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始自于絕望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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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年12月1日紀念學生出征二十周年時所作的題為“放棄戰争的再次宣誓”。
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對那次演講的深刻印象講給人們、特别是年輕人聽。
南原在演講中談到，戰敗前的兩年，日軍越來越被動，征兵令下達到大學，凡達到兵役年齡的學生都要上戰場，即所謂“學生出征”。
作為送行的教授，心情複雜。
學生當中有的已經“對戰争疑惑和憂慮”。
當自己的教授同事對學生繼續唱着“大義名分”、“道德意義”的高調時，不能否認有的學生确實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義可言的侵略戰争。
要把這些學生趕上戰場，怎麼對他們說呢？南原在演講中對當時的情況做了如下叙述，我在這裡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話。
“我不能對他們說‘即便違抗國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
我不敢說。
（省略）我對學生講的是，‘國家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論個人的意志如何，我們必須依照國民整體的意志行動。
我們熱愛這個祖國，必須和祖國共命運。
要知道，一個民族和一個個人一樣，終将經曆很多失敗和錯誤。
因此，我們的民族将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
不過，這些付出将帶給我們日本民族和國家真正的覺醒和發展。
’” 我在8月15日演講的時候引用了南原的話。
當晚回到家裡時，已經收到批評的郵件。
發件人認為，南原沒有阻止學生出征，而學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戰場，而且有許多亞洲人、婦女和兒童被那些出征的學生殺死。
怎麼能允許教授的沉默呢？ 這話說得對。
面對不得不出征的學生，南原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對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為他戰後行動的動力，他為此而付出了努力。
我聆聽南原演講正值戰争結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擔心的是，處在戰後重建中的日本，本應對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以及對近鄰民族帶去的更大犧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覺的發展之路”，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卻正在淡忘這個自覺……。
下面再引用他演講的一段話。
“……向内外宣布放棄戰争、廢除一切軍備的我國，今天在戰後同一個憲法下卻擁有不亞于戰前的二十幾萬兵力，由此可見建設新日本精神的變化，這一切正是對自己的抹殺、對自我的否定，這麼說可能更合适。
别的暫且不論，與此關聯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戰後的新教育理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和混亂。
現在的政府、各政黨口口聲聲自由與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不僅僅是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問題，在我們的一般國民中間也同樣存在，所謂戰前派（包括戰中派），在戰後18年來，已經淡化了對戰争的反省和戰後初期的決心，甚至已經忘卻，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 南原這種沉重的恐懼在他的另一段長話中表達得十分透徹。
請允許我再次引用。
“就我國自身而言，俨然稱為‘聖戰’、打着肇國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稱美英為鬼畜，以把他們趕出亞洲取得東亞新秩序的霸權為我民族神聖使命，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争，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麼呢！我們所擔心的是，現在，對所謂‘大東亞戰争’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其意義的強調，不論意圖和動機是什麼，都将導緻所謂東亞新秩序亡靈的再次複活，導緻毀滅共産中國的戰争。
實際上，我們的國民中有的人還沒有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夢中醒來，‘夢，再來一次吧’的希望仍舊殘存。
” 關于最後這一段引用，特别是對于倒數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擔憂，有幾個發來的郵件、特别是五六十歲的聽衆反饋說，南原作為一名謹慎的哲學家，在思考未來時，恐懼的心理常常困擾着他。
當時的擔憂就是指“毀滅中國的戰争”。
其實，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盡管日本緊緊追随着美國，一旦挑起戰争，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覆滅”的是日本和日本人。
這一點連我們當中最健忘的人們（包括那些對廣島、長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對那些受到光輻射而終生痛苦并已經年邁的受害人的情況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應當想象得到。
