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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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談談我自己吧。
當然，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
但既然通過我的眼睛來講堇這個人、講堇的故事，那麼在某種程度上說一下我是誰就是必要的了。
問題是，在準備談自己的時候，我每每陷入輕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麼”這一命題所附帶的古典式悖論拖住後腿。
亦即，就純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談我的人這個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在談自己自身的時候，被談的自己勢必被作為談者的我——被我的價值觀、感覺的尺度、作為觀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種各樣的現實利害關系——所取舍所篩選所限定所分割。
果真如此，被談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觀真實性呢？對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來放心不下。
但是，世間大多數人看上去對這種恐怖或不安幾乎都無動于衷，一有機會就想以驚人坦率的語句談論自己，諸如說什麼“我這人心直口快，不會拐彎抹角，傻瓜似的”、“我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這人專會洞察人心”等等。
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無謂地傷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覺地再三強調于已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專會洞察人心”的人為并不難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輕易欺騙。
如此看來，事實上我們對自己到底又了解什麼呢！ 凡此種種，我越想就越不願意談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談的必要）。
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盡可能多的客觀事實。
我想通過知曉那種個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樣的位置（一種分布），或者通過保持已然包含這些的自己的平衡，來盡量客觀地把握自己這一人之為人的存在。
這是十歲至二十歲期間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來的視點，說得誇張些，即世界觀。
我像瓦工照着繃得緊緊的準線一塊塊砌磚那樣，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積起來。
與其說是邏輯性的，莫如說是經驗性的；與其說是思維性的，莫如說是務實性的。
但将這種對事物的看法深入淺出地講給别人聽是很困難的——種種場合讓我深深領教了這一點。
或許由此之故，從思春期中期開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間劃了一條肉眼看不見的分界線。
對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離，在既不接近亦不遠離的過程中觀察對手的動向。
衆口一詞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棗。
我對于世界毫無保留的激情，僅僅傾注在書本上和音樂中。
這樣——也許在所難免——我成了一個孤獨的人。
我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長大。
由于太普通了，簡直不知從何說起。
父親從地方上的一所國立大學理學院畢業出來，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愛好是打高爾夫球，周日常常去高爾夫球場。
母親偏愛短歌（譯注：日本傳統詩歌（和歌）的一種體裁，五句三十一字（音節）。
），時常參加聚會。
每當名字出現在報紙短歌專欄，情緒便好上一段時間。
喜歡打掃房間，不喜歡做菜。
比我大五歲的姐姐兩樣都不喜歡，認為那是别的什麼人幹的事。
所以，我在能進廚房之後，便自己做自己吃的東西。
買烹饪方面的書回來，一般東西都做得來。
這樣做的孩子除我沒第二個。
出生是在杉并，小時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裡長大。
周圍全是同一類型的工薪家庭。
姐姐學習成績出類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罷休。
徒勞無益的事從來不做，連領家裡養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過。
東大法學院畢業，翌年取得律師資格。
丈夫是經營咨詢顧問，人很能幹。
在代代木公園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買了四室套間，可惜房間總是亂七八糟，豬窩一樣。
我和姐姐不同，對學校裡的學習全然提不起興緻，對成績排名也不感興趣。
隻是因為不願意給父母說三道四，便義務性地到校上課，完成最低限度的預習和複習。
剩下時間參加足球部活動，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沒完沒了地看小說。
不去補習學校，不請家庭教師。
盡管這樣，學校裡的成績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說算好的。
心想若是這樣，不備戰高考估計也能考上一所較為不錯的大學。
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學，我設法租了一間小宿舍開始獨立生活。
其實在津田沼的家裡時，記憶中也幾乎沒同家人和和氣氣地說過話。
在同一屋頂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樣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麼，對此我幾乎不能理解。
他們想必也同樣，對我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麼也幾乎不能理解。
說起來，連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麼。
看小說倒是喜歡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認為自己具有足以成為小說家的寫作才能。
而若當編輯和批評家，自己的傾向性又過于偏激。
對我來說，小說純屬滿足個人愉悅的東西，應與學習和工作區分開來，悄悄放去别處。
所以，大學裡我選的專業是史學而不是文學。
倒也不是一開始就對曆史有什麼特殊興趣，但實際學起來，覺得原來竟是一門令人興味盎然的學問。
