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四 關于卡夫卡《城堡》的一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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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對我來說是身心幸福的融解、是一種真正的生命力的活躍；而我在這裡，在這辦公室内卻不得不為了這麼一篇可厭的文件從我有能力享受那種幸福的身上割下一塊肉來。
”沒有人會從作家這段真實的描述中找到一點兒、哪怕是在一些時候的安慰的影子。
安德爾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務來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
“我什麼也完成不了，因為我沒有時間，而我心中是那麼緊迫、”卡夫卡在另一處抱怨說，還有“我頭腦裡裝着龐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說的。
安德爾斯傾向于将卡夫卡視為一個卑躬屈膝的悲觀主義者——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的前身（“後來的努力是熱衷的與惡的等同，搞等同者雖然并未将惡看成是善，但卻這麼承認了”），這就是安德爾斯的文章的核心，這是通過将事實扭曲到其反面來實現的，包括在次要的細節上，比如對強制性職務的評價。
然而誰要使人們吃驚，誰要颠倒事實，就必須一做到底。
于是聰明絕頂的安德爾斯碰到了這樣的倒黴事情，這個平時聽得見青草生長之聲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聽出卡夫卡緻父親的信中的明顯的嘲諷：“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這股強烈，以緻你完全不必始終保持一貫，但你卻又不會因此而沒有道理。
”這段話不言而喻是說，卡夫卡的父親沒有道理，這個希望在父親身上看到盡善盡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發現了父親的言行不一貫，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換句話說，這裡是批判了父親的自以為是。
但是安德爾斯堅持到底地（這就是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這本書的危險的手腕轉動）要将卡夫卡視為一個世界上的非正義的崇拜者，一個惡的崇拜者，虐待人類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許他的玩偶對父親發牢騷。
實際上整封信是一種嘗試（在許多點上是一種充滿了愛的嘗試），給父親提供一面鏡子，讓他通過照見自己的錯誤而有所觸動。
“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着世界”這句話難道可以理解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為介于譏諷的邊緣的指責的其他什麼意思嗎？否則的話隻能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畫面了。
從卡夫卡的觀點出發，他難道真的相信父親統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發号施令的嗎？不管怎麼說，安德爾斯充滿激情地寫下了諷刺性評語，将它與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讀使人感到一種不自在的人道主義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來看，會感到信中這一段是可怕的。
” 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一下，便會發現，安德爾斯在這段“不加删節地”引錄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麼，以使自己對卡夫卡批評和嘲笑他父親這一淺顯的事實視而不見。
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個句子。
而這個句子在大倍數的放大鏡下顯示父親的自以為是，并通過誇張（雄辯術的一種衆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駁斥，這個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着世界）。
你的見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發瘋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
”在安德爾斯所摘的語錄後面還寫着；“于是，你對一件事也許毫無見解，而一切對這件事可能有的見解便因此而毫無例外地是錯誤的。
比如你可以罵捷克人，然後罵德國人，然後罵猶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選擇的，而是一概而論，最終除了你以外沒有不曾被罵到的了。
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謎一般的品質，他們的權力建築在人頭上，而不是建築在思想上。
”——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稱其父為“暴君”，并與他論戰。
這一點安德爾斯小冊子的讀者們自然不得而知；因為他們的任務是把卡夫卡看成一個暴君的奴仆，一個一聲不吭地、毫不抗議地将世界上的非正義咽到肚子裡去的人，這種人自然也不會發出這類緻命的嘲諷。
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闡述這個小例子，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安德爾斯是怎樣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導下最終不合理處理一個廣泛得多的問題的：闡釋卡夫卡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城堡》。
該書的主人公（K．）作為一個陌生人來到一個村子裡，他聲稱是有人叫他來，并給了他職務的。
當局卻不記得對K．發出過任何邀請。
村莊裡的居民們以無所謂的态度對待這個來客，甚至可以說是持敵對态度。
他枉費心機地試圖與他們建立聯系，他枉費心機地試圖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層人物。
整部小說說的是，他永遠到不了最高層那兒；就像在《訴訟》中他毫無希望地被允許面谒最高法庭一樣。
但是小說《訴訟》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與普遍的、通過戲劇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針鋒相對地指出了這一點，——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參見《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一文的有關章節）；而《城堡》這部文學作品的主人公是無罪的。
這裡面的情況更嚴峻、更有問題、更令人憂郁。
兩部長篇小說有個共同之處：主人公總是隻能到達中間層，他們或是暈頭轉向、懶惰或幹脆是惡的。