剛才我講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講中透露了兩個最大的擔心。
第一是日中關系的惡化；第二是籠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經曆了六十一年，與南原演講的時代相比，為“大東亞戰争”和“東亞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報紙上占據相當的版面，尤其
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對那次演講的深刻印象講給人們、特别是年輕人聽。
南原在演講中談到，戰敗前的兩年，日軍越來越被動，征兵令下達到大學，凡達到兵役年齡的學生都要上戰場，即所謂“學生出征”。
作為送行的教授，心情複雜。
學生當中有的已經“對戰争疑惑和憂慮”。
當自己的教授同事對學生繼續唱着“大義名分”、“道德意義”的高調時，不能否認有的學生确實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場沒有任何正義可言的侵略戰争。
要把這些學生趕上戰場，怎麼對他們說呢？南原在演講中對當時的情況做了如下叙述，我在這裡引用南原著作集中的原話。
“我不能對他們說‘即便違抗國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
我不敢說。
（省略）我對學生講的是，‘國家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論個人的意志如何，我們必須依照國民整體的意志行動。
我們熱愛這個祖國，必須和祖國共命運。
要知道，一個民族和一個個人一樣，終将經曆很多失敗和錯誤。
因此，我們的民族将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
不過，這些付出将帶給我們日本民族和國家真正的覺醒和發展。
’” 我在8月15日演講的時候引用了南原的話。
當晚回到家裡時，已經收到批評的郵件。
發件人認為，南原沒有阻止學生出征，而學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戰場，而且有許多亞洲人、婦女和兒童被那些出征的學生殺死。
怎麼能允許教授的沉默呢？ 這話說得對。
面對不得不出征的學生，南原沒有說出真正想說的話，對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為他戰後行動的動力，他為此而付出了努力。
我聆聽南原演講正值戰争結束第18年，南原不得不擔心的是，處在戰後重建中的日本，本應對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以及對近鄰民族帶去的更大犧牲有更深刻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覺的發展之路”，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卻正在淡忘這個自覺……。
下面再引用他演講的一段話。
“……向内外宣布放棄戰争、廢除一切軍備的我國，今天在戰後同一個憲法下卻擁有不亞于戰前的二十幾萬兵力，由此可見建設新日本精神的變化，這一切正是對自己的抹殺、對自我的否定，這麼說可能更合适。
别的暫且不論，與此關聯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戰後的新教育理念已經發生了動搖和混亂。
現在的政府、各政黨口口聲聲自由與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不僅僅是為政者或政治家中的問題，在我們的一般國民中間也同樣存在，所謂戰前派（包括戰中派），在戰後18年來，已經淡化了對戰争的反省和戰後初期的決心，甚至已經忘卻，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 南原這種沉重的恐懼在他的另一段長話中表達得十分透徹。
請允許我再次引用。
“就我國自身而言，俨然稱為‘聖戰’、打着肇國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稱美英為鬼畜，以把他們趕出亞洲取得東亞新秩序的霸權為我民族神聖使命，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島施行暴虐，殘害數百萬無辜生命的那場戰争，如果不是我們民族的暴舉和錯誤、不是對同胞和人類的犯罪，又能是什麼呢！我們所擔心的是，現在，對所謂‘大東亞戰争’的重新評價以及對其意義的強調，不論意圖和動機是什麼，都将導緻所謂東亞新秩序亡靈的再次複活，導緻毀滅共産中國的戰争。
實際上，我們的國民中有的人還沒有從大東亞共榮圈的夢中醒來，‘夢，再來一次吧’的希望仍舊殘存。
” 關于最後這一段引用，特别是對于倒數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擔憂，有幾個發來的郵件、特别是五六十歲的聽衆反饋說，南原作為一名謹慎的哲學家，在思考未來時，恐懼的心理常常困擾着他。
當時的擔憂就是指“毀滅中國的戰争”。
其實，當今，在與中國相處中，盡管日本緊緊追随着美國，一旦挑起戰争，無論國土還是民族，首先從地球上“覆滅”的是日本和日本人。
這一點連我們當中最健忘的人們（包括那些對廣島、長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對那些受到光輻射而終生痛苦并已經年邁的受害人的情況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應當想象得到。
剛才我講到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講中透露了兩個最大的擔心。
第一是日中關系的惡化；第二是籠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們不能否認的是，戰後經曆了六十一年，與南原演講的時代相比，為“大東亞戰争”和“東亞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報紙上占據相當的版面，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