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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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之下，日本的文學者果真能夠與中國的文學者建立起平等的和批評性的相互關系嗎？我日益感覺到“絕對零度的寫作”絕對是不可能的。
我想接着這個思路繼續說下去。
二、我如何領悟中國的近、現代文學 對于我這個在戰後迎來青年時代的日本小說家而言，又是如何領悟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文學的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龍之介與中國近代文學開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間的邂逅。
大家聽到這裡，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吧。
我并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是通過我國也許最優秀的專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國文學的這一百年》（新潮選書）而得知的。
現在，一面對照這本書中的事實就幾個問題進行确認，一面将這個話題繼續下去。
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來中國旅行，在北京與比他年長一歲的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胡适過從甚密。
後者在日記裡這樣寫道：“這個人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所謂日本的壞習慣，好像是指除了日語外，不能用其他語言與外國人交談。
這個壞習慣至今還殘存着，最近還在一部描繪中國有名的英語會話教師的電影中受到譏諷。
即便現在，日本的小說家不想用外語交換看法的情況并沒有得到改善。
就這個意義而言，芥川與胡适借助英語進行的交談，在文學史上就有了值得銘記的意義。
胡适在日記中繼續這樣寫道：“芥川又說，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
其實中國官吏并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隻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幹涉我們。
芥川說，他曾編一篇小說，寫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
” 文學家奔赴同時代曆史的現場，他們撰寫報告并進行批評，這其中同時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險。
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時常蘊涵着危險，而在時間和距離的作用下，危險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轉化為确實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說家沒有中國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
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開河。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便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很快就形成了統一的國家。
接着，在國内通過徹底推行國家主義思潮，對外則挾日清戰争和日俄戰争的勝利之威，鞏固了國民國家的基礎。
對此進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鑒三被開除教職，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則被處以死刑。
然後，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國在内的超國家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一九四五年毀滅之時。
我們不得不認為，除了共産主義者小說家中野重治以外，從夏目漱石到芥川龍之介，再到昭和時代前半期的小說家們，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内村鑒三、幸德秋水那樣對國民國家進行徹底的批判。
在這一點上，芥川感歎于審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這種審查制度導緻自己被指為犯下了對天皇不敬罪），卻又不去嘗試着打破那個不自由。
我認為，這個事例清晰地顯現了那個時代（所謂大正民主主義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況。
不過，同時代的中國文學者們就沒有與此相似的困難嗎？情況當然不是如此。
胡适所表現出的文風中就蘊涵着一種譏諷。
假如芥川遇見曾翻譯了他的《羅生門》的魯迅并與之交談，或許就會痛切感受到與胡适的譏諷所不同的另一種東西。
下面要稍微偏離一點兒話題。
面對日本獨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說，面對不僅僅是政治體制，還包括思想體制在内的那個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戰争敗北之後，在理應将天皇從所有政治權利中驅逐出去的新憲法之下，卻仍然存留了下來。
我的小說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現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還想說一些話，盡管這些話并不一定非要面對中國的聽衆述說。
自胡适以後，中國的文學者們面臨困難以及克服這些困難去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就是說，通過文學使得國民國家的理念具體化，并且為了實現該目标而引導民衆的那種行為，與芥川感覺到并羨慕不已的中國著作家們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種完全不同質的東西。
經過漫長的歲月後，當人們回顧這一切時才會發現，當時那種困難非常之大，而試圖克服那些困難的文學者們的實踐之所以能夠留存後世，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強大力量所緻。
反過來說，我隻能認為日本的近代和現代文學不曾經曆過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現在還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軍閥的“五四”運動以來，很多文學者投身于國民革命的北伐戰争。
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場北伐戰争中非常活躍且幸存下來的文學者郭沫若和茅盾。
當時，在中國這一百年曆史中，從中國的這些文學者們（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内）得以顯現文學者這個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戰争時期算起，也隻經過了四十年時間。
當回顧一九六O年以來的這四十年時，就在我被同時代的鄰國所關注期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我為之感慨不已。
我覺得，盡管中國的文學者們在種種主張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時代的進程中，卻總是為了巨大的連續性而不懈地付出艱辛的努力。
那麼，這個巨大的連續性又是什麼呢？那是一種使命感，是要在中國建設國民國家，維護國民國家，并且試圖用文學來引導這一切。
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先生年過八旬還能重新進行文學活動，是因為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進行工作的經驗依然充滿活力。
而年輕一代中的莫言的《紅高粱》和鄭義的《老井》之所以能夠讓我為之贊歎不已，則是因為他們明顯表現出來的一種意志，一種将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現實與過去的深遠連接起來，并建設他們獨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國的意志。
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現在當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時，卻隻能一如芥川對胡适所陳述的那樣，羨慕中國的著作家們。