假如說這些中間層與“城堡”的最高領導是一丘之貉，那麼安德爾斯至少在有限的範圍内是言之有理的。
即便如此，也還有錯誤的觀點：即認為K．對那些惡的中間層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異教徒馬其翁那樣将一個“惡神”視為世界的締造者，視為造物主和開天辟地者，擁有永恒主宰我們的力量。
其實我們看到K．自始至終抗議着這些中間層，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顧（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對父親的鬥争立場一樣。
另外順便提一下，馬其翁也不曾無條件地接受那個造物主，而是力圖削弱其勢力的）。
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同意安德爾斯的觀點：K．同這些中間層交往、打交道而浪費了許多時間，是有一定危險的。
然而，挑明這種危險，就這種危險的一切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揭露那大攔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們的生活、使整個人類的生活失去價值的惡棍，指出其一切陰謀和同夥的罪惡，這些正是被卡夫卡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他不知疲倦地寫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們的良知覺醒。
K．隻是偶爾對強權讓步，但很快又向前突進。
當局派給他的助手們被他攆了出去，直到最後他在村子裹紮根的決心也沒有動搖。
他否定當局的濫用權力。
安德爾斯的斷言則相反：根據他的闡釋，K．認為權勢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認村莊裡發生的一切令人厭惡的事情都是合法的。
——卡夫卡所寫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在許多至關重要的格言中與引導人們走向無自由、被奴役的企圖宣戰，與一切後來成了法西斯主義或專制制度的誘導宣戰，請看這段話：“人類的結合建築其上：一個現象通過其強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實際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單獨現象。
對于這些單獨現象來說，這是甜美的，充滿慰藉的，但這缺乏真實性，因而永遠缺乏持久性。
”（所有強調的斜體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爾斯愣是閉上眼睛提出這樣的理論：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場是“最低下的奴顔婢膝”，他今天的影響完全建築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義因素上。
這種荒謬怪誕的論點的真實價值恰如一個評論家所斷言：卡夫卡偷了巴黎聖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聞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在流刑營》中甚至明确地描寫了一個殘暴專制的政權的崩潰。
至于此後沒有優于此政權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揮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婦人政權未能使人松口氣，并不能構成反駁的理由。
這不像叔本華那著名的轶聞中所傳的，叔本華回答一個學生關于是否可以結婚的提問時說：“這樣不行——那樣也不行。
”卡夫卡完全為第三條道路或其他各種道路的可行性敞開大門。
這裡響着的不是叔本華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聲音：“我們讓你們希望。
”當然不像歌德說得這麼響，這麼爽朗；但在人口過多和原子彈威脅着這個星球的今天，沒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來，人類過一種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機會大大減少了。
因此，卡夫卡為
”沒有人會從作家這段真實的描述中找到一點兒、哪怕是在一些時候的安慰的影子。
安德爾斯想用不放在卡夫卡心上的官方事務來填充卡夫卡痛苦的要求。
“我什麼也完成不了，因為我沒有時間，而我心中是那麼緊迫、”卡夫卡在另一處抱怨說，還有“我頭腦裡裝着龐大的世界”是他另一次說的。
安德爾斯傾向于将卡夫卡視為一個卑躬屈膝的悲觀主義者——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的前身（“後來的努力是熱衷的與惡的等同，搞等同者雖然并未将惡看成是善，但卻這麼承認了”），這就是安德爾斯的文章的核心，這是通過将事實扭曲到其反面來實現的，包括在次要的細節上，比如對強制性職務的評價。
然而誰要使人們吃驚，誰要颠倒事實，就必須一做到底。
于是聰明絕頂的安德爾斯碰到了這樣的倒黴事情，這個平時聽得見青草生長之聲的敏感的人突然竟未聽出卡夫卡緻父親的信中的明顯的嘲諷：“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着世界……你的自信心是這股強烈，以緻你完全不必始終保持一貫，但你卻又不會因此而沒有道理。
”這段話不言而喻是說，卡夫卡的父親沒有道理，這個希望在父親身上看到盡善盡美的楷模的孩子很早就發現了父親的言行不一貫，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換句話說，這裡是批判了父親的自以為是。
但是安德爾斯堅持到底地（這就是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這本書的危險的手腕轉動）要将卡夫卡視為一個世界上的非正義的崇拜者，一個惡的崇拜者，虐待人類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許他的玩偶對父親發牢騷。
實際上整封信是一種嘗試（在許多點上是一種充滿了愛的嘗試），給父親提供一面鏡子，讓他通過照見自己的錯誤而有所觸動。
“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着世界”這句話難道可以理解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為介于譏諷的邊緣的指責的其他什麼意思嗎？否則的話隻能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畫面了。
從卡夫卡的觀點出發，他難道真的相信父親統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發号施令的嗎？不管怎麼說，安德爾斯充滿激情地寫下了諷刺性評語，将它與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讀使人感到一種不自在的人道主義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來看，會感到信中這一段是可怕的。
” 我們再進一步研究一下，便會發現，安德爾斯在這段“不加删節地”引錄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麼，以使自己對卡夫卡批評和嘲笑他父親這一淺顯的事實視而不見。
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個句子。
