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戰鬥的人道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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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空間站對給與日本周圍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歐洲反應内在的一面，活現出一幅足以陷我們于痛苦的示意圖。
靠戰略的防衛即使能夠使美國本土免遭核導彈的攻擊，但是也破壞不了指向西歐或東亞的SS－２０那樣的蘇聯中距離導彈、短距離導彈和炮彈一類的戰術核武器。
所以，靠保護美國之盾把美國和其他同盟國之間的命運分離開，把對美國的“核保護傘”的信賴性搞垮，那麼，在抑制蘇聯對歐洲的攻擊，美國就不得不依靠常規武力了（筆者注：在東亞，由于增加了托馬霍克搭載艦船和日本加強了擴軍，得到直接增進，而且目前仍在前進）。
更進一步說，美蘇如果一起配備防衛系統，據說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許挑起一場包括歐洲的核戰争在内的“有限的”糾紛（筆者注：有必要使圍繞日本列島海域的核戰争惡夢再次重複麼）。
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總部警告說，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引起“同盟國内危險的分裂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狀況之下，把新的擴軍用于裁軍談判的條件這一有冒險性的危險上，任何談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
我已經重複寫過，除非從喬治·凱南起，凡是真心憂慮今天核狀況，有多年來身居負責崗位，有經驗有思考的有識之士們提出提案時，首先是核保有國主動地開核裁軍會議，以此為立足點，召開一次本質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軍談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會上本來想說，但是擔心有損于那個團聚氣氛而沒有說，但明年想公之于衆的想法。
重複地說，我對于托姆遜、凱南以及凱利，對于戰鬥的人道主義者都有深刻印象。
盡管凱南總是自覺地以基督教徒為立足之點而發言，最近他的談論中還不習慣“戰鬥的”這個詞，但他畢竟是個溫厚的人。
他們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正如曼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樣，畢竟通過苛酷的現實經驗，特别是經過了反對把自由與寬容，自由讨論的原則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給吞食下去的鍛煉。
談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經曆的巴金的《随感錄》、《真話集》無不明确地表明了這一點。
在東京的講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觀主義文學，這位老大家憎惡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他那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對自己充滿苦澀的自我批判的書，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慮戰鬥的人道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它和中野重治所說的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是表裡一緻的。
隻要從日本人這方面來看今天的核狀況，我一直在想，我們自己把自己無條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觀主義的俘虜。
大學時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醫學家對我說，你沒有因為悲觀主義而自殺，與其說是由于自我勉勵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說是由于強健的肉體的力量，這一點也許你自己沒有意識到。
我的身體的确如朋友所說那麼強壯，沒有麻煩他們當醫生的。
回想起來，中野重治和渡邊一夫都是身體強壯的人。
如果他們攜起手來，以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姿态大步前進，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錯不了的。
而且通過這一想象，我對于他們共有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有了更明确的定義。
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年輕的人們作為自己的一項工作，才寫了這篇文章。
此次中國之行，對于作家的我來說，最使我感動的是，在北京參觀了魯迅故居和博物館的時候。
青年們常常念誦的裴多菲的詩句，我看到魯迅也引用過，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這個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選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這裡。
他也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者。
是竹内好譯的。
“我開始寫小說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
……但是老實說，我對‘文學革命’還沒有熱情。
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凱炮制的陰謀和張勳複辟的陰謀，看了其他許許多多，完全懷疑了，失望之餘非常沮喪。
今年，民族主義文學家在某小報上寫道：‘魯迅深表懷疑’。
說的一點也不錯。
我目前就懷疑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義文學家，誰也不知道今後變成什麼樣。
不過我也懷疑自己的失望。
因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極其有限。
這想法給了我拿起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 我覺得這麼談的魯迅才是最值得記住的具備戰鬥的人道主義的、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靠戰略的防衛即使能夠使美國本土免遭核導彈的攻擊，但是也破壞不了指向西歐或東亞的SS－２０那樣的蘇聯中距離導彈、短距離導彈和炮彈一類的戰術核武器。
所以，靠保護美國之盾把美國和其他同盟國之間的命運分離開，把對美國的“核保護傘”的信賴性搞垮，那麼，在抑制蘇聯對歐洲的攻擊，美國就不得不依靠常規武力了（筆者注：在東亞，由于增加了托馬霍克搭載艦船和日本加強了擴軍，得到直接增進，而且目前仍在前進）。
更進一步說，美蘇如果一起配備防衛系統，據說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許挑起一場包括歐洲的核戰争在内的“有限的”糾紛（筆者注：有必要使圍繞日本列島海域的核戰争惡夢再次重複麼）。
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總部警告說，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引起“同盟國内危險的分裂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狀況之下，把新的擴軍用于裁軍談判的條件這一有冒險性的危險上，任何談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
我已經重複寫過，除非從喬治·凱南起，凡是真心憂慮今天核狀況，有多年來身居負責崗位，有經驗有思考的有識之士們提出提案時，首先是核保有國主動地開核裁軍會議，以此為立足點，召開一次本質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軍談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會上本來想說，但是擔心有損于那個團聚氣氛而沒有說，但明年想公之于衆的想法。
重複地說，我對于托姆遜、凱南以及凱利，對于戰鬥的人道主義者都有深刻印象。
盡管凱南總是自覺地以基督教徒為立足之點而發言，最近他的談論中還不習慣“戰鬥的”這個詞，但他畢竟是個溫厚的人。
他們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正如曼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樣，畢竟通過苛酷的現實經驗，特别是經過了反對把自由與寬容，自由讨論的原則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着給吞食下去的鍛煉。
談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經曆的巴金的《随感錄》、《真話集》無不明确地表明了這一點。
在東京的講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觀主義文學，這位老大家憎惡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他那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對自己充滿苦澀的自我批判的書，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慮戰鬥的人道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它和中野重治所說的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是表裡一緻的。
隻要從日本人這方面來看今天的核狀況，我一直在想，我們自己把自己無條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觀主義的俘虜。
大學時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醫學家對我說，你沒有因為悲觀主義而自殺，與其說是由于自我勉勵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說是由于強健的肉體的力量，這一點也許你自己沒有意識到。
我的身體的确如朋友所說那麼強壯，沒有麻煩他們當醫生的。
回想起來，中野重治和渡邊一夫都是身體強壯的人。
如果他們攜起手來，以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姿态大步前進，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錯不了的。
而且通過這一想象，我對于他們共有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有了更明确的定義。
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年輕的人們作為自己的一項工作，才寫了這篇文章。
此次中國之行，對于作家的我來說，最使我感動的是，在北京參觀了魯迅故居和博物館的時候。
青年們常常念誦的裴多菲的詩句，我看到魯迅也引用過，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這個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選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這裡。
他也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者。
是竹内好譯的。
“我開始寫小說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
……但是老實說，我對‘文學革命’還沒有熱情。
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凱炮制的陰謀和張勳複辟的陰謀，看了其他許許多多，完全懷疑了，失望之餘非常沮喪。
今年，民族主義文學家在某小報上寫道：‘魯迅深表懷疑’。
說的一點也不錯。
我目前就懷疑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義文學家，誰也不知道今後變成什麼樣。
不過我也懷疑自己的失望。
因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極其有限。
這想法給了我拿起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 我覺得這麼談的魯迅才是最值得記住的具備戰鬥的人道主義的、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