說雖這麼說，卻又沒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實上指導教授也這麼建議來着）獻身史學研究。
我固然喜歡看書喜歡思考，但歸根結蒂并非适于做學問的人。
借用普希金詩句，那便是： 各國曆史事件——一座高聳的灰山我不想在那上面東覓西尋 雖說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個飯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劇
當然，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
但既然通過我的眼睛來講堇這個人、講堇的故事，那麼在某種程度上說一下我是誰就是必要的了。
問題是，在準備談自己的時候，我每每陷入輕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麼”這一命題所附帶的古典式悖論拖住後腿。
亦即，就純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談我的人這個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在談自己自身的時候，被談的自己勢必被作為談者的我——被我的價值觀、感覺的尺度、作為觀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種各樣的現實利害關系——所取舍所篩選所限定所分割。
果真如此，被談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觀真實性呢？對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來放心不下。
但是，世間大多數人看上去對這種恐怖或不安幾乎都無動于衷，一有機會就想以驚人坦率的語句談論自己，諸如說什麼“我這人心直口快，不會拐彎抹角，傻瓜似的”、“我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這人專會洞察人心”等等。
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無謂地傷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覺地再三強調于已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專會洞察人心”的人為并不難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輕易欺騙。
如此看來，事實上我們對自己到底又了解什麼呢！ 凡此種種，我越想就越不願意談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談的必要）。
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盡可能多的客觀事實。
我想通過知曉那種個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樣的位置（一種分布），或者通過保持已然包含這些的自己的平衡，來盡量客觀地把握自己這一人之為人的存在。
這是十歲至二十歲期間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來的視點，說得誇張些，即世界觀。
我像瓦工照着繃得緊緊的準線一塊塊砌磚那樣，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積起來。
與其說是邏輯性的，莫如說是經驗性的；與其說是思維性的，莫如說是務實性的。
但将這種對事物的看法深入淺出地講給别人聽是很困難的——種種場合讓我深深領教了這一點。
或許由此之故，從思春期中期開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間劃了一條肉眼看不見的分界線。
對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離，在既不接近亦不遠離的過程中觀察對手的動向。
衆口一詞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棗。
我對于世界毫無保留的激情，僅僅傾注在書本上和音樂中。
這樣——也許在所難免——我成了一個孤獨的人。
我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長大。
由于太普通了，簡直不知從何說起。
父親從地方上的一所國立大學理學院畢業出來，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愛好是打高爾夫球，周日常常去高爾夫球場。
母親偏愛短歌（譯注：日本傳統詩歌（和歌）的一種體裁，五句三十一字（音節）。
），時常參加聚會。
每當名字出現在報紙短歌專欄，情緒便好上一段時間。
喜歡打掃房間，不喜歡做菜。
比我大五歲的姐姐兩樣都不喜歡，認為那是别的什麼人幹的事。
所以，我在能進廚房之後，便自己做自己吃的東西。
買烹饪方面的書回來，一般東西都做得來。
這樣做的孩子除我沒第二個。
出生是在杉并，小時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裡長大。
周圍全是同一類型的工薪家庭。
姐姐學習成績出類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罷休。
徒勞無益的事從來不做，連領家裡養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過。
東大法學院畢業，翌年取得律師資格。
丈夫是經營咨詢顧問，人很能幹。
在代代木公園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買了四室套間，可惜房間總是亂七八糟，豬窩一樣。
我和姐姐不同，對學校裡的學習全然提不起興緻，對成績排名也不感興趣。
隻是因為不願意給父母說三道四，便義務性地到校上課，完成最低限度的預習和複習。
剩下時間參加足球部活動，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沒完沒了地看小說。
不去補習學校，不請家庭教師。
盡管這樣，學校裡的成績也并不很差，或者不如說算好的。
心想若是這樣，不備戰高考估計也能考上一所較為不錯的大學。
果真考上了。
上了大學，我設法租了一間小宿舍開始獨立生活。
其實在津田沼的家裡時，記憶中也幾乎沒同家人和和氣氣地說過話。
在同一屋頂下生活的父母和姐姐是怎樣的人，其人生追求是什麼，對此我幾乎不能理解。
他們想必也同樣，對我是怎樣一個人，以及我的人生追求是什麼也幾乎不能理解。
說起來，連我自己都不大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麼。
看小說倒是喜歡得非常人可比，但并不認為自己具有足以成為小說家的寫作才能。
而若當編輯和批評家，自己的傾向性又過于偏激。
對我來說，小說純屬滿足個人愉悅的東西，應與學習和工作區分開來，悄悄放去别處。
所以，大學裡我選的專業是史學而不是文學。
倒也不是一開始就對曆史有什麼特殊興趣，但實際學起來，覺得原來竟是一門令人興味盎然的學問。
說雖這麼說，卻又沒心思直接考研究生院（事實上指導教授也這麼建議來着）獻身史學研究。
我固然喜歡看書喜歡思考，但歸根結蒂并非适于做學問的人。
借用普希金詩句，那便是： 各國曆史事件——一座高聳的灰山我不想在那上面東覓西尋 雖說如此，又不想在一般公司找個飯碗，在不知其所止的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