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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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日本作家的現狀。
我出生在日本四國一個森林中的村莊裡，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
兩年後，日中戰争爆發了，在我進入仿效納粹德國而建立的被稱之為國民學校的小學那年，太平洋戰争爆發了。
十歲時，我迎來了戰敗，因此，我的少年時代的前半期實際上是處于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态之下的。
當時，對于我這位少年來說，天皇是神，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為重要的人生課題。
然而戰争結束後，這一切卻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全國都開始施行民主主義教育。
就在這個時期，我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後半期。
在我的印象中，戰時的日本是個在世界上處于孤立，并被從外部封閉起來的國度。
戰後，日本向世界開放，天皇也不再是神，這種民主主義體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
就在這種民主主義的解放感之中，我決定前往東京的大學。
盡管那是一段生活貧困并充滿了辛勞的青春，卻從不曾失去對民主主義的信賴。
我覺得，這一切構成了我的整個人生的基調。
在大學裡，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是一個從讓—保羅．薩特那裡接受了很大影響的學生。
不僅僅薩特的小說，在時事評論和哲學論文等所有領域，薩特都是我的引導者。
我在大學期間開始寫小說。
那時，我想表現戰争時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籠罩在這種生活之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陰影。
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戰後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會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題。
運用從法國現代文學中學到的手法來寫這一切，是我的文學的第一期。
《摘嫩菜打孩子》這個比較短的長篇小說，則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學習以薩特為中心的法國文學并開始創作小說的大學生活裡，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巨大的存在。
通過将魯迅與薩特進行對比，對于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
于是，魯迅成了我的一種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學者得以相對化并被作為批評的對象。
将魯迅視為批評标準的作法，現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當年，我是以青年小說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壇并開始文學創作的。
二十八歲那年，我經曆了一次重大的考驗。
那确實是一次“個人的體驗”。
作為年輕的小說家，應當如何面對日本的社會現實？我從這種薩特式的立場出發，将自己置于不得從個人的閉塞狀态中後退半步的危機之中。
而引發這一切的，則是一個頭部存在着醫學上問題的嬰兒出生在了我的家庭裡。
我感到非常苦惱，不知該如何調整自己以與那個孩子共同生活下去。
首先，我不懈地進行醫學上的努力來救治那個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堅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實際行動上朝着那個方向開始前進。
以這個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便是《個人的體驗》。
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說的同時，我還寫了《廣島日記》。
那是一部長篇評論，說的是太平洋戰争末期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而受到傷害的人們。
我在這部長篇評論中描述的，首先是廣島的諸多醫生們。
盡管他們本身也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傷害（這裡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傷的醫生們），仍然連同那些身負輕傷的醫生們一道，投身于醫治受原子彈傷害的患者的工作。
護士們也是同樣如此。
對這些護士而言，當他們和她們開始醫治傷者時，不可能從醫學意義上了解核爆炸給人們的肉體帶來的危害是怎麼一回事。
人們摸索着不斷獲得醫療上的實際效果，從這種努力中，創建并推進了包括針對白血病的治療方法在内的醫學，比如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的放射能造成的傷害進行醫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樣地從醫學、經濟以及人權等領域的痛苦中恢複過來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彈轟炸而被傷害多年以後，他們還不斷有人因為放射能障礙而被迫苦度與疾病作鬥争的日子。
盡管如此，他們卻從不曾忘記作為廣島幸存者（長崎的幸存者們也是如此）對社會責任所具有的自覺。
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動。
我認為，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發起的廢除核武器的社會活動，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顯現的最為重要的行為。
