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作為資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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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奈伽特描寫了德累斯頓遭受地毯式轟炸，例如《屠宰場五号》所記錄的，為一樁雞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處死一名士兵，這樣不合理的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對于那個士兵個人來說，死非其罪當然是無法補償的。
但是對于德累斯頓地毯式轟炸這個２０世紀人類悲劇的愚蠢行為，由于鮑奈伽特的介紹而使我們無不予以注視，而且，對該悲劇中幸存下來的人無比信賴，也是通過鮑奈伽特才确認的，我相信，這才是文學的今天的作用。
描寫奧斯威辛空前的慘劇以及為它帶來的後遺症長久困擾、痛苦到最後終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龍創作的文學可以說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
确如斯泰龍所寫，即使通過她的作品，人也無法理解奧斯威辛。
總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讀完《索菲的選擇》之後，我們的感受是，确實依然深深信賴屬于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龍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如果把我這個想法向作家說出來，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見生人似地妨礙她說話，所以隻是一直默默地聽着——全是２０世紀人類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經過這種痛苦之後的更生這一主題，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這位美國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認為文學即使現在不也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梁麼？《索菲的選擇》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邊，作了個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夢，醒來時看到沙灘上嬉戲的孩子們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過去，故事就在這裡結束的。
叙述者說：“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與此同時，孩子們好像用沙子保護我，把我埋上，我緊緊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樣直挺挺地躺着，随他們擺布。
就在這時，我把以下的話寫在心上：‘在涼沙之下，我夢見自己死去／但是我醒來看到黎明／看到燦爛的晨星，在光輝之中，’／不是審判的日子——是個無異于往常的早晨。
早晨，一個美麗的、真正的早晨。
”總之，斯泰龍描寫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說就這樣結束了。
２０世紀殘酷的曆史給人類帶來的悲痛，通過文學的表現過程，同時也是對于具有人類規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給以鼓舞的過程。
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為出席國際筆會而來東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問：關于廣島的文學為什麼是必要的？——我在那裡，在那裡我飽嘗了這種悲慘，僅僅憑這兩句話本來就能給他以強力的沖擊！——但是對如此提問我卻得到啟發。
前面我已經寫過，我受日本筆會的出版委員會委托，選出了土生土長于廣島、長崎的受難者寫出的經曆，以及外地人追記自己的經曆等等短篇，編輯成集，題名為《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并且協助出版了英語版的《AtomicafCtermath》。
這英語版對外國人參加者一律發給一冊，所以我有責任直接回答這個提問。
方才提問的問題，他如果讀一下業已發給他的英譯本原子彈小說集，他本來自己就能解答的。
那時我在奧斯威辛。
這句證詞任何時候都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龍的小說裡，正如她寫下來的這句話一樣，使懷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進的鼓舞力量。
奧斯威辛以後，作家費了３０年的努力， 從那時我在奧斯威辛，從她曾經在奧斯威辛這個地點，直到看見跳過悲劇求得更生的方向之處，我以為可以說她是怎樣不停地修築這條路的啊。
在這個不停的過程之中，作為資産的悲哀發揮了作用。
說起日本人之中根據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曆而寫的作品，首推前面提過的林京子寫的《空罐》。
它描寫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學生們遭遇大災大難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們聚會于長崎，在行将停辦的母校暢談往事，并叙述此舉之動機的短篇。
年輕的姑娘們所經曆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裡說的話，那就是荒唐誘頂——極其殘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數字和主要用記述文章表現，就是以下這樣的：“畢業以來，我是第一次看到禮堂。
站在門口時我呆立不動，當時我想到的是，在這禮堂裡既沒有舉行過音樂會，也沒有舉行過畢業典禮，而是戰争結束的當年１０月舉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彈的學生和老師們的追悼會。
