從青森師範畢業後，他又進入東京的水産講習所研習并畢業，然後以北海道昆布會社的駐外員身份被派到中國任職。
在日清戰争時，他入伍當通譯官，對語言學頗為精通。
戊戌變法遭挫，梁啟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館，當時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護梁氏一行離館并引領他們上了軍艦大島号。
他認為自己對此次的事件負有責任。
居中替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孫文等人進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輕男子山田良政。
但因内閣方針改變，孫文和兒玉的合作終究無法實現。
對山田而言雖然是件苦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