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對“戰後派”的畏懼和不協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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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些初期作品早已成為現代文學中的古典了吧。

    至于法國存在主義和同時代的刺激以及這兩者的影響,我認為讀者也能夠毫無成見地從作品中解讀出來。

    但是,在當時的文壇上,您被平野謙、荒正人、野間宏①等“近代文學”的夥伴以及“戰後派”的作家們視為他們的正統繼承者,并受到了他們的大力推薦。

    您沒什麼不協調感嗎? “戰後派”是實際體驗了戰争的知識分子文學者,他們帶着戰場上的黑暗體驗回到國内,通過文學實踐了在戰後被解放了的社會中如何生活下去。

    “戰後派”的作家首先是知識分子,具有戰争體驗,在文學上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驗證了象征主義,并關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理念。

    當時,我是一個與這一切毫無關系,僅憑自己的小說才能創作短篇小說的年輕人。

    因此,對于将我與那些在本質上具有社會主義主張的他們如此聯系在一起的評價,我有一種充滿恐懼的不協調感。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還有與以上評價等量甚至更多的批判,我同樣認真地閱讀了那些作者的文章,并豁出去“要在與這樣一些批評家的對抗中生活下去!”。

    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了今天。

     盡管如此,當時的日本文壇對待年輕作家是寬容的。

    例如曾在軍隊裡遭受罪犯般待遇的野間宏;例如出身于工人并參與非法的左翼運動、經曆了苦難人生的椎名麟三①;還有原本是中國文學的專家卻前往中國,被迫與中國人作戰的武田泰淳②……他們當時都在四十歲上下,比我年長十歲至二十五歲。

    戰後派裡最後一位作家是安部公房,他與三島由紀夫是同年出生的,可比起我來,他們仍然要大上十歲。

    我認為,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的這種現代化,就是闖進戰争然後戰敗,意識到這一切并生活在這種最具戲劇性的時代裡的人們的文學,便是戰後派文學了。

    我的老師渡邊一夫比野間宏要年長一些,他的弟子,比如說加藤周一就是戰後派。

    渡邊先生相當于戰後派的師傅輩。

     由于上述緣故,我是完全不可能照樣繼承他們的文學的。

    我清楚地知道,與他們相比,在政治以及社會等領域,自己都是很不完全的。

    就好比對方屹立在堅實的巨石上,而我則站在晃晃蕩蕩的東西之上,好像很快就要猛然倒下一般。

    對于在這種預感、這種感覺、這種不安的狀态中進行創作的年輕小說家,“戰後派”是寬大的。

    毋甯說,處于“戰後派”與我們之間的、被稱之為“第三新人”的那些人,倒是對我們持批判态度。

    他們可都是優秀作家呀,安岡章太郎①、小島信夫②、島尾敏雄③以及吉行淳之介④,還有遠藤周作⑤……對于我們這一代的作家來說,他們那一代是既有教養又有經驗卻不友善的作家。

    不過,比他們更上一代的“戰後派”,則對我們顯現出爺爺輩對孫子輩那樣的親近感,我們因此而得到了很大幫助。

    然而,直接與他們接觸之後,才痛感本人既沒有“戰後派”的經曆又沒有他們的思想,倒是經常因為自己是那種做事不徹底的人而感到沮喪。

     ——諸如剛才說到的“好像就要猛然倒下”那種心情,背後存在着為其撐腰的因素嗎?比如在性形象上的強烈表現。

    同性戀者、妓女、淫婦、調戲婦女的流氓……諸多出場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