我獻上無言的祈禱，是給那一天死難的朋友們的亡靈。
大木她們也是這麼想的吧。
我記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動員到浦上兵工廠作工，工廠被炸而負重傷，她倆被擡來放在禮堂的地闆上。
原和大木後來傷愈活了下來，但是幾十位女生在老師和同學們眼前死在地闆上了。
學生一千三四
對于那個士兵個人來說，死非其罪當然是無法補償的。
但是對于德累斯頓地毯式轟炸這個２０世紀人類悲劇的愚蠢行為，由于鮑奈伽特的介紹而使我們無不予以注視，而且，對該悲劇中幸存下來的人無比信賴，也是通過鮑奈伽特才确認的，我相信，這才是文學的今天的作用。
描寫奧斯威辛空前的慘劇以及為它帶來的後遺症長久困擾、痛苦到最後終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龍創作的文學可以說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
确如斯泰龍所寫，即使通過她的作品，人也無法理解奧斯威辛。
總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讀完《索菲的選擇》之後，我們的感受是，确實依然深深信賴屬于人的行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龍談了相當長時間的話——如果把我這個想法向作家說出來，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見生人似地妨礙她說話，所以隻是一直默默地聽着——全是２０世紀人類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經過這種痛苦之後的更生這一主題，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這位美國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認為文學即使現在不也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梁麼？《索菲的選擇》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邊，作了個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夢，醒來時看到沙灘上嬉戲的孩子們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過去，故事就在這裡結束的。
叙述者說：“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與此同時，孩子們好像用沙子保護我，把我埋上，我緊緊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樣直挺挺地躺着，随他們擺布。
就在這時，我把以下的話寫在心上：‘在涼沙之下，我夢見自己死去／但是我醒來看到黎明／看到燦爛的晨星，在光輝之中，’／不是審判的日子——是個無異于往常的早晨。
早晨，一個美麗的、真正的早晨。
”總之，斯泰龍描寫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說就這樣結束了。
２０世紀殘酷的曆史給人類帶來的悲痛，通過文學的表現過程，同時也是對于具有人類規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給以鼓舞的過程。
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為出席國際筆會而來東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問：關于廣島的文學為什麼是必要的？——我在那裡，在那裡我飽嘗了這種悲慘，僅僅憑這兩句話本來就能給他以強力的沖擊！——但是對如此提問我卻得到啟發。
前面我已經寫過，我受日本筆會的出版委員會委托，選出了土生土長于廣島、長崎的受難者寫出的經曆，以及外地人追記自己的經曆等等短篇，編輯成集，題名為《面對一無所知的未來》，并且協助出版了英語版的《AtomicafCtermath》。
這英語版對外國人參加者一律發給一冊，所以我有責任直接回答這個提問。
方才提問的問題，他如果讀一下業已發給他的英譯本原子彈小說集，他本來自己就能解答的。
那時我在奧斯威辛。
這句證詞任何時候都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龍的小說裡，正如她寫下來的這句話一樣，使懷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進的鼓舞力量。
奧斯威辛以後，作家費了３０年的努力， 從那時我在奧斯威辛，從她曾經在奧斯威辛這個地點，直到看見跳過悲劇求得更生的方向之處，我以為可以說她是怎樣不停地修築這條路的啊。
在這個不停的過程之中，作為資産的悲哀發揮了作用。
說起日本人之中根據遭受原子彈轟炸的經曆而寫的作品，首推前面提過的林京子寫的《空罐》。
它描寫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學生們遭遇大災大難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們聚會于長崎，在行将停辦的母校暢談往事，并叙述此舉之動機的短篇。
年輕的姑娘們所經曆的，是沒有任何意義、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裡說的話，那就是荒唐誘頂——極其殘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數字和主要用記述文章表現，就是以下這樣的：“畢業以來，我是第一次看到禮堂。
站在門口時我呆立不動，當時我想到的是，在這禮堂裡既沒有舉行過音樂會，也沒有舉行過畢業典禮，而是戰争結束的當年１０月舉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彈的學生和老師們的追悼會。
我獻上無言的祈禱，是給那一天死難的朋友們的亡靈。
大木她們也是這麼想的吧。
我記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動員到浦上兵工廠作工，工廠被炸而負重傷，她倆被擡來放在禮堂的地闆上。
原和大木後來傷愈活了下來，但是幾十位女生在老師和同學們眼前死在地闆上了。
學生一千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