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加賀恭一郎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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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間,藤尾美彌子有那麼一點猶豫,不過她繼續說道,“我在想,日高本身就是曾經有過像濱岡那樣的遭遇,所以才會寫出那樣的小說吧?” 我不自主地望向她的臉:“什麼意思?” “小說裡,濱岡非常憎恨主導所有暴力事件的主角。

    我可以感覺到,那股憎恨的情緒漂蕩在字裡行間。

    雖然書裡沒有明白指出,可是濱岡會對曾經折磨自己的男人之死感興趣,明顯地是因為他心底有着很深的怨恨。

    少年濱岡就是作者,也就是說日高藉由寫作這本小說,達到向我哥報仇的目的,這是我的解讀。

    ” 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藤尾美彌子,為了報仇而寫小說,這種事我連想都沒有想過。

     不,打一開始,我們搜查小組就沒注意《禁獵地》這本書。

     “不過,按照野野口的自白,這樣講就不通了。

    ” “沒錯。

    不過,就像我剛才說的,如果光就作者是小說人物原型的觀點來作考量的話,那不管是日高也好,野野口也罷,結果都是一樣的。

    不過,長久以來我一直把書中人物和日高的形象重疊在一起,所以一時很難接受另有其人的說法,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對了,就像小說改拍成連續劇的時候,看到演員的氣質與書中人物的形象不合,總會覺得生氣吧?就是那種感覺。

    ” “假設是日高邦彥的話,那他和《禁獵地》裡的濱岡在形象、氣質上全都符合嗎?請就你的主觀回答,沒有關系。

    ” “我覺得好像符合,不過這或許是我個人的先入為主。

    因為,我剛剛也說過了,事實上,我幾乎不了解日高這個人。

    ”藤尾美彌子慎重地,盡量避免講得太過肯定。

     最後我問她,關于《禁獵地》一案,她們抗争的對象從日高邦彥變成了野野口修,今後有什麼打算? “不管怎樣,先等野野口的判決結果下來後再說吧。

    ”她以冷靜的語氣回答。

     關于日高邦彥被殺一案,我至今依然窮追不舍、不肯放手,我想上司看在眼裡不是很高興。

    犯人已經招認,連親手寫的自白書都有了,何必還四處探問?他會這麼想也是理所當然的。

     “還有什麼問題嗎?這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嗎?” 上司不耐煩地問道。

    而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否認本案件的調查已經告一段落。

    别的不談,此次很多被視為重要證據的線索,都是我親手找出來的。

     連我自己都覺得沒必要再查下去了。

    野野口僞造的不在場證明已經被拆穿,他和日高之間的恩怨也已真相大白。

    說老實話,我甚至為自己的工作表現感到驕傲。

     我之所以會産生懷疑,是在病房裡幫野野口做筆錄的時候,腦子裡突然進出某個想法,不過,當時我沒有理它。

    因為那個想法太過奇怪,也太超現實了。

     不過,就算我能暫時忽略,也無法一直避開,那個古怪的想法在我腦海盤旋不去。

    說老實話,從逮捕他以來,我就經常有種誤入歧途的不安,如今這種感覺又更加明顯了。

     或許是因為不管就刑警工作或人生曆練而言,我都還很生嫩,所以才會産生這樣的錯覺。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是,我卻一直無法說服自己就此讓案件畫上休止符。

     為求保險起見,我試着重讀野野口修所寫的自白書。

    結果,我找到了好幾個先前不曾看出的疑點: 一、日高邦彥以殺人未遂的證據為要脅,強逼野野口幫自己代寫作品。

    不過,反過來說,如果野野口抱着舍棄一切的覺悟,主動向警方投案的話,那麼日高也會遭受某種程度的損失,說不定會因此斷送作家的生命。

    難道日高不擔心這個嗎?雖說到最後野野口以不想連累日高初美為由,沒有去自首,不過,一開始日高邦彥應該沒有把握事情會這麼發展吧? 二、日高初美死後,野野口修依然沒有反抗,是為了什麼?筆記裡他自述,是因為懶得和日高打心理戰。

    不過,在這種心态下,一般人應該會選擇舍棄一切,出面自首才對呀。

     三、認真計較起來,那卷帶子和那把刀子真的可以作為殺人未遂的證據嗎?錄影帶拍的隻是野野口侵入日高家的畫面,而刀子上也沒有血迹。

    此外,除了兇嫌和被害者以外,在場的隻有共犯日高初美一人。

    根據初美的證詞,野野口被判無罪的可能性應該也不低才對。

     四、野野口寫到自己和日高的關系,說他們變成“合作無間的夥伴”,這種情況下結成夥伴,有可能合作無間嗎? 關于以上四點,我試着向野野口求證,然而他的回答千篇一律,不外是:“或許你會覺得奇怪,不過,事實就是這樣,我也沒有辦法。

    現在你才來問我為什麼會那樣做,或為什麼不那樣做,我也隻能說連我自己都不清楚。

    總之,當時我的精神狀況不是常理可以推斷的” 野野口要這麼回答,我也沒有辦法。

    如果是物質層面的東西,我還可以提出反證,偏偏這四點都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此外,還有一個一直讓我覺得不對勁的最大疑問,一言以蔽之,是“個性”的問題。

     比起我的上司和其他辦案人員,我對野野口要了解多了。

    在我的認知範圍内,這個人的個性和他在自白書裡所講的那些内容,怎樣都湊不起來。

     漸漸地,我已無法抽離那突然萌生的奇怪假設。

    因為,如果那個假設是正确的,一切的問題都将迎刀而解。

     我去見日高理惠,當然有特别的用意。

    倘若我的推理(嚴格說來,現在隻能稱之為幻想)是正确的,那麼野野口修撰寫事件筆記,應該還有另一個目的。

     不過,我從她那裡打探不到任何關鍵性的線索,唯一的收獲就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