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我在暧昧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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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憶者，我無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麗的日本的我”。
剛才，在談論川端的暧昧時，我使用了vague這一英語單詞，現在我仍然要遵從英語圈的大詩人凱思琳·雷恩①所下的定義——“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語中相同的暧昧譯成ambiguous。
因為，在談論到自己時，我隻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來表達。
①凱·雷恩（１９０８—），英國女詩人，著有《坑坑窪窪的土丘》、《失去的國土》、《在荒涼的海濱》等詩集。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着開國１２０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
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暧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
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
然而，日本卻位于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着傳統文化。
暧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滞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
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着戰争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
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并以此為基礎，從内心深處祈求和解。
我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态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着雙重性。
在近、現代化的曆史上，這種近、現代化同時也帶來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戰争。
以大約５０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
支撐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争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
然而，蘊含着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并不是純潔和清白的。
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曆史的污垢。
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衆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着我們的道德觀念。
現在，國際間有一種批評，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對于在聯合國恢複軍事作用以維護世界和平持消極态度。
這些言論灌滿了我們的耳朵。
然而，日本為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的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争，這也是很有必要的。
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争的原則。
西歐有着悠久傳統——對那些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态度。
在那裡，這種放棄戰争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争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删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内時有發生，其中不乏試圖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将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
身為小說家，我不得不想象，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着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絕對價值置于更高的位置。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莫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
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種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出發的道德規範，那麼，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隻能變得徒勞無益了。
作為一個人，我沒法不去想象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盡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着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進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劇膨脹，并呈現出更加新異
剛才，在談論川端的暧昧時，我使用了vague這一英語單詞，現在我仍然要遵從英語圈的大詩人凱思琳·雷恩①所下的定義——“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語中相同的暧昧譯成ambiguous。
因為，在談論到自己時，我隻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來表達。
①凱·雷恩（１９０８—），英國女詩人，著有《坑坑窪窪的土丘》、《失去的國土》、《在荒涼的海濱》等詩集。
我覺得，日本現在仍然持續着開國１２０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
而我，身為被刻上了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暧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
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
然而，日本卻位于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着傳統文化。
暧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滞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
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着戰争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
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并以此為基礎，從内心深處祈求和解。
我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态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着雙重性。
在近、現代化的曆史上，這種近、現代化同時也帶來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戰争。
以大約５０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
支撐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争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
然而，蘊含着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并不是純潔和清白的。
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曆史的污垢。
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衆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着我們的道德觀念。
現在，國際間有一種批評，認為日本這個國家對于在聯合國恢複軍事作用以維護世界和平持消極态度。
這些言論灌滿了我們的耳朵。
然而，日本為重新出發而制定的憲法的核心，就是發誓放棄戰争，這也是很有必要的。
作為走向新生的道德觀念的基礎，日本人痛定思痛，選擇了放棄戰争的原則。
西歐有着悠久傳統——對那些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态度。
在那裡，這種放棄戰争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争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删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内時有發生，其中不乏試圖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将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
身為小說家，我不得不想象，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着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絕對價值置于更高的位置。
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莫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
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種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出發的道德規範，那麼，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隻能變得徒勞無益了。
作為一個人，我沒法不去想象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盡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着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進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劇膨脹，并呈現出更加新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