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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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那些經過錘煉的年輕人（像是這個邊緣地區長大成人的少年般的年輕人為核心）對他的支持下，他真的得以開展他那“新人的教會”的活動了。
四、我一直在關注着中國文學 我想，即便在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教授也是廣為人知的吧。
森教授的阿馬蒂亞這個名字，意味着“永遠的生命”。
據說，為森教授起這個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學裡曾與他父親同過事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我記得，早在我的孩童時代，當時日本和中國之間戰火正熾，我那位并不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母親對我說：在亞洲，繼泰戈爾之後适合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是魯迅先生。
不過很遺憾，他卻去世了。
剛才，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談論他在專業領域内就饑謹與貧困，以及不平等問題做出的驕人業績。
我隻是在考慮将森教授在經濟學領域裡的兩個獨特的專業用語轉用于文學世界。
一個單詞是在日語中被譯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優裕的生活”。
這個單詞包含了個人所具有諸如健康、長壽、自豪之類的所有生活機能。
在如此定義的基礎上，森教授将已經實現的機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Capability”，在日語裡，這個單詞被譯為“潛在能力”。
為了确立“優裕的生活”，作為今後的機能而需要實現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從妨礙其實現的社會性因素（例如歧視）中獲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
因此，何為不平等這個課題也就成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
我認為，在評價一個國家某個時代文學的發達程度、廣度以及深度時，經濟學中的專業用語“Capability”與自由這種概念是為之有效的。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實現國民國家的體制為奮鬥目标而進行了最具有先驅性的實踐，我為他們的這種工作而深深感動。
因為，我從他們在各個時間點上的實踐中，發現了巨大的“Capability”。
魯迅所從事的工作當然自不待言，參加了國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達夫等創造社的同人們也好，茅盾也好，他們都創作了豐富的作品，并擁有從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識分子。
國民革命前後的作家們，有老舍、丁玲，還有年輕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争期間，在上海開始工作的張愛玲和發表了《圍城》的錢鐘書等人。
趙樹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
他們都是優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作為同時代的亞洲文學，我一直在關注着中國文學。
我認為，沒有必要就政治性時代的進展與文學的動向進行嘗試性分析。
或許，在你們這些從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各位聽衆的腦海裡，已經映現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說的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各種勢頭非常旺盛的新文學，它們确實充滿了強大的魅力。
剛才所列舉的遠比我年輕的作家們的《老井》和《紅高粱》，給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
我一再提及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這些鴻篇巨制的長篇小說所顯示出來的，首先是小說家們的才能、方法和熱情。
同時，作為今後應該會實現的“Capability”，這些作品還顯示出了何等豐富、廣闊和深遠的前景啊。
我相信，今後也将不斷會有中國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獲得不再被妨礙其表現的自由，并取得切實而巨大的收獲。
現在，或許我還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與胡适的對話一般的叙述方式。
我也像當年的芥川那樣，對中國現在正活躍着的小說家，以及今後将會實現其“Capability”的年輕小說家們，表示我的羨慕之情。
