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孩童時代發現的語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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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扯着長大成人。
他生活在都市裡，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們都經曆過生活的種種變故，度過的少年時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對他抱有一種親近感。
盡管自己顯然是一位知識分子，卻沒在大學裡擔任教職，也不在公司或政府裡工作，經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後，最終成為了劇作家的，是井上廈先生。
比我小上兩歲，孩童時代好像在橫濱遭遇了大空襲的，則是古井由吉②先生。
此人是德國文學專家，卻辭去了大學教師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們在巨大的變故——經曆過戰争，那戰争後來因戰敗而結束，進駐軍以及占領軍來了，新的國家體制開始建立——之中度過了十歲至十四歲那幾年光陰，因此，我們知道社會是變動之社會，我們的心境難以穩定。
至于穩定的未來以及社會的繁榮，則是連想也不曾想過。
戰争以及戰敗前後那些巨大變故，造就了我們這些小說家和劇作家。
早在孩童時代，就已經知道“物事變故”，而這一切對于想象力的生成和發展是非常有效的。
還有那位雖是巴勒斯坦人，卻生長在埃及，後來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終生在紐約擔任大學教授的愛德華·薩義德①，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後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
作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會影響的發言并付諸行動，度過了确實屢經波折的人生。
他是一個境況優裕的家庭的兒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實是一位與我年歲相同并具有同輩感覺的友人。
——在日本，這也算是度過向戰後學制過渡的初中、高中時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這樣的。
我六歲時進入的那所學校，叫做大濑國民學校，是仿效德國學制的産物，在戰争結束後又持續了兩年。
我和井上廈先生同屬于一個孩子群體，進入國民學校學習，其後又從國民學校畢業的那個唯一的孩子群體。
一九四五年戰争結束，一九四六年頒布新憲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實施。
與此同時，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學。
如果我們村子裡不成立那種新制中學，我就無法繼續升學了。
當時，從我們村子步行可及的周邊地域内沒有舊制中學，如果要去上學，就隻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來于學校了。
而能夠做到這一切的，哎呀，就隻能是非常優秀的孩子了。
由于父親故去，我對繼續升學之事便斷了念想。
然而，村裡卻建立了新制中學，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繼續升學了，我也歡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學校。
據說教育基本法是孩子們今後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請老師讓我看了看，還将其抄寫在紙上，覺得這是為孩子們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盡管這部法律面對的是國家，而非我們孩子（笑）。
老師們也非常熱心地學習嶄新的民主主義體制，經常對我們說什麼“你們，要自主性地去幹！”、“要民主性地去幹！”等。
那時，我被推選為兒童農會的負責人，也辦了個小小的實業，是職業課老師和我一起做的。
我們倆從大人的農協那裡借來當時的十萬日元，搭建了設有哺育雞雛大溫箱的小屋，養了兩百隻小雞并賣給了農家。
其後，我加入新組建的棒球部并擔任遊擊手。
那時又能讀書，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實地生活。
初中畢業後，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鄰鎮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當時還處于占領之下，可以想象，戰後的混亂以及粗野的氛圍，在農村的各個角落也卷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渦了吧。
翌年，您從當地的縣立内子高中轉學到松山東高中的高二年級，這其中有什麼緣故嗎？ 根據愛媛縣轄内的學區制劃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島、大洲那些近郊的學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轉入本地的高中。
