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安保批判之會”和“年輕的日本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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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安保批判之會”，還參與創建“年輕的日本之會”。
在《嚴肅地走鋼絲》和《持續的志向》這兩部随筆集裡，您反複表明自己反對安保條約的決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殺人者的想象力”這篇文章裡的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說裡，無論展開多麼荒唐無稽的空想，正處于該創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識，是紮根于作家那進退兩難的現實生活中而進行的sedépasser①的作業。
也就是說，作為作家，所謂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個夢幻。
相反，這種想象力根植于一種生活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方式關乎日本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關乎重重包圍着這一切并不容分說地侵蝕而入的那個世界的所有現實，而作家自身則在不斷掘進，并如此這般地超越現實中的自我。
” 好像是什麼了不起的文體（笑），似乎在說非常确信的事情。
如果讓剛才說到的“戰後派”那些文學者看到，他們或許會覺得這是充滿孩子氣的文章。
在東京大學的法國文學專業，我寫了以薩特的想象力和創見之思考為主題的畢業論文并畢了業，然而，同時也感到薩特的想象力與自己寫小說時所考慮的想象力卻是大相徑庭。
臨近畢業時，我閱讀了加斯東·巴什拉②的作品，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所謂想象力，就是對自己所認識和了解的事物進行改變和變形的能力，此即為想象力，文學以及現實中的一切活動皆由此而肇始。
”我讀了始于上述基本構圖的巴什拉，便考慮将想象力的模仿對象由薩特轉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慮所謂“轉向”，并在筆記以及卡片上開始作相關記錄。
與此同時，也在一直思考薩特長期以來從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觀念性的學者——是被如何運用到政治活動中去的。
我想觀察并學習之，這種想法在我的頭腦裡存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一九六〇年，當時我已經二十五歲了，堅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政府之意向與号召将其廢棄的反對運動發生了對立，哎呀，那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運動。
“戰後派”的野間宏等文學者以及理論家丸山真男①那樣的學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參加實際示威遊行的年齡了。
“第三新人”他們對此原本就沒有興趣。
于是，作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隻要有示威遊行就前去參加。
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從事文學、戲劇和音樂工作的年輕人非常之多。
不久，有人創建了“安保批判之會”，在這個組織裡，比我年長五六歲且可以信賴的那些人擁有很大力量。
從那裡傳來召喚之後，盡管不想參加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卻需要參與政治性的現實，我就懷着這樣的心情，順水推舟地與自己身邊的那些年輕人參加了反對運動。
于是，我就丢開手邊的文學工作，出門參加示威遊行去了。
而且，為了使得自己理解這樣的舉動，便寫下了你剛才引用的那些文章。
當時我是這樣考慮的：①前去參加示威遊行，也算是自己所從事的想象力工作；②得以改變此前從現實中感受到的印象；③由于這種改變而寫作小說，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變；④整合在現實中使自己得以改變的條件。
由于此前我隻是憑依理論，以孩童遊戲般的感覺寫作小說，因而當時懷有一種期盼——或許可以轉變為能夠更加深入地接觸現實的那種人。
——當然，您也受到了來自“大人”們的批判。
盡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投擲而出的您自己和針對社會的質問，卻也是普通青年們的質問，即便現在讀起來，我也隻能作如此結論。
如果與同時期的小說結合起來閱讀，其中的意義就更大了。
當年，我總是試圖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與現實社會的動向聯系在一起，如此一來，便發現一些與我的想法大緻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說到成為朋友契機的作曲家武滿徹。
他是一個極為纖細的人，就連我這種人的情感之線也随之細了起來，隻是與他仍然不可比拟。
那時，示威遊行的隊伍需要通過已被機動警察封鎖了的路段，還有一些女性也參加了遊行。
當時警察經常用高壓水龍頭對着遊行隊伍噴水，武滿便擠過我的肩頭來遮擋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壓水柱沖得飛了起來。
他可是一個非常纖細，其肉體如同孩子一般的人。
然而，面對正在噴水的機動警察，卻能夠發出像是要刺入對方肺腑、對手不受傷他就不肯罷休的喊叫聲，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
我就和這麼一個人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并遭到那高壓軟管裡水柱的沖擊。
然後，為了尋找擦幹身體的地方我四處亂轉，最後疲憊至極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最終借助讀書而恢複了自我——就是這種程度的參與現實。