可是，在這個會場上，也許會有一些可稱之為今天的胡适的知識分子，會從我的這番羨慕的話語中發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并對我顯現出充滿譏諷卻也是寬厚的表情吧。
剛才，我就自己的小說進行了解說，從中可以看出，通過将“分歧”這種有意識的方法系統化，是能夠找出文學上的有效性的。
我的文學論《小說的方法》也被譯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夠予以參照的話，我想，大家是能夠理解我所說的這一切的，那就是将剛才借助實際創作來進行說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複”這種小說的技法，作為我的認識方法而予以重視。
在八十年後的北京，我有意識地重複着從芥川與胡适的對話中發現的、确實意味深長的“分歧”，是出于以下兩個意圖。
首先，雖說我現在正面對各位中國聽衆講述着這一切，其實，我也希望将這一切作為一個信息，傳遞給日本的青年知識分子。
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努力提示出新的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卻不具備諸如此類的問題意識。
夏目漱石是日本開始現代化進程後最大的國民作家。
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進現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國民國家日本，并批判了沒有自覺到這一切的日本人。
然而，夏目漱石卻從不曾創造出他獨特的新日本這個國家以及日本人的積極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導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在日本的近、現代社會裡，一些知識分子最為綜合性且多角度地試圖認識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樣的人。
這些知識分子從戰後的廢墟中，面向再生而邁出了自己的步子。
他們曾體驗過戰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當了侵略中國的士兵。
他們在戰争剛剛結束時所構想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如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所說的那樣，具有“悔恨共同體”的含義。
戰前，盡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種見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卻各自孤立，沒有形成抗拒戰争的一股勢力呢？出于悔恨這一切的力量，他們試圖積極地構想嶄新的國家和國民的形象。
這就是他們的意圖。
而且，我認為文學者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并具體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
他們是野間宏、武田泰純、大岡升平等小說家。
然而，從那時算起，五十年過去了，這群戰後知識分子的“大志”被年輕的知識分子們繼承了嗎？我不那麼認為。
我本人也是一個希望繼承戰後文學者們的“大志”，試圖站在他們這個構想之行列的最後一名，并因此而開始小說創作的人。
但是，我卻無法過高地評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
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評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現在的日本年輕作家們和年輕讀者們呼籲，希望他們繼承戰後文學者的“大志”，并希望在這個意義上豐富、拓展和深化他們自身的“Capability”。
謝謝大家。
2000年9月28日
四、我一直在關注着中國文學 我想，即便在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教授也是廣為人知的吧。
森教授的阿馬蒂亞這個名字，意味着“永遠的生命”。
據說，為森教授起這個奇妙名字的，是那位在大學裡曾與他父親同過事的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我記得，早在我的孩童時代，當時日本和中國之間戰火正熾，我那位并不是專門研究學術的母親對我說：在亞洲，繼泰戈爾之後适合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是魯迅先生。
不過很遺憾，他卻去世了。
剛才，我之所以在這裡提及森教授的名字，并非想要談論他在專業領域内就饑謹與貧困，以及不平等問題做出的驕人業績。
我隻是在考慮将森教授在經濟學領域裡的兩個獨特的專業用語轉用于文學世界。
一個單詞是在日語中被譯為“福利”的“Well－being”，表示“優裕的生活”。
這個單詞包含了個人所具有諸如健康、長壽、自豪之類的所有生活機能。
在如此定義的基礎上，森教授将已經實現的機能包括在内，又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Capability”，在日語裡，這個單詞被譯為“潛在能力”。
