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九六○年的安保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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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了如此喚起那些野魂并安之慰之，我覺得首先需要清晰地喚來野魂的原型，必須辨明其原型。
于是，便讓自己頭腦中的神話世界……也是個人世界……迅速豐滿起來，并漸次變成了文學的内容。
有一個時期，我也曾關注結構主義，便将其放在《同時代的遊戲》裡進一步展開了。
——總之，從文學影響力之大來看，位于戰後第一的，恐怕就是這部作品了。
可以說，對于以村上春樹《1973年的彈子球》這個題名為中心的作品，也施加了各種影響。
最近，在輕小說作品中，也出現了有關兄弟和土屋倉庫的推理小說，并援用廣為人知的古典小插曲。
借助曆史的反複嘗試突破當下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作品本身，現在也成為被反複閱讀、引用和超越的目标。
我沒有機會了解現在的年輕人是怎麼閱讀這部作品的，因此，我什麼也不知道。
大緻說來，能夠巧妙寫出小說的人，也是能夠巧妙解讀小說的人。
優秀小說家就是優秀閱讀者。
所以，有才氣的年輕作家因為某種興緻讀了我的小說，抓住某個被因此而喚起的東西，然後用自己語言自由地使其豐富起來，這種事情也是常有的吧。
我本人就是最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的人，有很多思路是被法國、英國、南美的詩人以及作家所喚起的。
我認為，我的小說也可能就這樣被改寫為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新小說。
我覺得這就是文學的傳統，而且還是活生生地被傳下去的文學傳統。
——這部作品的問世，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半期，日本的經濟高速成長期已經告一段落。
我認為在那個時代，日本的現代化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物質性豐富，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消費生活那時也開始成形。
“超市天皇”這個人物的出現，一如其象征着的大型超市的出現，以飲食生活為主，由農村生活樣式的變化和全國均一化所導緻的郊外化——随着戰後的這種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異變，實際上也以迅猛的勢頭擴展到了這個大濑村。
不過，您居住在東京，又是怎麼覺察到這些變化的呢？ 我因為考入大學而完全離開了村子，那時我剛滿二十歲，戰争也已經結束十年了，村裡确實已經一點點地出現了變化。
那會兒我有一個優秀的同學，他打算留在村子裡繼承農家活計，就對我說：“大江君，回來吧！回來後我們倆就幹‘主婦之店’吧！”當時，“主婦之店”這種現在超市之原型的商店已經出現了，他勸誘道：“如果我們倆幹這個店的話，就會成為縣裡的頭号有錢人啊（笑）！”最初階段，是成立小型超市，用以将個體商店的顧客拉攏過來，然後在合适時擴大規模，逐漸轉入那種經濟體制。
我在朋友的這個建議啟示下，創造出了“超市天皇”這個形象。
實際上，這樣一種新型的經濟領袖或許已經開始出現。
此外，這也是都會的文化與村莊的文化走向均質化的過程。
村莊文化的改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電視機普及的影響。
通過電視節目，從都會發出的信息會滲透到任何地域，但是村子裡的人卻無法通過自己的聲音與電視節目相互交流。
地方文化于是隻能以被動的形态接受影響，而文化的發送源頭則集中在東京或者大阪。
我記得，戰争剛剛結束那個時期，如果村子一方發出聲音，對方就會回答，然後村子這邊再予以回應，這種文化互動，比如就曾有過廣播電台在街頭進行錄音……就這一點而言，我對現在的因特網文化比較關注。
另外，這次回到闊别已久的村裡，發現一個很大變化，剛才也已經說到了，就是村裡的路上沒看到孩子的身影。
在我們還是孩子那會兒，孩子們全都在路上，或是行走在路上，或是在野地裡玩耍，或是在學校的操場上打棒球。
但是，現在回到這裡，在野外卻看不到孩子們。
——這在東京也是如此。
四國的這個村子和東京都是如此。
大江先生曾生活過的這個場所，說起來也就是邊緣，與處在邊緣和中心之間，似乎呈現出均質化、平闆化、正處于解體和荒廢過程中的郊外那樣的場所，您絲毫沒有關系。
是呀！在我的語言範圍内，沒有郊外這個詞彙。
我之所以覺察到這一點，還是在一九六八年前往澳大利亞的時候。
