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章 大江健三郎2000年北京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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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第一次在中國成為有嘴巴的人
訪問中國并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面前發表演講，在我來說還是第一次，我衷心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
其實，我并不是第一次訪問中國，此前曾兩度來這裡進行訪問。
不過，那時我隻是觀察和傾聽，也就是說，在中國旅行時隻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
盡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這兩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曆。
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是在一九六O年的夏天。
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聞其聲的那些人物，不僅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即便在中國現代史上也是聲華卓著。
我想在此列舉這些人名。
由于他們都已是融入曆史之中的人物了，謹按照當時所記憶的日本式發音并去掉敬稱來列舉這些名字。
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
大家一定會認為，這都是一些聲名顯赫的人物的名單。
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訪華之際，在這一長列人名後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
當時，身為我們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連在我國産業界對造成公害病負有責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長，以及多年來大受歡迎的女演員，也都得到了發言機會，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總書記面前繼續做一個沒有嘴巴的人。
我在想，這是否同我被加利福尼亞的大學的學者們托付了一封公開信有關。
現在，包括上述這一切，作為我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經曆之一，已将這些巨人們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記憶之中。
在小說家來說，對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較之于在短時期内作出評價，不如先将其儲存在記憶裡。
在不斷保持這些記憶的新鮮的同時，與這些記憶共生共存，以期将來獲得可以準确表述這一切的必要詞語。
較之于政治性的評價，它們更應該是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力的文學語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國聽衆面前成為一個有嘴巴的人，此外，我還感受到了一種幸福，那就是我的諸多作品被譯介到了中國。
我之所以能夠如此幸運，則是得益于那位發明了炸藥的人。
因此，今天我想要談一些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題外之話。
第一個題外之話是這樣的：我在受獎演說中，曾叙說從孩童時代起便深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爾斯曆險記》所吸引。
被變化為小人兒的那位生氣勃勃的少年，與那隻在共同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結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飛翔在瑞典的天空。
借助小說中的這些情景，我甚至詳悉了瑞典這個國家的地理。
現在，我也有幸與自己的阿克（暫且不論我的妻子對于自己被喻為母雁是否會感到愉快）一同飛降在了斯德哥爾摩。
接着，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我還說起了日本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作品也同樣描述過一個小人兒，這個小人兒作為使者，騎乘在大雁背上飛翔于天際，往來于異界與人世之間。
在《源氏物語》的《幻》這一卷裡有一個場景，說的是失去了愛妻的光源氏遠望大雁飛渡長空，不禁呼喚般地吟詠道： 夢也何曾見，遊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請為覓行方。
這裡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為騎乘之物，往返于異界的那個小人兒，是《源氏物語》的作者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恨歌》中援引而來的。
自最初用文字來表記日本固有的語言以來，日本文學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
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識到本國的文學傳統，可現在要面對各位中國聽衆進行講演，這才重新強烈感覺到與日本文學的曆史相關聯的自我。
而且，還不隻是與日本文學相關聯，甚至可以将其廣泛地說成與日本思想相關聯。
