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我在暧昧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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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會性、肉體性等諸要素的緊密結合；死亡與再生情結的重合；還有公然推翻上下關系所引起的哄笑。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
正是這些形象系統，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邊緣的日本乃至更為邊緣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
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莫言等結合在了一起。
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着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
當然，我所說的亞洲，并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着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
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系之中。
為争取一位韓國優秀詩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參加過一次絕食鬥争。
現在，我則對中國那些非常優秀的小說家們的命運表示關注。
渡邊給予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人文主義思想。
我把與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重複的歐洲精神，作為一個有生氣的整體接受了下來。
像是要團團圍住拉伯雷一般，渡邊還寫了易于讀解的史料性評傳。
他的評傳涵蓋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齊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學者，甚至還包括從圍繞着亨利四世的瑪爾戈王後③到伽布利埃爾·黛托萊的諸多女性。
就這樣，渡邊向日本人介紹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義、尤其是寬容的寶貴、人類的信仰、以及人類易于成為自己制造的機械的奴隸等觀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蘭文學家、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義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癡愚神禮贊》（１５１１）和《對話集》（１５１８）等文學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紀法國人文主義者、新教神學家。
③瑪爾戈王後（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與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結婚。
他勤奮努力，傳播了丹麥偉大語法學家克利斯托夫·尼羅普的名言“不抗議（戰争）的人，則是同謀者”，使之成為時事性的警句。
渡邊一夫通過把人文主義這種包孕着諸多思想的西歐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膽嘗試了“前所未聞的企圖”，确實是一位“寵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的人。
作為渡邊的人文主義的弟子，我希望通過自己這份小說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複過來，并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
我剛才說過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複這些痛苦和創傷。
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禱。
讓我們重新回到個人的話題上來吧。
我那個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礙、卻存活下來的孩子，在小鳥的歌聲中走向巴赫和莫紮特的音樂世界，并在其中成長，終于開始創作自己的樂曲。
我認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無異于小草葉片上閃爍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滿新鮮的亮光和喜悅。
純潔一詞好像由in和nocea組合而成，即沒有暇疵。
光的音樂，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純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當光進一步進行音樂創作時，作為父親，我卻從他的音樂中清晰地聽到了“陰暗靈魂的哭喊聲”。
智力發育滞後的孩子盡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習慣”——作曲，得以在技術上發展和構思上深化。
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發現了自己心靈深處尚未用語言觸摸過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結。
而且，“陰暗靈魂的哭喊聲”被作為音樂而美妙地加以表現這一行為本身，也在明顯地醫治和恢複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結。
作為使那些生活在同時代的聽衆得到醫治和恢複的音樂，光的作品已經被廣泛接受。
從藝術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這一切的依據。
我無須仔細進行驗證，隻是遵循這一信條，希望能夠探尋到一種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紀，于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們的苦難。
我還在考慮，作為一個置身于世界邊緣的人，如何從自己的意願出發展望世界，并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
（許金龍譯）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蘇聯文學理論家、批評家。
正是這些形象系統，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邊緣的日本乃至更為邊緣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
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莫言等結合在了一起。
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着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
當然，我所說的亞洲，并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着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
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系之中。
為争取一位韓國優秀詩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參加過一次絕食鬥争。
現在，我則對中國那些非常優秀的小說家們的命運表示關注。
渡邊給予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人文主義思想。
我把與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重複的歐洲精神，作為一個有生氣的整體接受了下來。
像是要團團圍住拉伯雷一般，渡邊還寫了易于讀解的史料性評傳。
他的評傳涵蓋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齊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學者，甚至還包括從圍繞着亨利四世的瑪爾戈王後③到伽布利埃爾·黛托萊的諸多女性。
就這樣，渡邊向日本人介紹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義、尤其是寬容的寶貴、人類的信仰、以及人類易于成為自己制造的機械的奴隸等觀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蘭文學家、歐洲文藝複興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義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癡愚神禮贊》（１５１１）和《對話集》（１５１８）等文學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紀法國人文主義者、新教神學家。
③瑪爾戈王後（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與法國國王亨利四世結婚。
他勤奮努力，傳播了丹麥偉大語法學家克利斯托夫·尼羅普的名言“不抗議（戰争）的人，則是同謀者”，使之成為時事性的警句。
渡邊一夫通過把人文主義這種包孕着諸多思想的西歐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膽嘗試了“前所未聞的企圖”，确實是一位“寵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的人。
作為渡邊的人文主義的弟子，我希望通過自己這份小說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複過來，并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
我剛才說過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複這些痛苦和創傷。
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禱。
讓我們重新回到個人的話題上來吧。
我那個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礙、卻存活下來的孩子，在小鳥的歌聲中走向巴赫和莫紮特的音樂世界，并在其中成長，終于開始創作自己的樂曲。
我認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無異于小草葉片上閃爍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滿新鮮的亮光和喜悅。
純潔一詞好像由in和nocea組合而成，即沒有暇疵。
光的音樂，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純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當光進一步進行音樂創作時，作為父親，我卻從他的音樂中清晰地聽到了“陰暗靈魂的哭喊聲”。
智力發育滞後的孩子盡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習慣”——作曲，得以在技術上發展和構思上深化。
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發現了自己心靈深處尚未用語言觸摸過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結。
而且，“陰暗靈魂的哭喊聲”被作為音樂而美妙地加以表現這一行為本身，也在明顯地醫治和恢複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結。
作為使那些生活在同時代的聽衆得到醫治和恢複的音樂，光的作品已經被廣泛接受。
從藝術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這一切的依據。
我無須仔細進行驗證，隻是遵循這一信條，希望能夠探尋到一種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紀，于鈍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學技術與交通的畸形發展中積累的被害者們的苦難。
我還在考慮，作為一個置身于世界邊緣的人，如何從自己的意願出發展望世界，并對全體人類的醫治與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義的貢獻。
（許金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