最初是安部公房受到了邀請，可他對我說：“我已經膩煩了，大江，你去，這是頭等艙的機票（笑）！”于是，我就替代他去了。
是在機場買的那本書……從悉尼轉機去堪培拉時……裡讀到澳大利亞有一種“郊外主義”，說是suburbanism這種方式在澳大利亞得到了獨自展示，……在澳大利亞，大都市周邊有着廣闊的郊外，那個郊外，便成了文化的根據地。
書裡還說，彼此互為夥伴的那種“同船水手”現象是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征，這種“同船水手”指的是乘客通常會坐在助手席上，因為這對于駕駛員來說，大家并非上下關系。
于是我就在想，即便在日本，這種既非都市亦非農村的“郊外”，今後也将會成為文化上的重要之所嗎？島田雅彥①倒是在小說裡生動地使用了“郊外”這個詞彙。
不過對我來說，那卻是一個絲毫沒有實際感受的場所。
我所度過的人生，是被村子和東京這座大都市撕裂開的人生。
雖然身在東京，卻在書寫森林裡的故事。
可一回到森林裡來，又開始在考慮前往國外的事情了……實際上，這就是我的人生。
——往返于兩個場所之間的搖動的力量在對小說發揮着作用吧。
我要把話題再度轉回《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上來。
在作品中，相對于哥哥蜜三郎一直在老屋裡讀書，弟弟鷹四則集合村裡的青年們組建了足球隊并積極進行訓練。
如果創作背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話，我覺得棒球倒是更為常見，可您選擇Football作為現代的祭禮時的喧鬧，其理由又是什麼呢？ 這裡面是有些問題（笑）。
當時，有一個核心印象後來成為我把這部作品堅持寫下去的動力，那個核心印象就是農民暴動。
那也是很殘酷的，一個男人砍下對方首領的腦袋，用布塊兒将其包裹起來，然後返回農民們出來迎接自己的那個村子。
我首先就是這麼想象的，總是在心中描繪着那個把人頭包裹像球一樣抱在胸前，從深夜的道路跑回村子的青年形象。
很久以後，我在倫敦的一所大學裡主持課堂讨論時，一個學生便對我說：如果是那樣的話，橄榄球不是更好嗎（笑）？可不知為什麼，我還是喜歡足球這個詞彙。
在上高中二年級時，我遇上了渡邊一夫的書，便立志要去東京大學。
也是那會兒，讀了中野重治的那首題為“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詩。
在那詩裡面，有一些諸如“——不妨讀讀‘苦悶之象征’”之類諷刺大學生的詩句。
在詩歌的最後部分，寫着“還有人隻是在猛地踢着足球”，這首詩就結束了。
當時我就在想，假如能夠成為東京大學的學生，整天踢着足球，那該多好呀！在那之後，Football這個詞彙就進入了我的頭腦
于是，便讓自己頭腦中的神話世界……也是個人世界……迅速豐滿起來，并漸次變成了文學的内容。
有一個時期，我也曾關注結構主義，便将其放在《同時代的遊戲》裡進一步展開了。
——總之，從文學影響力之大來看，位于戰後第一的，恐怕就是這部作品了。
可以說，對于以村上春樹《1973年的彈子球》這個題名為中心的作品，也施加了各種影響。
最近，在輕小說作品中，也出現了有關兄弟和土屋倉庫的推理小說，并援用廣為人知的古典小插曲。
借助曆史的反複嘗試突破當下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作品本身，現在也成為被反複閱讀、引用和超越的目标。
我沒有機會了解現在的年輕人是怎麼閱讀這部作品的，因此，我什麼也不知道。
大緻說來，能夠巧妙寫出小說的人，也是能夠巧妙解讀小說的人。
優秀小說家就是優秀閱讀者。
所以，有才氣的年輕作家因為某種興緻讀了我的小說，抓住某個被因此而喚起的東西，然後用自己語言自由地使其豐富起來，這種事情也是常有的吧。
我本人就是最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的人，有很多思路是被法國、英國、南美的詩人以及作家所喚起的。
我認為，我的小說也可能就這樣被改寫為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新小說。
我覺得這就是文學的傳統，而且還是活生生地被傳下去的文學傳統。
——這部作品的問世，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半期，日本的經濟高速成長期已經告一段落。
我認為在那個時代，日本的現代化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物質性豐富，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消費生活那時也開始成形。
“超市天皇”這個人物的出現，一如其象征着的大型超市的出現，以飲食生活為主，由農村生活樣式的變化和全國均一化所導緻的郊外化——随着戰後的這種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異變，實際上也以迅猛的勢頭擴展到了這個大濑村。