我隻能認為，尤其在這三十年間，日本文學沒能像剛才提及的莫言和鄭義那樣雄心勃勃且非常現實地紮根于他們的土地和民衆之間，也沒能在那個不具備上述環境的國家裡建立起與這種現實相适應的想象力的共和國。
不過，我的這種說法可能已經使大家感覺到了不适。
從胡适和芥川的對話中，我清晰地發現了兩者間的“分歧”。
盡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卻也如同我現在所表述的那樣，從近代和現代中國的文學者們的進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連續性。
三、我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 接下去，我想說一說在今天的日本，我這個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也就是說，打算向大家介紹一下
我想接着這個思路繼續說下去。
二、我如何領悟中國的近、現代文學 對于我這個在戰後迎來青年時代的日本小說家而言，又是如何領悟中國的近代和現代文學的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了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龍之介與中國近代文學開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間的邂逅。
大家聽到這裡，或許會覺得不可思議吧。
我并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是通過我國也許最優秀的專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國文學的這一百年》（新潮選書）而得知的。
現在，一面對照這本書中的事實就幾個問題進行确認，一面将這個話題繼續下去。
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來中國旅行，在北京與比他年長一歲的北京大學英國文學教授胡适過從甚密。
後者在日記裡這樣寫道：“這個人似沒有日本的壞習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
”所謂日本的壞習慣，好像是指除了日語外，不能用其他語言與外國人交談。
這個壞習慣至今還殘存着，最近還在一部描繪中國有名的英語會話教師的電影中受到譏諷。
即便現在，日本的小說家不想用外語交換看法的情況并沒有得到改善。
就這個意義而言，芥川與胡适借助英語進行的交談，在文學史上就有了值得銘記的意義。
胡适在日記中繼續這樣寫道：“芥川又說，他覺得中國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羨慕。
其實中國官吏并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隻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幹涉我們。
芥川說，他曾編一篇小說，寫古代一個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馱在背上，這書竟不能出版。
” 文學家奔赴同時代曆史的現場，他們撰寫報告并進行批評，這其中同時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險。
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時常蘊涵着危險，而在時間和距離的作用下，危險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轉化為确實新奇有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日本小說家沒有中國著作家可以享受到的自由。
這并不是芥川在信口開河。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便開始了現代化進程，很快就形成了統一的國家。
接着，在國内通過徹底推行國家主義思潮，對外則挾日清戰争和日俄戰争的勝利之威，鞏固了國民國家的基礎。
對此進行了抵抗的宗教思想家内村鑒三被開除教職，社會活動家幸德秋水則被處以死刑。
然後，日本在包括侵略中國在内的超國家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直到一九四五年毀滅之時。
我們不得不認為，除了共産主義者小說家中野重治以外，從夏目漱石到芥川龍之介，再到昭和時代前半期的小說家們，沒有任何人能夠像内村鑒三、幸德秋水那樣對國民國家進行徹底的批判。
在這一點上，芥川感歎于審查制度造成的不自由（這種審查制度導緻自己被指為犯下了對天皇不敬罪），卻又不去嘗試着打破那個不自由。
我認為，這個事例清晰地顯現了那個時代（所謂大正民主主義時期）的日本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現實生活的真實狀況。
不過，同時代的中國文學者們就沒有與此相似的困難嗎？情況當然不是如此。
胡适所表現出的文風中就蘊涵着一種譏諷。
假如芥川遇見曾翻譯了他的《羅生門》的魯迅并與之交談，或許就會痛切感受到與胡适的譏諷所不同的另一種東西。
下面要稍微偏離一點兒話題。
面對日本獨特的天皇制，也就是說，面對不僅僅是政治體制，還包括思想體制在内的那個制度，芥川所感到的不自由，即便在太平洋戰争敗北之後，在理應将天皇從所有政治權利中驅逐出去的新憲法之下，卻仍然存留了下來。
我的小說作品《政治少年之死》現在依然不能出版便是其中一例。
我還想說一些話，盡管這些話并不一定非要面對中國的聽衆述說。
自胡适以後，中國的文學者們面臨困難以及克服這些困難去實現目的的過程，也就是說，通過文學使得國民國家的理念具體化，并且為了實現該目标而引導民衆的那種行為，與芥川感覺到并羨慕不已的中國著作家們所享受的自由的程度，是一種完全不同質的東西。
經過漫長的歲月後，當人們回顧這一切時才會發現，當時那種困難非常之大，而試圖克服那些困難的文學者們的實踐之所以能夠留存後世，是因為它們本身具有的強大力量所緻。
反過來說，我隻能認為日本的近代和現代文學不曾經曆過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現在還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軍閥的“五四”運動以來，很多文學者投身于國民革命的北伐戰争。
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場北伐戰争中非常活躍且幸存下來的文學者郭沫若和茅盾。
當時，在中國這一百年曆史中，從中國的這些文學者們（當然，也包括魯迅在内）得以顯現文學者這個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戰争時期算起，也隻經過了四十年時間。
當回顧一九六O年以來的這四十年時，就在我被同時代的鄰國所關注期間，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事情，對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我為之感慨不已。
我覺得，盡管中國的文學者們在種種主張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時代的進程中，卻總是為了巨大的連續性而不懈地付出艱辛的努力。
那麼，這個巨大的連續性又是什麼呢？那是一種使命感，是要在中國建設國民國家，維護國民國家，并且試圖用文學來引導這一切。
我在想“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巴金先生年過八旬還能重新進行文學活動，是因為時隔半個世紀之後，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進行工作的經驗依然充滿活力。
而年輕一代中的莫言的《紅高粱》和鄭義的《老井》之所以能夠讓我為之贊歎不已，則是因為他們明顯表現出來的一種意志，一種将中國人今天的生活現實與過去的深遠連接起來，并建設他們獨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國的意志。
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現在當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時，卻隻能一如芥川對胡适所陳述的那樣，羨慕中國的著作家們。
我隻能認為，尤其在這三十年間，日本文學沒能像剛才提及的莫言和鄭義那樣雄心勃勃且非常現實地紮根于他們的土地和民衆之間，也沒能在那個不具備上述環境的國家裡建立起與這種現實相适應的想象力的共和國。
不過，我的這種說法可能已經使大家感覺到了不适。
從胡适和芥川的對話中，我清晰地發現了兩者間的“分歧”。
盡管如此，我首先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卻也如同我現在所表述的那樣，從近代和現代中國的文學者們的進展中，我看到了巨大的連續性。
三、我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 接下去，我想說一說在今天的日本，我這個日本人是如何生活的？我又是一個怎樣的小說家？也就是說，打算向大家介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