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三島由紀夫閱讀《十七歲》後的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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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上半年，也就是前往歐洲旅行前不久，您在《文學界》雜志上發表了《十七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
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一經發表，就遭到右翼團體的威脅，雜志基于其與作者毫無關系的判斷，在《文學界》登載了謝罪廣告。
這部小說，是受此前一年社會黨淺沼稻次郎②委員長被十七歲少年刺殺，那個少年其後也自殺的事件所刺激而寫成的。
淺沼這個人很有人氣和實力，能夠對抗與其對立的執政黨首相。
《十七歲》發表時，被解讀為天皇與安保鬥争、超級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對比。
最近，這部作品被翻譯為法文，針對這部譯作的批評呀，就不同意這個結論，把那種二項對立的政治狀況寫為小說的結論。
現在說起來，是閑居在家的啃老族③那種類型的年輕人，接受了右翼鼓動人員的單純的理論，由此在自己的生活裡全面展開了年輕人所能使用的暴力。
這是一部在内心裡将身為作者的自己與那個年輕人重合在一起的小說。
因此，少年的自殺便是我本人難以完成之事的造型。
第二部至今仍沒有發行，不過，那可是一部即便被指為“這是右翼青年寫的”或許也說得過去的小說。
三島由紀夫強烈關注這部作品，說是“其實這個叫做大江的小說家，該不是在情感上受了國家主義誘惑的人吧”。
聽說，他對很多人說了這話，其後，通過《新潮》雜志負責我和三島的編輯，我直接收到了三島寫來的信函。
我想，三島的解讀或許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雖然我從内心裡參加到了安保鬥争裡去，可與此同時，對于這場鬥争對立面那些國家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天皇崇拜的右翼青年，似乎也産生了同感，我就以這種人的視角寫了那部小說。
對于這一點，即便我自己，現在看得也非常清楚。
——唯有這種無法分辨左右之色彩，無法加以說明且不合道理的感受性，才是大江先生文學才能不可估量的一個側面。
隻是被您本人頻繁以“虎頭蛇尾”這個懷疑性口吻叙述的政治性活動，尤其是您将“核時代”經常放在頭腦裡而作的諸多相關發言，在大江全部作品中，無疑同樣占有很大位置。
在光誕生後不久便成為您所從事的工作的，是一九六五年發表的《廣島劄記》。
這部作品在《世界》雜志發表後便被岩波新書系列所收錄，其發行量累積達到一百多萬部。
一九七〇年，您在《沖繩劄記》裡提出“所謂日本人究竟是什麼人？能否将自己改造為并非如此日本人的另外一種日本人？”的質疑，并在此基礎上就沖繩主權歸還本土的問題寫了現場報道。
圍繞其中的一些記述，目前也還在打着民事官司①……以您剛才說到的逃亡者的感覺為基點，我認為大江先生的基本姿态是一以貫之的。
回顧我這将近五十年的經曆，你剛才說到的所謂“一以貫之”，與其說是政治性的，不如說是社會性的更為準确。
對于這樣一個我的關注性質，我本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不過，這并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倫理性的強韌，因此才一以貫之——比如說，就像中野重治那樣的。
如果從五十年那個時間點進一步溯流而上，關于始自于少年、青年時代的戰後民主主義，關于安保鬥争時期的态度，對于如何思考這一切，在最初階段，我幾乎是一無所知，完全是一個晚熟之人。
我隻是有一種感覺，自己決定向那個方向而去。
之所以如此決定，這其中有孩童時代閱讀的《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的影響。
但是，當我考慮如此這般地往那個方向而去之後，從此就再也沒有改變過自己的方向。
作為晚熟的外行之人，圍繞本身所從事的工作閱讀相關書籍。
而且，這種學習是自己獨立進行的。
我絕不歸屬于任何黨派，就用這個方法獨自走了過來，并在這個過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雖然參加了圍繞一九六〇年的修訂日美安保條約而開展的反對運動，卻并不清楚這究竟具有什麼意義；還有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軍基地之事；甚至在沖繩繼續存在着美軍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現實中，日本人持有社會安定感，經濟也保持着發展的勢頭，可這個狀況究竟意味着什麼？對于這些問題，我一直在學習着。