在大學時代，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以歐洲思想為核心進行學習并接受了影響。
我開始關注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後半葉構成德川幕府之基礎的思想，相對來說也是最近的事。
其契機，則是接觸了美國曆史學家納吉塔．哲夫所作的從封建時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
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對德川幕府中、後期構成日本經濟中心的大坂地區商人們經營的學問所——懷德堂進行了研究。
在納吉塔這一研究的引導下，我得以學習了儒教和儒學在日本被接受的狀況，以及這種狀況在德川幕府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簡略說來，以下的這一切為我開啟了眼界：經曆了形成幕府體制意識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學問及至伊藤仁齋的學問後，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們（他們承擔着面臨危機的封建時期的日本經濟）如何接受了獨自的儒教和儒學，并将其應用于現實的。
也是在這一時期，與儒教和儒學為其基礎的學問——漢學相對抗的另一門學問——蘭學也問世了。
即便那些以西洋醫學研究為核心的蘭學研究者們，也發現構成其學問和思想的人性基礎，是從中國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蘭學來推廣西洋醫學的開拓者緒方洪庵就認為，最為重要的還是“醫者仁術”。
在他青年時代的信件中，便強烈顯現出了對鴉片戰争的憂慮。
就連在意識形态領域提倡脫亞入歐并因此而招緻批判的福澤谕吉，也認為與其将歐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歐洲的語言（首先是荷蘭語，其次是英語）與漢語這種日本人的學問專用語言相對照，從而在比較的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日本語。
與近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國家主義思想核心由國學者本居宣長做了前期準備，這位本居宣長就曾認真學習過剛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思想專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說，我隻能将現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與始于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得以實現時的日本思想聯系在一起思考，同時，就中國的思想傳統為日本帶來的巨大影響進行思考。
當然，我還不得不思考與現代化的完成同步發展的超國家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争。
前不久，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了“絕對零度的寫作”理論，研究了将文本從政治性、社會性、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剝離出來，單純地用語言本身來書寫文本。
然而，身為一個日本小說家，我卻無法将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作為“絕對零度的寫作”來加以探讨。
再來看看日本最近的社會氛圍，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日本曾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人員和物資方面的巨大犧牲。
戰後，日本國以及日本人清償了這一切嗎（盡管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犧牲的侵略戰争是無法徹底清償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認為，我們應當面向未來，堅持不懈地贖罪，并為此而不斷努力，這才是日本人對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基本态度。
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卻出現了以首都東京都的那位知事為首的一批新的國家主義者，他們不僅想要忘掉侵略中國的責任，甚至還針對現在的中國和中國人民說出和做出一些攻擊性和歧視性的語言和舉動。
在這種
其實，我并不是第一次訪問中國，此前曾兩度來這裡進行訪問。
不過，那時我隻是觀察和傾聽，也就是說，在中國旅行時隻用眼睛和耳朵而不是嘴巴。
盡管如此，在我的生涯中，這兩次旅行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經曆。
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是在一九六O年的夏天。
我得以目睹其人和耳聞其聲的那些人物，不僅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即便在中國現代史上也是聲華卓著。
我想在此列舉這些人名。
由于他們都已是融入曆史之中的人物了，謹按照當時所記憶的日本式發音并去掉敬稱來列舉這些名字。
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許廣平、陳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趙樹理。
大家一定會認為，這都是一些聲名顯赫的人物的名單。
一九八四年第二次訪華之際，在這一長列人名後面，又加上了胡耀邦的名字。
