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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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彼此間存在着文學觀的差異,更是因為他懷有圖謀複活作為他的文化中心的天皇這種意識形态。

    三島這個人在出生、成長以及美學上都體現出東京文化。

     而我,則在邊緣地區傳承了不斷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脈。

    對于來自封建權利以及後來的明治政府中央權利的壓制,地方民衆舉行了暴動,也就是民衆起義。

    從孩童時代起,我就被民衆的這種暴動或曰起義所深深吸引。

    我注意到,在沖繩,人們在日本和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下,從以往維持琉球獨特的政治性自立和文化的時代,直到被現代國家日本所吸收以後,仍然沒有喪失抵抗的思想和文化。

    我曾寫了邊緣的地方民衆的共同體追求獨立,抵抗中央權利的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這部小說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邊緣地方所出現的抵抗。

    明治維新前後曾兩度爆發了起義(第二次起義針對的是由中央權利安排在地方官廳的權利者并取得了勝利),但在正式的曆史記載中卻沒有任何記錄,隻能通過民衆間的口頭傳承來傳續這一切。

    此外,小說中描述的在現代社會裡進行嘗試的年輕人所發起的第三次暴動卻沒能取得成功。

    不過,與那個中心進行對抗的邊緣這個主題,卻如同噴湧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斷出現在此後我的幾乎所有長篇小說之中。

     在我創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前後十年間,以拉美地區為核心,不斷出現以神話般的想象力和與此相适應的方法(魔幻現實主義這個詞彙可以适用于這個方法)進行表現的小說。

    這些小說描述了與前面說到的那個中心相對抗的民衆,以及他們自立的政治構想和文化。

    我發現,自己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所指向的目标,與它們有着很深的血緣關系。

    在後來的一段時期内,我得益于米哈伊爾.巴赫金的荒誕現實主義理論,并開始意識到和強化了這種小說的方法。

    直至現在,我的小說世界仍然是用這個方法論構建而成的。

     在剛才提及的十年後的第一年,我前往墨西哥城的大學任教職,從一位中國文學專家的同事那裡,見到了一份将拉美文學翻譯為中文的書目單。

    在那份清單中,我看到了胡安.魯爾福的《彼得羅.巴拉莫》。

    這位墨西哥作家的傑作,構成了拉美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群的源流之一。

    我曾預想過,無論在想象力的質量上,還是在叙述的方法上,從這個源流中接受了影響的小說一定會出現在中國。

     然而,中國的年輕作家們卻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料,對于他們業已實現并獲得的巨大而豐碩的成果,我不勝羨慕并緻以敬意。

    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說中,之所以提到鄭義和莫言的名字,是因為将他們視為這種新文學的代表者。

    我期待着日本的年輕作家們能夠向他們學習并展開積極而多彩的文學活動。

    同時,我還期待着他們能夠與中國的那些優秀作家和韓國的年輕作家們一道,完成确實可以被稱之為亞洲文學的事業,并在這個名稱之下參與世界文學。

     另外,我最新的一部長篇小說,是去年發表的《空翻》。

    小說始于被稱之為“師傅”的教祖與被稱為“引導者”并扮演預言者角色的男子,試圖在現代的東京創建新的宗教教團。

    其實,十年前他們曾一度建立起擁有超過二千名信徒的宗教教團,其後卻又通過電視發表聲明,表示他們的教義是錯誤的,并說那隻是一個玩笑而已,從而解散了那個宗教教團。

     他們之所以被迫解散教團,是因為信徒中出現了過激的激進派小團體,而且具有強大的力量。

    作為呼籲日本社會進行徹底悔改的手段,這個激進的小宗派計劃行使他們的實力,采取炸毀核電站之類巨大的恐怖行動。

    于是,教團的領袖們便與國家權利合作,出賣了這個激進的小宗派,使得他們行使實力的圖謀歸于流産。

     如果情況僅止于此,教團的領袖們也已聲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教義隻是個玩笑一般的東西,也就沒有必要再進行全面的轉向了。

    那麼,為什麼又産生了這個必要呢?那是因為在這個教團的内部,還有一個由信仰虔誠的女性們所組成的宗派。

    這個女性們的宗派認為,引入國家權利以封殺激進派的行為不僅束縛了教團的領袖們,整個教團也将遭到鎮壓。

    為了阻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她們以其信仰為基礎,對領袖們的受難表示抗議,并可能為聲張教團的正統性而集體自殺。

    因此,在激進的宗派與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這兩者的追逼之下,教團的領袖們不得不采取了剛才所說的全面否定教團的這種轉向措施。

     将教團解散以後,教團的領袖“師傅”和“引導者”切斷了與所有信徒之間的關系,在來自社會的批判和蔑視中孤獨地度過了十年的時光。

    小說就從他們決心重建教會處開始。

    他們得到了一小部分新的理解者,開始了重建教團的活動,但“引導者”卻在前面說到的過激派殘存下來的一部分人執拗的追逼下而死去。

    以此為契機,“師傅”轉移到了四國森林中的一個處所。

    這個處所是由這十年間最為穩健卻也頗有實力的信徒集團所準備的。

     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問世以來,我一直在考慮與中心相對抗的邊緣“根據地”這一模式。

    我還以這個森林中的小村莊為舞台,選擇各種各樣的時代,描繪發生在那裡的故事。

    于是,“師傅”們試圖創建新教團的活動,便與發生在這個邊緣場所的故事彙合了。

     然而,像是在等候着“師傅”公開發表将要創建新教會的聲明一般,前面說到的過激的宗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的宗派也彙集到了這個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師傅”并不打算清除他們。

    在“師傅”有關新教會的構想裡,一些生長在這塊邊緣的土地上的年輕人也參與了進來。

    于是,前所未有的展望就要開始實施了。

    但是,就在新教會開始明确顯現其性質的同時,曾将“師傅”和“引導者”逼得無路可走的激進派和信仰虔誠的女性們這兩個宗派之間沒有解決的問題,卻又一次緊緊地抓住了“師傅”。

     後面我還會再度就此進行叙述。

    我覺得,無論在現實的曆史進展中,還是小說的叙述方法裡,都存在着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包含着分歧的重複”。

    作為小說的叙述方法來說,它也是一個方法論。

     宗教教團的這位領袖創建教團和重建教會,與此同時也身陷危機并面臨崩潰。

    這兩個悲劇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說,這兩者間的差異隻在于“分歧”。

    因此,我們可以批判性地認為,就重建教會而言,“師傅”隻是在表演“包含着分歧的重複”。

    其實,當“師傅”重建教會時,他并沒有從辯證法的角度去超越當初的失敗,同時也沒有樹立起新的理念。

     然而,“師傅”這次卻沒能像第一次那樣,借助“包含着分歧的重複”這種同樣的方法來進行第二次轉向。

    在他以悲劇性的方式悄然消失以後,就在這片森林中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