不過，您居住在東京，又是怎麼覺察到這些變化的呢？ 我因為考入大學而完全離開了村子，那時我剛滿二十歲，戰争也已經結束十年了，村裡确實已經一點點地出現了變化。
那會兒我有一個優秀的同學，他打算留在村子裡繼承農家活計，就對我說：“大江君，回來吧！回來後我們倆就幹‘主婦之店’吧！”當時，“主婦之店”這種現在超市之原型的商店已經出現了，他勸誘道：“如果我們倆幹這個店的話，就會成為縣裡的頭号有錢人啊（笑）！”最初階段，是成立小型超市，用以将個體商店的顧客拉攏過來，然後在合适時擴大規模，逐漸轉入那種經濟體制。
我在朋友的這個建議啟示下，創造出了“超市天皇”這個形象。
實際上，這樣一種新型的經濟領袖或許已經開始出現。
此外，這也是都會的文化與村莊的文化走向均質化的過程。
村莊文化的改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電視機普及的影響。
通過電視節目，從都會發出的信息會滲透到任何地域，但是村子裡的人卻無法通過自己的聲音與電視節目相互交流。
地方文化于是隻能以被動的形态接受影響，而文化的發送源頭則集中在東京或者大阪。
我記得，戰争剛剛結束那個時期，如果村子一方發出聲音，對方就會回答，然後村子這邊再予以回應，這種文化互動，比如就曾有過廣播電台在街頭進行錄音……就這一點而言，我對現在的因特網文化比較關注。
另外，這次回到闊别已久的村裡，發現一個很大變化，剛才也已經說到了，就是村裡的路上沒看到孩子的身影。
在我們還是孩子那會兒，孩子們全都在路上，或是行走在路上，或是在野地裡玩耍，或是在學校的操場上打棒球。
但是，現在回到這裡，在野外卻看不到孩子們。
——這在東京也是如此。
四國的這個村子和東京都是如此。
大江先生曾生活過的這個場所，說起來也就是邊緣，與處在邊緣和中心之間，似乎呈現出均質化、平闆化、正處于解體和荒廢過程中的郊外那樣的場所，您絲毫沒有關系。
是呀！在我的語言範圍内，沒有郊外這個詞彙。
我之所以覺察到這一點，還是在一九六八年前往澳大利亞的時候。
最初是安部公房受到了邀請，可他對我說：“我已經膩煩了，大江，你去，這是頭等艙的機票（笑）！”于是，我就替代他去了。
是在機場買的那本書……從悉尼轉機去堪培拉時……裡讀到澳大利亞有一種“郊外主義”，說是suburbanism這種方式在澳大利亞得到了獨自展示，……在澳大利亞，大都市周邊有着廣闊的郊外，那個郊外，便成了文化的根據地。
書裡還說，彼此互為夥伴的那種“同船水手”現象是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征，這種“同船水手”指的是乘客通常會坐在助手席上，因為這對于駕駛員來說，大家并非上下關系。
于是我就在想，即便在日本，這種既非都市亦非農村的“郊外”，今後也将會成為文化上的重要之所嗎？島田雅彥①倒是在小說裡生動地使用了“郊外”這個詞彙。
不過對我來說，那卻是一個絲毫沒有實際感受的場所。
我所度過的人生，是被村子和東京這座大都市撕裂開的人生。
雖然身在東京，卻在書寫森林裡的故事。
可一回到森林裡來，又開始在考慮前往國外的事情了……實際上，這就是我的人生。
——往返于兩個場所之間的搖動的力量在對小說發揮着作用吧。
我要把話題再度轉回《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上來。
在作品中，相對于哥哥蜜三郎一直在老屋裡讀書，弟弟鷹四則集合村裡的青年們組建了足球隊并積極進行訓練。
如果創作背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話，我覺得棒球倒是更為常見，可您選擇Football作為現代的祭禮時的喧鬧，其理由又是什麼呢？ 這裡面是有些問題（笑）。
當時，有一個核心印象後來成為我把這部作品堅持寫下去的動力，那個核心印象就是農民暴動。
那也是很殘酷的，一個男人砍下對方首領的腦袋，用布塊兒将其包裹起來，然後返回農民們出來迎接自己的那個村子。
我首先就是這麼想象的，總是在心中描繪着那個把人頭包裹像球一樣抱在胸前，從深夜的道路跑回村子的青年形象。
很久以後，我在倫敦的一所大學裡主持課堂讨論時，一個學生便對我說：如果是那樣的話，橄榄球不是更好嗎（笑）？可不知為什麼，我還是喜歡足球這個詞彙。
在上高中二年級時，我遇上了渡邊一夫的書，便立志要去東京大學。
也是那會兒，讀了中野重治的那首題為“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詩。
在那詩裡面，有一些諸如“——不妨讀讀‘苦悶之象征’”之類諷刺大學生的詩句。
在詩歌的最後部分，寫着“還有人隻是在猛地踢着足球”，這首詩就結束了。
當時我就在想，假如能夠成為東京大學的學生，整天踢着足球，那該多好呀！在那之後，Football這個詞彙就進入了我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