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九六三年 長子·光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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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這一切記述下來，則是自己的晚期風格②。
他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态中死去的。
于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在經曆各種苦難的過程中，好像也曾有過與此相似的想法。
光患有先天性殘疾，對于一個嬰兒來說，他面臨着巨大的困難。
然而，他卻從那種狀态中一點一點的恢複着。
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癫痫為主的嚴重病患，雖然他的智力發育依然遲緩，卻認真學習了音樂，從事着作曲的工作。
在光出生的時候，用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困難便是人類的問題，隻要他還生活着，就一定會面向設法解決的方向努力”……我認為，當時思考與薩義德相同方向的問題……是正确的。
進一步面向社會擴展開來，作為政治問題來說，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擁有核武器的美軍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而我，則想要改變這個共同的想法。
不過，我在有生之年已經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标了。
依存于沖繩美軍基地的日本，還有中國、韓國、北朝鮮、美國，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但是，由于這是人類的問題，我希望随着時間的推移，最終可以獲得解決，如同陪伴薩義德走完人生的那個希望一樣。
——作為社會的弱者，不，作為我們所有人來說，何為最困難的狀況？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您與薩義德氏的看法也有驚人的一緻。
是啊，一如你所說的那樣。
那是逃亡者的課題。
薩義德這樣說道：自己的國家、自己這些人的土地被掠奪，家庭财産也好國籍也罷全都被剝奪，隻能屈辱地生活下去。
包括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問題在内，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原先已經獲得社會地位的人，這一切卻被完全搗毀，就社會性而言，淪為一無所有的悲慘狀态。
而在我來說，日本社會對于智障者的态度正在逐漸改善。
盡管如此，當我與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時，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經常感覺到這種侮辱。
比如去唱片店挑選CD或在餐館用餐，他會突然顯現出非常非常不高興的表情。
當他覺察到自己受到輕蔑或者忽視時，他首先就會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為爽朗之時，是他自己作了曲，這首曲子被灌制成CD，并為其舉辦了音樂會，得到了客人實實在在的掌聲，被要求“再來一遍”并應客人要求上台緻謝，然後說上幾句客套話的時候。
這可是他被視為“創作了這些美妙音樂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認的瞬間。
他因為覺察到自己被社會認知為一個人而快活。
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們的家庭為光面向那裡而一直充作後盾的結果，對于我和妻子來說，這也是一個最為幸福的瞬間。
——薩義德氏在音樂評論領域也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晚年曾與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依姆①共同從事過音樂教育活動，而他本人也彈奏鋼琴，這與他對光的理解是有内在聯系的吧。
在這樣傾聽您的話語之後，我深切地感覺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動——對同時代的困難和現代人的窘境之認識，并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處于在眼前成長起來的光的存在這種絕對性影響之下。
現在回想起來，情況确實如你所說的那樣。
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個家庭裡的成員，總是以此為前提而創作的自己小說裡的寫作方法，自然會存在着批判。
即便是我，倘若在與自己生活毫無關系的處所展開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為與現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作家了吧。
先前我說到，完全憑借展開自己的觀念開始創作小說，在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的反映。
然而，此前我雖然這麼認為，可回過頭來重新閱讀自己的小說時，卻發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曾在戰争中度過童年時光的農村青年來到東京，在生活裡始終懷有不安的心情，時代照射過來的這種光亮，也灑在了小說裡的出場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種叫做私小說的文類，是專門叙說自我的小說。