在高年級學生裡，也有一些人曾當過軍隊的預科練習生，這種人糾集在一起，擴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學的網絡，一旦被高年級或棒球部裡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團夥給盯上，就會吃上很大苦頭。
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種無所顧忌的個性，加之在新制中學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圍，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裡寫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
于是，我也被畫入了被盯梢的那類同學，雖說也曾進行一些抵抗，卻還是覺得沒必要再在這所學校裡待下去了。
我就向母親說了自己的想法，母親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現在細想起來，估計母親曾去學校和校長先生商量過此事。
高一第三學期時，班主任就對我說：“已經定下來了，你就轉校去松山吧。
”我覺得，老師大概是想從遭受校内小團夥迫害的學生中拯救出一個人來，況且，校内這個小團夥與鎮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結。
這位老師還幫我尋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親也四處籌措費用，我就這樣轉學到松山去了。
他生活在都市裡，而我生活在山村中，我們都經曆過生活的種種變故，度過的少年時期多有相似，因而我對他抱有一種親近感。
盡管自己顯然是一位知識分子，卻沒在大學裡擔任教職，也不在公司或政府裡工作，經曆了波折四起的青年期之後，最終成為了劇作家的，是井上廈先生。
比我小上兩歲，孩童時代好像在橫濱遭遇了大空襲的，則是古井由吉②先生。
此人是德國文學專家，卻辭去了大學教師的工作，走上了作家的道路。
我們在巨大的變故——經曆過戰争，那戰争後來因戰敗而結束，進駐軍以及占領軍來了，新的國家體制開始建立——之中度過了十歲至十四歲那幾年光陰，因此，我們知道社會是變動之社會，我們的心境難以穩定。
至于穩定的未來以及社會的繁榮，則是連想也不曾想過。
戰争以及戰敗前後那些巨大變故，造就了我們這些小說家和劇作家。
早在孩童時代，就已經知道“物事變故”，而這一切對于想象力的生成和發展是非常有效的。
還有那位雖是巴勒斯坦人，卻生長在埃及，後來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終生在紐約擔任大學教授的愛德華·薩義德①，他也出生于一九三五年，後于二〇〇三年故去了。
作為巴勒斯坦人，他作了具有社會影響的發言并付諸行動，度過了确實屢經波折的人生。
他是一個境況優裕的家庭的兒子，接受了精英教育，确實是一位與我年歲相同并具有同輩感覺的友人。
——在日本，這也算是度過向戰後學制過渡的初中、高中時代的那一代人了。
是這樣的。
我六歲時進入的那所學校，叫做大濑國民學校，是仿效德國學制的産物，在戰争結束後又持續了兩年。
我和井上廈先生同屬于一個孩子群體，進入國民學校學習，其後又從國民學校畢業的那個唯一的孩子群體。
一九四五年戰争結束，一九四六年頒布新憲法并于翌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實施。
與此同時，教育基本法得以制定并成立了新制中學。
如果我們村子裡不成立那種新制中學，我就無法繼續升學了。
當時，從我們村子步行可及的周邊地域内沒有舊制中學，如果要去上學，就隻能在松山租住民房以便就近往來于學校了。
而能夠做到這一切的，哎呀，就隻能是非常優秀的孩子了。
由于父親故去，我對繼續升學之事便斷了念想。
然而，村裡卻建立了新制中學，于是所有孩子就都可以繼續升學了，我也歡天喜地的去了那所學校。
據說教育基本法是孩子們今後的教育之根本，我便請老師讓我看了看，還将其抄寫在紙上，覺得這是為孩子們制定的一部很好的法律，盡管這部法律面對的是國家，而非我們孩子（笑）。
老師們也非常熱心地學習嶄新的民主主義體制，經常對我們說什麼“你們，要自主性地去幹！”、“要民主性地去幹！”等。
那時，我被推選為兒童農會的負責人，也辦了個小小的實業，是職業課老師和我一起做的。
我們倆從大人的農協那裡借來當時的十萬日元，搭建了設有哺育雞雛大溫箱的小屋，養了兩百隻小雞并賣給了農家。
其後，我加入新組建的棒球部并擔任遊擊手。
那時又能讀書，又能自由自在且充實地生活。
初中畢業後，便自然而然地升到了鄰鎮的新制高中。
——您是一九五〇年四月升入高中的，當時還處于占領之下，可以想象，戰後的混亂以及粗野的氛圍，在農村的各個角落也卷起了形形色色的漩渦了吧。
翌年，您從當地的縣立内子高中轉學到松山東高中的高二年級，這其中有什麼緣故嗎？ 根據愛媛縣轄内的學區制劃分，此前去了松山、宇和島、大洲那些近郊的學生，要回到原籍所在地轉入本地的高中。
在高年級學生裡，也有一些人曾當過軍隊的預科練習生，這種人糾集在一起，擴展了借助暴力控制同學的網絡，一旦被高年級或棒球部裡那些不良少年的小團夥給盯上，就會吃上很大苦頭。
我的身上原本就有一種無所顧忌的個性，加之在新制中學所感受到的自由氛圍，便不加思索地在作文裡寫了棒球部那些倚仗暴力的事例。
于是，我也被畫入了被盯梢的那類同學，雖說也曾進行一些抵抗，卻還是覺得沒必要再在這所學校裡待下去了。
我就向母親說了自己的想法，母親便表示“那也可以吧！”現在細想起來，估計母親曾去學校和校長先生商量過此事。
高一第三學期時，班主任就對我說：“已經定下來了，你就轉校去松山吧。
”我覺得，老師大概是想從遭受校内小團夥迫害的學生中拯救出一個人來，況且，校内這個小團夥與鎮上的不良少年好像也有所勾結。
這位老師還幫我尋找可以租住的民房，母親也四處籌措費用，我就這樣轉學到松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