通過直接接觸廣島的放射能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得以深入個人的内閉狀态（能夠坦率地描繪處于這種狀态之中的自己，對我的文學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複了面向社會，進而面向世界開放自我的勇氣。
不得不深入個人内部的傾向，以及試圖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态度，經常同時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創造出了我的文學。
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我從薩特那裡學到了參與社會。
從那時起，我就反複将個人的内部這個課題與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課題重合在一起，不斷重複着回到原點後再行出發的循環行為。
一九六八年，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也是與一篇作為社會性報告而創作的長篇評論《沖繩日記》同時進行的。
在日本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進程中，從社會狀況直至文化的細部，沖繩人民蒙受了怎樣的壓制啊！那裡的知識分子對這種壓制曾進行了怎樣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戰争的最後時刻，最為沉重地背負着日本現代化中的矛盾的沖繩民衆，又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啊！戰後，作為美軍在亞洲／世界戰略的軍事基地，沖繩的人們更是一直在承擔着怎樣的重荷啊！ 在這種長期存在的困難中，沖繩又是如何維持其獨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創新的呢？我對此作了調查，而且曾打算進行研究。
我對沖繩展開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年七月所發表的一系列随筆作品。
我的這個經曆——在沖繩從事這種時事性和文化性的調查和報告的經曆，構成了創作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思想基礎。
先前已經說起過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島的四國。
正因為那裡遠離文化中心地東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時代，我們那個村子還保留着獨特的大衆性曆史和傳統。
我就在那種地方文化的環境中長大成人。
受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東京，學習以法國為中心的外國文化。
在這一過程中，盡管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但在我的内心底裡，卻總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國的山村是邊緣，而東京則是日本現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時也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據點。
那裡還是中央集權的場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樣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現代文化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性格。
東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話的中核，作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撐着那個超國家主義的體制，盡管被戰後的憲法從政治權利中驅趕出去，卻依然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天皇這種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
三島由紀夫和我之間之所以相互對立，是因
我出生在日本四國一個森林中的村莊裡，那一年是一九三五年。
兩年後，日中戰争爆發了，在我進入仿效納粹德國而建立的被稱之為國民學校的小學那年，太平洋戰争爆發了。
十歲時，我迎來了戰敗，因此，我的少年時代的前半期實際上是處于超國家主義意識形态之下的。
當時，對于我這位少年來說，天皇是神，為了天皇如何勇敢地去死便成了我的最為重要的人生課題。
然而戰争結束後，這一切卻完全倒轉過來，日本全國都開始施行民主主義教育。
就在這個時期，我度過了少年時代的後半期。
在我的印象中，戰時的日本是個在世界上處于孤立，并被從外部封閉起來的國度。
戰後，日本向世界開放，天皇也不再是神，這種民主主義體制就成了我心目中的國家形象。
就在這種民主主義的解放感之中，我決定前往東京的大學。
盡管那是一段生活貧困并充滿了辛勞的青春，卻從不曾失去對民主主義的信賴。
我覺得，這一切構成了我的整個人生的基調。
在大學裡，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是一個從讓—保羅．薩特那裡接受了很大影響的學生。
不僅僅薩特的小說，在時事評論和哲學論文等所有領域，薩特都是我的引導者。
我在大學期間開始寫小說。
那時，我想表現戰争時期地方孩子的生活以及籠罩在這種生活之上的超國家主義的陰影。
此外，地方出身的青年在戰後的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安和社會矛盾，也成了我作品中的主題。
運用從法國現代文學中學到的手法來寫這一切，是我的文學的第一期。
《摘嫩菜打孩子》這個比較短的長篇小說，則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之作。
在那段學習以薩特為中心的法國文學并開始創作小說的大學生活裡，對我來說，魯迅是一個巨大的存在。
通過将魯迅與薩特進行對比，對于世界文學中的亞洲文學充滿了信心。
于是，魯迅成了我的一種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學者得以相對化并被作為批評的對象。