為了确立“優裕的生活”，作為今後的機能而需要實現的“Capability”便很重要，而從妨礙其實現的社會性因素（例如歧視）中獲得自由就很有必要了。
因此，何為不平等這個課題也就成了一種新的思考方法。
我認為，在評價一個國家某個時代文學的發達程度、廣度以及深度時，經濟學中的專業用語“Capability”與自由這種概念是為之有效的。
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實現國民國家的體制為奮鬥目标而進行了最具有先驅性的實踐，我為他們的這種工作而深深感動。
因為，我從他們在各個時間點上的實踐中，發現了巨大的“Capability”。
魯迅所從事的工作當然自不待言，參加了國民革命的郭沫若和郁達夫等創造社的同人們也好，茅盾也好，他們都創作了豐富的作品，并擁有從這些作品中接受了“Capability”的大量青年知識分子。
國民革命前後的作家們，有老舍、丁玲，還有年輕的巴金等人，以及在日本發動全面侵略戰争期間，在上海開始工作的張愛玲和發表了《圍城》的錢鐘書等人。
趙樹理也是不可或忘的作家。
他們都是優秀的“Capability”。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作為同時代的亞洲文學，我一直在關注着中國文學。
我認為，沒有必要就政治性時代的進展與文學的動向進行嘗試性分析。
或許，在你們這些從那個時代生活過來的各位聽衆的腦海裡，已經映現出了那一切。
我可以說的是，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各種勢頭非常旺盛的新文學，它們确實充滿了強大的魅力。
剛才所列舉的遠比我年輕的作家們的《老井》和《紅高粱》，給我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啊。
我一再提及這一切的本身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這些鴻篇巨制的長篇小說所顯示出來的，首先是小說家們的才能、方法和熱情。
同時，作為今後應該會實現的“Capability”，這些作品還顯示出了何等豐富、廣闊和深遠的前景啊。
我相信，今後也将不斷會有中國的新“Capability”的所有者們，獲得不再被妨礙其表現的自由，并取得切實而巨大的收獲。
現在，或許我還要重新使用八十年前芥川與胡适的對話一般的叙述方式。
我也像當年的芥川那樣，對中國現在正活躍着的小說家，以及今後将會實現其“Capability”的年輕小說家們，表示我的羨慕之情。
可是，在這個會場上，也許會有一些可稱之為今天的胡适的知識分子，會從我的這番羨慕的話語中發現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并對我顯現出充滿譏諷卻也是寬厚的表情吧。
剛才，我就自己的小說進行了解說，從中可以看出，通過将“分歧”這種有意識的方法系統化，是能夠找出文學上的有效性的。
我的文學論《小說的方法》也被譯成了中文，倘若大家能夠予以參照的話，我想，大家是能夠理解我所說的這一切的，那就是将剛才借助實際創作來進行說明的“包含着分歧的重複”這種小說的技法，作為我的認識方法而予以重視。
在八十年後的北京，我有意識地重複着從芥川與胡适的對話中發現的、确實意味深長的“分歧”，是出于以下兩個意圖。
首先，雖說我現在正面對各位中國聽衆講述着這一切，其實，我也希望将這一切作為一個信息，傳遞給日本的青年知識分子。
中國的近、現代文學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努力提示出新的國家形象和國民形象的典型，而日本的近、現代文學卻不具備諸如此類的問題意識。
夏目漱石是日本開始現代化進程後最大的國民作家。
他提示了由于快速推進現代化而造成了扭曲和弊端的國民國家日本，并批判了沒有自覺到這一切的日本人。
然而，夏目漱石卻從不曾創造出他獨特的新日本這個國家以及日本人的積極性典型，并因此而引導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
在日本的近、現代社會裡，一些知識分子最為綜合性且多角度地試圖認識日本是個怎樣的國家，而日本人又是怎樣的人。
這些知識分子從戰後的廢墟中，面向再生而邁出了自己的步子。
他們曾體驗過戰争，其中有些人更是直接充當了侵略中國的士兵。
他們在戰争剛剛結束時所構想的知識分子群體，一如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所說的那樣，具有“悔恨共同體”的含義。
戰前，盡管也存在着具有各種見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他們卻各自孤立，沒有形成抗拒戰争的一股勢力呢？出于悔恨這一切的力量，他們試圖積極地構想嶄新的國家和國民的形象。
這就是他們的意圖。
而且，我認為文學者們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并具體地完成了巨大的工作。
他們是野間宏、武田泰純、大岡升平等小說家。
然而，從那時算起，五十年過去了，這群戰後知識分子的“大志”被年輕的知識分子們繼承了嗎？我不那麼認為。
我本人也是一個希望繼承戰後文學者們的“大志”，試圖站在他們這個構想之行列的最後一名，并因此而開始小說創作的人。
但是，我卻無法過高地評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
因此，包括我的自我批評在内，我想在北京向現在的日本年輕作家們和年輕讀者們呼籲，希望他們繼承戰後文學者的“大志”，并希望在這個意義上豐富、拓展和深化他們自身的“Capability”。
謝謝大家。
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