而這個句子在大倍數的放大鏡下顯示父親的自以為是，并通過誇張（雄辯術的一種衆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駁斥，這個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統治着世界）。
你的見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發瘋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
”在安德爾斯所摘的語錄後面還寫着；“于是，你對一件事也許毫無見解，而一切對這件事可能有的見解便因此而毫無例外地是錯誤的。
比如你可以罵捷克人，然後罵德國人，然後罵猶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選擇的，而是一概而論，最終除了你以外沒有不曾被罵到的了。
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謎一般的品質，他們的權力建築在人頭上，而不是建築在思想上。
”——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稱其父為“暴君”，并與他論戰。
這一點安德爾斯小冊子的讀者們自然不得而知；因為他們的任務是把卡夫卡看成一個暴君的奴仆，一個一聲不吭地、毫不抗議地将世界上的非正義咽到肚子裡去的人，這種人自然也不會發出這類緻命的嘲諷。
我之所以如此詳盡地闡述這個小例子，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安德爾斯是怎樣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導下最終不合理處理一個廣泛得多的問題的：闡釋卡夫卡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城堡》。
該書的主人公（K．）作為一個陌生人來到一個村子裡，他聲稱是有人叫他來，并給了他職務的。
當局卻不記得對K．發出過任何邀請。
村莊裡的居民們以無所謂的态度對待這個來客，甚至可以說是持敵對态度。
他枉費心機地試圖與他們建立聯系，他枉費心機地試圖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層人物。
整部小說說的是，他永遠到不了最高層那兒；就像在《訴訟》中他毫無希望地被允許面谒最高法庭一樣。
但是小說《訴訟》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與普遍的、通過戲劇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針鋒相對地指出了這一點，——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參見《弗蘭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學說》一文的有關章節）；而《城堡》這部文學作品的主人公是無罪的。
這裡面的情況更嚴峻、更有問題、更令人憂郁。
兩部長篇小說有個共同之處：主人公總是隻能到達中間層，他們或是暈頭轉向、懶惰或幹脆是惡的。
假如說這些中間層與“城堡”的最高領導是一丘之貉，那麼安德爾斯至少在有限的範圍内是言之有理的。
即便如此，也還有錯誤的觀點：即認為K．對那些惡的中間層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異教徒馬其翁那樣将一個“惡神”視為世界的締造者，視為造物主和開天辟地者，擁有永恒主宰我們的力量。
其實我們看到K．自始至終抗議着這些中間層，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顧（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對父親的鬥争立場一樣。
另外順便提一下，馬其翁也不曾無條件地接受那個造物主，而是力圖削弱其勢力的）。
但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同意安德爾斯的觀點：K．同這些中間層交往、打交道而浪費了許多時間，是有一定危險的。
然而，挑明這種危險，就這種危險的一切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揭露那大攔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們的生活、使整個人類的生活失去價值的惡棍，指出其一切陰謀和同夥的罪惡，這些正是被卡夫卡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他不知疲倦地寫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們的良知覺醒。
K．隻是偶爾對強權讓步，但很快又向前突進。
當局派給他的助手們被他攆了出去，直到最後他在村子裹紮根的決心也沒有動搖。
他否定當局的濫用權力。
安德爾斯的斷言則相反：根據他的闡釋，K．認為權勢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認村莊裡發生的一切令人厭惡的事情都是合法的。
——卡夫卡所寫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在許多至關重要的格言中與引導人們走向無自由、被奴役的企圖宣戰，與一切後來成了法西斯主義或專制制度的誘導宣戰，請看這段話：“人類的結合建築其上：一個現象通過其強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實際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單獨現象。
對于這些單獨現象來說，這是甜美的，充滿慰藉的，但這缺乏真實性，因而永遠缺乏持久性。
”（所有強調的斜體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爾斯愣是閉上眼睛提出這樣的理論：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場是“最低下的奴顔婢膝”，他今天的影響完全建築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義因素上。
這種荒謬怪誕的論點的真實價值恰如一個評論家所斷言：卡夫卡偷了巴黎聖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聞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在流刑營》中甚至明确地描寫了一個殘暴專制的政權的崩潰。
至于此後沒有優于此政權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揮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婦人政權未能使人松口氣，并不能構成反駁的理由。
這不像叔本華那著名的轶聞中所傳的，叔本華回答一個學生關于是否可以結婚的提問時說：“這樣不行——那樣也不行。
”卡夫卡完全為第三條道路或其他各種道路的可行性敞開大門。
這裡響着的不是叔本華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聲音：“我們讓你們希望。
”當然不像歌德說得這麼響，這麼爽朗；但在人口過多和原子彈威脅着這個星球的今天，沒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來，人類過一種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機會大大減少了。
因此，卡夫卡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