将魯迅視為批評标準的作法，現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
當年，我是以青年小說家的身份登上日本文壇并開始文學創作的。
二十八歲那年，我經曆了一次重大的考驗。
那确實是一次“個人的體驗”。
作為年輕的小說家，應當如何面對日本的社會現實？我從這種薩特式的立場出發，将自己置于不得從個人的閉塞狀态中後退半步的危機之中。
而引發這一切的，則是一個頭部存在着醫學上問題的嬰兒出生在了我的家庭裡。
我感到非常苦惱，不知該如何調整自己以與那個孩子共同生活下去。
首先，我不懈地進行醫學上的努力來救治那個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堅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實際行動上朝着那個方向開始前進。
以這個經曆為基礎而創作的長篇小說，便是《個人的體驗》。
在創作這部長篇小說的同時，我還寫了《廣島日記》。
那是一部長篇評論，說的是太平洋戰争末期在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而受到傷害的人們。
我在這部長篇評論中描述的，首先是廣島的諸多醫生們。
盡管他們本身也遭到原子彈轟炸的傷害（這裡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傷的醫生們），仍然連同那些身負輕傷的醫生們一道，投身于醫治受原子彈傷害的患者的工作。
護士們也是同樣如此。
對這些護士而言，當他們和她們開始醫治傷者時，不可能從醫學意義上了解核爆炸給人們的肉體帶來的危害是怎麼一回事。
人們摸索着不斷獲得醫療上的實際效果，從這種努力中，創建并推進了包括針對白血病的治療方法在内的醫學，比如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那樣的放射能造成的傷害進行醫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樣地從醫學、經濟以及人權等領域的痛苦中恢複過來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彈轟炸而被傷害多年以後，他們還不斷有人因為放射能障礙而被迫苦度與疾病作鬥争的日子。
盡管如此，他們卻從不曾忘記作為廣島幸存者（長崎的幸存者們也是如此）對社會責任所具有的自覺。
為此，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動。
我認為，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發起的廢除核武器的社會活動，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顯現的最為重要的行為。
通過直接接觸廣島的放射能受害者們的思想和行動，我得以深入個人的内閉狀态（能夠坦率地描繪處于這種狀态之中的自己，對我的文學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複了面向社會，進而面向世界開放自我的勇氣。
不得不深入個人内部的傾向，以及試圖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态度，經常同時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創造出了我的文學。
作為一個專修法國文學的學生，我從薩特那裡學到了參與社會。
從那時起，我就反複将個人的内部這個課題與面向社會和世界開放自我的課題重合在一起，不斷重複着回到原點後再行出發的循環行為。
一九六八年，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也是與一篇作為社會性報告而創作的長篇評論《沖繩日記》同時進行的。
在日本帶有國家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進程中，從社會狀況直至文化的細部，沖繩人民蒙受了怎樣的壓制啊！那裡的知識分子對這種壓制曾進行了怎樣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戰争的最後時刻，最為沉重地背負着日本現代化中的矛盾的沖繩民衆，又付出了怎樣的犧牲啊！戰後，作為美軍在亞洲／世界戰略的軍事基地，沖繩的人們更是一直在承擔着怎樣的重荷啊！ 在這種長期存在的困難中，沖繩又是如何維持其獨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創新的呢？我對此作了調查，而且曾打算進行研究。
我對沖繩展開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年七月所發表的一系列随筆作品。
我的這個經曆——在沖繩從事這種時事性和文化性的調查和報告的經曆，構成了創作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思想基礎。
先前已經說起過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島的四國。
正因為那裡遠離文化中心地東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時代，我們那個村子還保留着獨特的大衆性曆史和傳統。
我就在那種地方文化的環境中長大成人。
受戰後民主主義時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東京，學習以法國為中心的外國文化。
在這一過程中，盡管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小說的創作，但在我的内心底裡，卻總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
四國的山村是邊緣，而東京則是日本現代化最直接的目标，同時也是現代化最核心的據點。
那裡還是中央集權的場所，吸收着地方的多樣性指向并使其均一化，使得日本的現代文化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性格。
東京的中心文化形成了神話的中核，作為王朝文化而昌盛，并支撐着那個超國家主義的體制，盡管被戰後的憲法從政治權利中驅趕出去，卻依然具有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與天皇這種文化的中心相互重合。
三島由紀夫和我之間之所以相互對立，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