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親切”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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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裡找到關于“親切”一詞另一定義。
１９４０年法國敗北的時候——這一年是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贊會開始活動的一年。
在當時國際的、國内的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甚嚣塵上的形勢之下，有人要求渡邊寫文章談法國之所以敗北的文章。
渡邊是以研究法國文學和文化為職業的，而法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納粹德國的敵國，如果他為敗戰國的法國辯護，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總意相悖，這純粹是“踩聖像”①的故技重演。
渡邊毫不妥協，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現了他異乎尋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間的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活動。
統治者對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強迫他們從聖母瑪麗亞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過去——譯注。
渡邊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裡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學校，對他稱之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們說的話。
他說，現在歐洲某些國家的青年們，“在創造同國家明确規定的目的和社會機構完全吻合的人這一計劃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養與訓練。
也就是國家在制造為它效力的國民。
”瓦雷裡對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說：“我以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細緻的産物，用這樣的對知性的強制，會使它衰退，這是非常可怕的。
” 不出瓦雷裡所料，德國造就出為國家效力的國民之後，便急不可待地發動了戰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細事物的法國。
但是渡邊在當時就明确說過，他對法國青年寄予厚望，幾年之後德國絕對一敗塗地——這和日本帝國的敗北是有聯系的——而對此确信不疑。
渡邊一夫譯的瓦雷裡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
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
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麼？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對國家效力的國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極佳的、對于誠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說的“新興産業國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
這種傾向才是确确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Kenneth）１９０８—？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家、作家——譯注。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國家的國民的典範。
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拟，但是，關于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确。
盡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并且更加奮進，制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産業國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勢強化下去，那麼，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隻有愈來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決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态：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來，對于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向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
假如瓦雷裡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家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向緩和的方向發展。
因為那樣的法國才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家。
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聽衆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
給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志《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
此後，我要使生活于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着自己論述，當然，盡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
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複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家斯卡拉蒂①那樣活那麼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曲家——譯注。
１９４０年法國敗北的時候——這一年是日德意三國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贊會開始活動的一年。
在當時國際的、國内的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甚嚣塵上的形勢之下，有人要求渡邊寫文章談法國之所以敗北的文章。
渡邊是以研究法國文學和文化為職業的，而法國又是日本的同盟國納粹德國的敵國，如果他為敗戰國的法國辯護，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贊會的國民總意相悖，這純粹是“踩聖像”①的故技重演。
渡邊毫不妥協，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現了他異乎尋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間的日本江戶時代，嚴禁天主教活動。
統治者對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強迫他們從聖母瑪麗亞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過去——譯注。
渡邊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裡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學校，對他稱之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們說的話。
他說，現在歐洲某些國家的青年們，“在創造同國家明确規定的目的和社會機構完全吻合的人這一計劃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養與訓練。
也就是國家在制造為它效力的國民。
”瓦雷裡對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說：“我以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細緻的産物，用這樣的對知性的強制，會使它衰退，這是非常可怕的。
” 不出瓦雷裡所料，德國造就出為國家效力的國民之後，便急不可待地發動了戰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細事物的法國。
但是渡邊在當時就明确說過，他對法國青年寄予厚望，幾年之後德國絕對一敗塗地——這和日本帝國的敗北是有聯系的——而對此确信不疑。
渡邊一夫譯的瓦雷裡的《精神的自由與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提到的“親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個定義。
因為，擁護我所說的社會性的“親切”二字含義的人，希望他們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一邊。
一旦提起這句話，我們眼前看到的，難道不是我國今天的社會失掉了許許多多的“親切”所具有的社會性的東西麼？總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會，對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對國家效力的國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極佳的、對于誠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說的“新興産業國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國民，讓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衰退也在所不惜。
這種傾向才是确确實實的讓青年們看不到“親切”的具體所在而帶來的結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Kenneth）１９０８—？英國經濟學家、教育家、作家——譯注。
也許馬上就得到這樣回敬的話：從世界現狀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國家的國民的典範。
我根本不想拿中國和蘇聯同納粹德國相比拟，但是，關于前面的質問，如果把波蘭的自省活動考慮進去，我以為批評的可能正确。
盡管承認它，但是，如果日本在這一點上甘當美國的走卒，并且更加奮進，制造對日本式的“新型産業國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勢強化下去，那麼，現在業已顯而易見地使日本人社會和日本人素質大大變形的裂痕，就隻有愈來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勢而行一般，我對日本“明天的人”——也許被說成純粹是作夢——決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狀态：日本的青年人應該自我培養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東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來，對于蘇聯和美國的核對峙，擔當起使它們走向廢除核武器的媒介國的角色，為此而修正現在日本前進的軌道。
假如瓦雷裡活到現在而且依然活動，他一定努力使法國成為與今天的法國完全相反的國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國家為了使歐洲緊張的核局勢朝向緩和的方向發展。
因為那樣的法國才是堂堂正正地創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緻的法國，使社會性的親切生機勃勃的法國人的國家。
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聽衆面前講話，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寫成這份草稿。
給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時間在雜志《世界》上發表的“面對狀況”作個結尾，現在我正準備寫“再度面對狀況”的文章，它的出發點，我想就以這個草稿充當。
此後，我要使生活于書齋的自己站在同社會狀況的交接點上發言，在文章上重新審視着自己論述，當然，盡可能地用這種方法寫。
最後附帶提一下，我的兒子現在已恢複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歡的音樂家斯卡拉蒂①那樣活那麼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劇和教會音樂作曲家——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