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親切”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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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他自己是極其痛苦的。
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
活了２０年真遭罪。
”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确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
特别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确地這樣說。
正是反複積累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才對于這２０年來越發窮兇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争還差３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
當然，這“樂觀主義”對于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注視着核狀況，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複生命的行動，那麼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争”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
說什麼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
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
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于毫無抵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挂在嘴邊的年輕人麼？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
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裡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
／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争這件事麼？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态度。
嬰兒就是很親的。
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
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
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争，我以為這才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
／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
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
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于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于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
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别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争下去，改善現狀，這對于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
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争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麼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麼，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麼？”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
于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衆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
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于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别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态度，并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并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于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
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争殘酷經曆的《加泰羅尼亞贊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曆，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
”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于完成了。
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
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識形态的存在。
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曆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
”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
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
（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去年，我以一向稱之為我國現代人道主義者法國文學家渡邊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為題，向青年人連續地作了報告，那時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邊一夫在理解瓦雷裡的一節
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
活了２０年真遭罪。
”但是，我這作父親的不消說，全家所有成員也都是通過同他共同生活，确實看到了人類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
特别是我自己，通過養育他弟弟妹妹的實際勞累，更能明确地這樣說。
正是反複積累了作為個體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之經驗，才對于這２０年來越發窮兇極惡的核狀況——從今年起《原子科學家新聞月刊》的“表示審判日到來之鐘”上，表明距核戰争還差３分鐘——之下，相信埃利亞德所說的人類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樣能克服危險的“樂觀主義”。
當然，這“樂觀主義”對于我們市民來說，如果不注視着核狀況，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對同世界規模的恢複生命的行動，那麼就很難說不變成極其醜惡的犬儒主義。
我在前面的“為了同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争”中說過下面的話：“年輕的人們最近愛說親切這個詞。
說什麼親切的人啦，喜歡親切啦，等等。
足以反映這種流行時尚的，是廣告一類的東西上也愛用‘親切’這個詞了。
親切當然是好事，我自己就過于毫無抵觸地親切，但是如果問我喜歡把親切挂在嘴邊的年輕人麼？那我必須說未必喜歡。
因為我想請年輕的人們考慮的是，如何把親切這個詞在社會裡給它定個積極的位置。
／具有社會意義的親切，難道不正是和那使親切成為不可能者作鬥争這件事麼？親切是人的極其自然的态度。
嬰兒就是很親的。
一般的人都有親切的地方，但是那樣的人在社會性的生活過程中，有的人就對人不大可能親切，或者遇不上親切的人。
因為有使親切變成不可能的制度。
同這種使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鬥争，我以為這才是使人在社會生活中親切待人的條件。
／令人不可能親切的結構或制度，在我們周圍俯拾即是，不可勝數。
肢體不健全的人想坐輪椅外出，但是使之無法辦到的種類繁多的結構，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認為那都是妨礙人親切待人的。
使人不可能親切的最甚者，莫過于核避難所一類的設施，對于超過定額人數的人還必須用機關槍阻擋。
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障礙一個一個地撤掉，讓所有的人，特别是讓青年人能夠彼此親切相待，或者同妨礙人們親切相待的人或事鬥争下去，改善現狀，這對于創造真正親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
削減福利預算，擴充軍備，一心想威脅亞洲各國，強調日本社會是競争社會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這麼一小撮人弄得覆滅，那麼，日本、日本人留給人們的記憶豈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蠻、最下流的麼？” 我這樣說的同時就感覺到，“親切”的定義還不夠充分。
于是在一次講演會上，因為聽衆都是殘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預先約定似地對作為前提的“親切”定義作了追加，想加上幾項意義使它更加有力。
我第一個提示的是對于我前面業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壞”的“顯示”予以特别重視，堅持以它作為人生觀根本的态度，并同這樣的“親切”共存。
并且主張把美國科幻小說引導到智慧小說的水平，把對于核文明一直寫了許多反省與考察文章的鮑涅卡特，以及現在認為必須重新評價的奧威爾兩人，認為最值得期望的資質合乎禮儀（decency）和“親切”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們對年輕人作了一番描述。
decency一詞，是鮑涅卡特小說的根本精神，奧威爾回味參加西班牙市民戰争殘酷經曆的《加泰羅尼亞贊歌》上說：“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經曆，使我對人的信賴沒有動搖，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對人的優美更加信賴了。
”評論奧威爾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後這樣說：“這個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離獨立終于完成了。
因為精英人物已經不是社會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
不是傳統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識形态的存在。
為了使企圖改變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會的活動無法出現，黨靠改寫曆史想把過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語言抽掉骨頭，企圖把自由啦，正義啦，像樣子的人啦，僅僅表現如此概念的語言早已不存在的狀況創造出來。
”我這是從《奧威爾的整體像》日譯本引用的，同時也希望decency一詞用日語難以恰當表達這一點給以理解。
譯文寫的是“真正人的親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該譯作“莊重體面”的。
（晶文全書，奧山康治譯） 去年，我以一向稱之為我國現代人道主義者法國文學家渡邊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為題，向青年人連續地作了報告，那時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邊一夫在理解瓦雷裡的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