較之于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确實是落後了，在反對安保條約鬥争處于最高xdx潮的那個階段，我還有許多問題一點兒也不明白。
不過，自己決定隻是憑着感覺向那個方向前進的這場運動是否正确呢？我一直在确認着這個問題。
與此相
其第二部《政治少年之死》一經發表，就遭到右翼團體的威脅，雜志基于其與作者毫無關系的判斷，在《文學界》登載了謝罪廣告。
這部小說，是受此前一年社會黨淺沼稻次郎②委員長被十七歲少年刺殺，那個少年其後也自殺的事件所刺激而寫成的。
淺沼這個人很有人氣和實力，能夠對抗與其對立的執政黨首相。
《十七歲》發表時，被解讀為天皇與安保鬥争、超級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對比。
最近，這部作品被翻譯為法文，針對這部譯作的批評呀，就不同意這個結論，把那種二項對立的政治狀況寫為小說的結論。
現在說起來，是閑居在家的啃老族③那種類型的年輕人，接受了右翼鼓動人員的單純的理論，由此在自己的生活裡全面展開了年輕人所能使用的暴力。
這是一部在内心裡将身為作者的自己與那個年輕人重合在一起的小說。
因此，少年的自殺便是我本人難以完成之事的造型。
第二部至今仍沒有發行，不過，那可是一部即便被指為“這是右翼青年寫的”或許也說得過去的小說。
三島由紀夫強烈關注這部作品，說是“其實這個叫做大江的小說家，該不是在情感上受了國家主義誘惑的人吧”。
聽說，他對很多人說了這話，其後，通過《新潮》雜志負責我和三島的編輯，我直接收到了三島寫來的信函。
我想，三島的解讀或許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雖然我從内心裡參加到了安保鬥争裡去，可與此同時，對于這場鬥争對立面那些國家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天皇崇拜的右翼青年，似乎也産生了同感，我就以這種人的視角寫了那部小說。
對于這一點，即便我自己，現在看得也非常清楚。
——唯有這種無法分辨左右之色彩，無法加以說明且不合道理的感受性，才是大江先生文學才能不可估量的一個側面。
隻是被您本人頻繁以“虎頭蛇尾”這個懷疑性口吻叙述的政治性活動，尤其是您将“核時代”經常放在頭腦裡而作的諸多相關發言，在大江全部作品中，無疑同樣占有很大位置。
在光誕生後不久便成為您所從事的工作的，是一九六五年發表的《廣島劄記》。
這部作品在《世界》雜志發表後便被岩波新書系列所收錄，其發行量累積達到一百多萬部。
一九七〇年，您在《沖繩劄記》裡提出“所謂日本人究竟是什麼人？能否将自己改造為并非如此日本人的另外一種日本人？”的質疑，并在此基礎上就沖繩主權歸還本土的問題寫了現場報道。
圍繞其中的一些記述，目前也還在打着民事官司①……以您剛才說到的逃亡者的感覺為基點，我認為大江先生的基本姿态是一以貫之的。
回顧我這将近五十年的經曆，你剛才說到的所謂“一以貫之”，與其說是政治性的，不如說是社會性的更為準确。
對于這樣一個我的關注性質，我本人也是這麼認為的。
不過，這并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倫理性的強韌，因此才一以貫之——比如說，就像中野重治那樣的。
如果從五十年那個時間點進一步溯流而上，關于始自于少年、青年時代的戰後民主主義，關于安保鬥争時期的态度，對于如何思考這一切，在最初階段，我幾乎是一無所知，完全是一個晚熟之人。
我隻是有一種感覺，自己決定向那個方向而去。
之所以如此決定，這其中有孩童時代閱讀的《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的影響。
但是，當我考慮如此這般地往那個方向而去之後，從此就再也沒有改變過自己的方向。
作為晚熟的外行之人，圍繞本身所從事的工作閱讀相關書籍。
而且，這種學習是自己獨立進行的。
我絕不歸屬于任何黨派，就用這個方法獨自走了過來，并在這個過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雖然參加了圍繞一九六〇年的修訂日美安保條約而開展的反對運動，卻并不清楚這究竟具有什麼意義；還有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軍基地之事；甚至在沖繩繼續存在着美軍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現實中，日本人持有社會安定感，經濟也保持着發展的勢頭，可這個狀況究竟意味着什麼？對于這些問題，我一直在學習着。
較之于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确實是落後了，在反對安保條約鬥争處于最高xdx潮的那個階段，我還有許多問題一點兒也不明白。
不過，自己決定隻是憑着感覺向那個方向前進的這場運動是否正确呢？我一直在确認着這個問題。
與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