而我則要寫出與此完全不同的東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夠介入世界文學的工作——這是學習外國文學的學生誰都抱有的野心，我也從一開始就有這種想法。
接着，我就開始了工作，但我寫的隻是觀念性和想象性小說，于是很快就走到了盡頭。
那會兒，我的孩子出生了，卻被告知身體異常。
在那個瞬間，年輕的我進入了與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種極限狀态。
與那些狀況一一對抗下去的實際生活，同接受“寫出純文學的、全新的特别作品”的約稿連接起來，把自己生活于痛苦之中與将其寫在小說裡的進程，就這樣開始了。
小說創作接近尾聲，也為現實生活畫上了一個句号……當然，在現實裡，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還在繼續。
光誕生之後的那一年，或許是自己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為特别的一年。
他就是在這樣一種狀态中死去的。
于是，我回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在經曆各種苦難的過程中，好像也曾有過與此相似的想法。
光患有先天性殘疾，對于一個嬰兒來說，他面臨着巨大的困難。
然而，他卻從那種狀态中一點一點的恢複着。
目前，他仍然患有以癫痫為主的嚴重病患，雖然他的智力發育依然遲緩，卻認真學習了音樂，從事着作曲的工作。
在光出生的時候，用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他的困難便是人類的問題，隻要他還生活着，就一定會面向設法解決的方向努力”……我認為，當時思考與薩義德相同方向的問題……是正确的。
進一步面向社會擴展開來，作為政治問題來說，我一直在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日本人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由于擁有核武器的美軍基地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而我，則想要改變這個共同的想法。
不過，我在有生之年已經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标了。
依存于沖繩美軍基地的日本，還有中國、韓國、北朝鮮、美國，還有更為廣闊的世界，但是，由于這是人類的問題，我希望随着時間的推移，最終可以獲得解決，如同陪伴薩義德走完人生的那個希望一樣。
——作為社會的弱者，不，作為我們所有人來說，何為最困難的狀況？即使在這個問題上，您與薩義德氏的看法也有驚人的一緻。
是啊，一如你所說的那樣。
那是逃亡者的課題。
薩義德這樣說道：自己的國家、自己這些人的土地被掠奪，家庭财産也好國籍也罷全都被剝奪，隻能屈辱地生活下去。
包括這些人的食物和住房問題在内，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原先已經獲得社會地位的人，這一切卻被完全搗毀，就社會性而言，淪為一無所有的悲慘狀态。
而在我來說，日本社會對于智障者的态度正在逐漸改善。
盡管如此，當我與光一同行走在街上時，也曾感到遭受了侮辱，光本人也經常感覺到這種侮辱。
比如去唱片店挑選CD或在餐館用餐，他會突然顯現出非常非常不高興的表情。
當他覺察到自己受到輕蔑或者忽視時，他首先就會感到不愉快。
相反，光的心情最為爽朗之時，是他自己作了曲，這首曲子被灌制成CD，并為其舉辦了音樂會，得到了客人實實在在的掌聲，被要求“再來一遍”并應客人要求上台緻謝，然後說上幾句客套話的時候。
這可是他被視為“創作了這些美妙音樂的人”而得到如此承認的瞬間。
他因為覺察到自己被社會認知為一個人而快活。
這是光本人完成的，也是我們的家庭為光面向那裡而一直充作後盾的結果，對于我和妻子來說，這也是一個最為幸福的瞬間。
——薩義德氏在音樂評論領域也作出過卓越的貢獻，晚年曾與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依姆①共同從事過音樂教育活動，而他本人也彈奏鋼琴，這與他對光的理解是有内在聯系的吧。
在這樣傾聽您的話語之後，我深切地感覺到，大江先生的精神活動——對同時代的困難和現代人的窘境之認識，并不是抽象的理論，而是處于在眼前成長起來的光的存在這種絕對性影響之下。
現在回想起來，情況确實如你所說的那樣。
生活在患有智障的孩子那個家庭裡的成員，總是以此為前提而創作的自己小說裡的寫作方法，自然會存在着批判。
即便是我，倘若在與自己生活毫無關系的處所展開想象力并工作至今，就可能成為與現在的我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作家了吧。
先前我說到，完全憑借展開自己的觀念開始創作小說，在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到現實生活的反映。
然而，此前我雖然這麼認為，可回過頭來重新閱讀自己的小說時，卻發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曾在戰争中度過童年時光的農村青年來到東京，在生活裡始終懷有不安的心情，時代照射過來的這種光亮，也灑在了小說裡的出場人物身上。
在日本，有一種叫做私小說的文類，是專門叙說自我的小說。
而我則要寫出與此完全不同的東西，想要做日本人能夠介入世界文學的工作——這是學習外國文學的學生誰都抱有的野心，我也從一開始就有這種想法。
接着，我就開始了工作，但我寫的隻是觀念性和想象性小說，于是很快就走到了盡頭。
那會兒，我的孩子出生了，卻被告知身體異常。
在那個瞬間，年輕的我進入了與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種極限狀态。
與那些狀況一一對抗下去的實際生活，同接受“寫出純文學的、全新的特别作品”的約稿連接起來，把自己生活于痛苦之中與将其寫在小說裡的進程，就這樣開始了。
小說創作接近尾聲，也為現實生活畫上了一個句号……當然，在現實裡，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還在繼續。
光誕生之後的那一年，或許是自己這七十一年生涯中最為特别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