當時，身為我們這一行之中心的大作家自不待言，就連在我國産業界對造成公害病負有責任的某公司前任社長，以及多年來大受歡迎的女演員，也都得到了發言機會，惟有我一人被同行者告知，要在總書記面前繼續做一個沒有嘴巴的人。
我在想，這是否同我被加利福尼亞的大學的學者們托付了一封公開信有關。
現在，包括上述這一切，作為我生涯中最為重要的經曆之一，已将這些巨人們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了記憶之中。
在小說家來說，對于那些必要的事物，較之于在短時期内作出評價，不如先将其儲存在記憶裡。
在不斷保持這些記憶的新鮮的同時，與這些記憶共生共存，以期将來獲得可以準确表述這一切的必要詞語。
較之于政治性的評價，它們更應該是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力的文學語言。
今天，我第一次在各位中國聽衆面前成為一個有嘴巴的人，此外，我還感受到了一種幸福，那就是我的諸多作品被譯介到了中國。
我之所以能夠如此幸運，則是得益于那位發明了炸藥的人。
因此，今天我想要談一些有關諾貝爾文學獎的題外之話。
第一個題外之話是這樣的：我在受獎演說中，曾叙說從孩童時代起便深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尼爾斯曆險記》所吸引。
被變化為小人兒的那位生氣勃勃的少年，與那隻在共同克服困難的過程中結為同志的母雁阿克一同飛翔在瑞典的天空。
借助小說中的這些情景，我甚至詳悉了瑞典這個國家的地理。
現在，我也有幸與自己的阿克（暫且不論我的妻子對于自己被喻為母雁是否會感到愉快）一同飛降在了斯德哥爾摩。
接着，在頒獎儀式後的晚宴上，我還說起了日本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作品也同樣描述過一個小人兒，這個小人兒作為使者，騎乘在大雁背上飛翔于天際，往來于異界與人世之間。
在《源氏物語》的《幻》這一卷裡有一個場景，說的是失去了愛妻的光源氏遠望大雁飛渡長空，不禁呼喚般地吟詠道： 夢也何曾見，遊魂忒渺茫。
翔空魔法使，請為覓行方。
這裡的“幻”或“幻童子”，便是以大雁為騎乘之物，往返于異界的那個小人兒，是《源氏物語》的作者從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長恨歌》中援引而來的。
自最初用文字來表記日本固有的語言以來，日本文學便最大幅度地受惠于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
平常我并未特别意識到本國的文學傳統，可現在要面對各位中國聽衆進行講演，這才重新強烈感覺到與日本文學的曆史相關聯的自我。
而且，還不隻是與日本文學相關聯，甚至可以将其廣泛地說成與日本思想相關聯。
在大學時代，我學習的是法國文學專業，以歐洲思想為核心進行學習并接受了影響。
我開始關注十七世紀初至十九世紀後半葉構成德川幕府之基礎的思想，相對來說也是最近的事。
其契機，則是接觸了美國曆史學家納吉塔．哲夫所作的從封建時期至近代的日本思想研究。
他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對德川幕府中、後期構成日本經濟中心的大坂地區商人們經營的學問所——懷德堂進行了研究。
在納吉塔這一研究的引導下，我得以學習了儒教和儒學在日本被接受的狀況，以及這種狀況在德川幕府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簡略說來，以下的這一切為我開啟了眼界：經曆了形成幕府體制意識形态的荻生徂徕的學問及至伊藤仁齋的學問後，德川末期的大坂商人們（他們承擔着面臨危機的封建時期的日本經濟）如何接受了獨自的儒教和儒學，并将其應用于現實的。
也是在這一時期，與儒教和儒學為其基礎的學問——漢學相對抗的另一門學問——蘭學也問世了。
即便那些以西洋醫學研究為核心的蘭學研究者們，也發現構成其學問和思想的人性基礎，是從中國的思想中生成的。
比如借助蘭學來推廣西洋醫學的開拓者緒方洪庵就認為，最為重要的還是“醫者仁術”。
在他青年時代的信件中，便強烈顯現出了對鴉片戰争的憂慮。
就連在意識形态領域提倡脫亞入歐并因此而招緻批判的福澤谕吉，也認為與其将歐洲思想直接引入日本，不如将歐洲的語言（首先是荷蘭語，其次是英語）與漢語這種日本人的學問專用語言相對照，從而在比較的基礎上創造出嶄新的日本語。
與近代化相并行的日本超國家主義思想核心由國學者本居宣長做了前期準備，這位本居宣長就曾認真學習過剛才提及的那位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思想專家荻生徂徕。
也就是說，我隻能将現代化前不久的日本思想，與始于明治維新的現代化得以實現時的日本思想聯系在一起思考，同時，就中國的思想傳統為日本帶來的巨大影響進行思考。
當然，我還不得不思考與現代化的完成同步發展的超國家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争。
前不久，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了“絕對零度的寫作”理論，研究了将文本從政治性、社會性、曆史性的文理和内容中剝離出來，單純地用語言本身來書寫文本。
然而，身為一個日本小說家，我卻無法将中國的近、現代文學作為“絕對零度的寫作”來加以探讨。
再來看看日本最近的社會氛圍，問題就更加複雜了。
日本曾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人員和物資方面的巨大犧牲。
戰後，日本國以及日本人清償了這一切嗎（盡管這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犧牲的侵略戰争是無法徹底清償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認為，我們應當面向未來，堅持不懈地贖罪，并為此而不斷努力，這才是日本人對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基本态度。
然而，在今天的日本，卻出現了以首都東京都的那位知事為首的一批新的國家主義者，他們不僅想要忘掉侵略中國的責任，甚至還針對現在的中國和中國人民說出和做出一些攻擊性和歧視性的語言和舉動。
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