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我在暧昧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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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
關于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内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
如同在戰後忍受着赤貧，沒有失去走向複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對前途的巨大擔憂，盡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
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于亞洲經濟領域内的生産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态。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泛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徑庭，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奧登①為小說家下了這樣的定義：他們“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
”我長年過着這種職業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弗蘭納裡·奧康納①語）。
①威·休·奧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國的美國詩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時代》（１９４８）等詩作。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從喬治·奧威爾②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正派的”一詞。
奧威爾常用這詞以及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别喜愛的人物形象。
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詞，并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差異。
①弗·奧康納（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國女小說家。
②喬·奧威爾（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國小說家、社會評論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諷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這一日本人的形象，與法語中“人道主義者”的日本人這一表現重疊起來使用的話，我希望奧威爾不會提出異議，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寬容和人性之義。
不過，我們确實有一位前輩不辭辛勞，為造就這樣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國文藝複興時期文學和思想的學者渡邊一夫①。
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裡，渡邊盡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着要将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舍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它國家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複雜方法，試圖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接起來。
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
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①渡邊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家、評論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師。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紀法國文藝複興文學的代表作家、醫師、人文學者。
年輕的渡邊在大戰前曾在巴黎留學，當他對自己的導師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譯介到日本去的決心時，那位老練的法國人給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這樣的評價：“L′enCtrepriseinouiedelatraductiondel′intraduisible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譯的拉伯雷譯為日語，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企圖”。
另一位驚訝的幫腔者則更為直率地說道：“BelleentreprisePantagrueline”，即“這是龐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圖”。
然而，在大戰和被占領期間的貧困、窘迫之中，渡邊一夫不僅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程，而且還竭盡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與拉伯雷齊駕并驅的、還有繼他之後的各種各樣的人文學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處于混亂時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傳》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
從渡邊那裡，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
其一是小說。
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①所提出并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衆笑文化的形象系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
關于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内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
如同在戰後忍受着赤貧，沒有失去走向複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對前途的巨大擔憂，盡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
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于亞洲經濟領域内的生産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态。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泛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徑庭，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奧登①為小說家下了這樣的定義：他們“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
”我長年過着這種職業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習慣”（弗蘭納裡·奧康納①語）。
①威·休·奧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國的美國詩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時代》（１９４８）等詩作。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從喬治·奧威爾②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正派的”一詞。
奧威爾常用這詞以及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别喜愛的人物形象。
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詞，并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差異。
①弗·奧康納（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國女小說家。
②喬·奧威爾（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國小說家、社會評論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諷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這一日本人的形象，與法語中“人道主義者”的日本人這一表現重疊起來使用的話，我希望奧威爾不會提出異議，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寬容和人性之義。
不過，我們确實有一位前輩不辭辛勞，為造就這樣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國文藝複興時期文學和思想的學者渡邊一夫①。
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中的那種愛國狂熱裡，渡邊盡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着要将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舍棄的日本傳統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它國家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複雜方法，試圖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接起來。
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
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①渡邊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家、評論家，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師。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紀法國文藝複興文學的代表作家、醫師、人文學者。
年輕的渡邊在大戰前曾在巴黎留學，當他對自己的導師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譯介到日本去的決心時，那位老練的法國人給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這樣的評價：“L′enCtrepriseinouiedelatraductiondel′intraduisible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譯的拉伯雷譯為日語，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企圖”。
另一位驚訝的幫腔者則更為直率地說道：“BelleentreprisePantagrueline”，即“這是龐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圖”。
然而，在大戰和被占領期間的貧困、窘迫之中，渡邊一夫不僅完成了這項偉大的工程，而且還竭盡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與拉伯雷齊駕并驅的、還有繼他之後的各種各樣的人文學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處于混亂時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傳》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
從渡邊那裡，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
其一是小說。
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①所提出并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衆笑文化的形象系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