結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過那種完全參與到政治裡去的日日夜夜。
當時創建了“年輕的日本之會”這個組織，可我并不關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今後之走向進行學習，總之，當那
在《嚴肅地走鋼絲》和《持續的志向》這兩部随筆集裡，您反複表明自己反對安保條約的決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殺人者的想象力”這篇文章裡的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說裡，無論展開多麼荒唐無稽的空想，正處于該創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識，是紮根于作家那進退兩難的現實生活中而進行的sedépasser①的作業。
也就是說，作為作家，所謂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個夢幻。
相反，這種想象力根植于一種生活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方式關乎日本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關乎重重包圍着這一切并不容分說地侵蝕而入的那個世界的所有現實，而作家自身則在不斷掘進，并如此這般地超越現實中的自我。
” 好像是什麼了不起的文體（笑），似乎在說非常确信的事情。
如果讓剛才說到的“戰後派”那些文學者看到，他們或許會覺得這是充滿孩子氣的文章。
在東京大學的法國文學專業，我寫了以薩特的想象力和創見之思考為主題的畢業論文并畢了業，然而，同時也感到薩特的想象力與自己寫小說時所考慮的想象力卻是大相徑庭。
臨近畢業時，我閱讀了加斯東·巴什拉②的作品，其中有這麼一段文字：“所謂想象力，就是對自己所認識和了解的事物進行改變和變形的能力，此即為想象力，文學以及現實中的一切活動皆由此而肇始。
”我讀了始于上述基本構圖的巴什拉，便考慮将想象力的模仿對象由薩特轉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慮所謂“轉向”，并在筆記以及卡片上開始作相關記錄。
與此同時，也在一直思考薩特長期以來從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觀念性的學者——是被如何運用到政治活動中去的。
我想觀察并學習之，這種想法在我的頭腦裡存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就是一九六〇年，當時我已經二十五歲了，堅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政府之意向與号召将其廢棄的反對運動發生了對立，哎呀，那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國民運動。
“戰後派”的野間宏等文學者以及理論家丸山真男①那樣的學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參加實際示威遊行的年齡了。
“第三新人”他們對此原本就沒有興趣。
于是，作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隻要有示威遊行就前去參加。
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從事文學、戲劇和音樂工作的年輕人非常之多。
不久，有人創建了“安保批判之會”，在這個組織裡，比我年長五六歲且可以信賴的那些人擁有很大力量。
從那裡傳來召喚之後，盡管不想參加從事政治活動的黨派，卻需要參與政治性的現實，我就懷着這樣的心情，順水推舟地與自己身邊的那些年輕人參加了反對運動。
于是，我就丢開手邊的文學工作，出門參加示威遊行去了。
而且，為了使得自己理解這樣的舉動，便寫下了你剛才引用的那些文章。
當時我是這樣考慮的：①前去參加示威遊行，也算是自己所從事的想象力工作；②得以改變此前從現實中感受到的印象；③由于這種改變而寫作小說，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變；④整合在現實中使自己得以改變的條件。
由于此前我隻是憑依理論，以孩童遊戲般的感覺寫作小說，因而當時懷有一種期盼——或許可以轉變為能夠更加深入地接觸現實的那種人。
——當然，您也受到了來自“大人”們的批判。
盡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投擲而出的您自己和針對社會的質問，卻也是普通青年們的質問，即便現在讀起來，我也隻能作如此結論。
如果與同時期的小說結合起來閱讀，其中的意義就更大了。
當年，我總是試圖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與現實社會的動向聯系在一起，如此一來，便發現一些與我的想法大緻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說到成為朋友契機的作曲家武滿徹。
他是一個極為纖細的人，就連我這種人的情感之線也随之細了起來，隻是與他仍然不可比拟。
那時，示威遊行的隊伍需要通過已被機動警察封鎖了的路段，還有一些女性也參加了遊行。
當時警察經常用高壓水龍頭對着遊行隊伍噴水，武滿便擠過我的肩頭來遮擋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壓水柱沖得飛了起來。
他可是一個非常纖細，其肉體如同孩子一般的人。
然而，面對正在噴水的機動警察，卻能夠發出像是要刺入對方肺腑、對手不受傷他就不肯罷休的喊叫聲，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人。
我就和這麼一個人一起參加了示威遊行，并遭到那高壓軟管裡水柱的沖擊。
然後，為了尋找擦幹身體的地方我四處亂轉，最後疲憊至極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最終借助讀書而恢複了自我——就是這種程度的參與現實。
結果，直至今日，在我的人生中，再也不曾有過那種完全參與到政治裡去的日日夜夜。
當時創建了“年輕的日本之會”這個組織，可我并不關心政治，且根本不打算就日本與美國的關系今後之走向進行學習，總之，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