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補遺：卡夫卡形象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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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作家經曆過像卡夫卡現在經曆的命運：生前幾乎完全默默無聞，而死後很快便世界聞名。
對手弗蘭茨·卡夫卡來說，這種命運的刻薄由于他對榮譽持全然無所謂的态度而得到緩解。
在他心目中，寫作（在他一篇日記中這麼寫着）是“祈禱的一種形式”。
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無暇的一生。
不能說他毫不在乎世界對他怎麼想。
他隻是沒有時間來顧及這個問題。
充斥他心中的是對倫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這是人應該達到而實際上幾乎達不到的境界；是一種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癡狀态的沖力——不能容忍罪惡，容忍謊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騙又不能容忍對他人的刻薄。
這是一種經常以自我鄙薄為形式出現的沖力，因為卡夫卡仿佛是用顯微鏡觀察他自己的弱點，渴望與純潔、神聖獲得最緊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這被冠以“不可摧毀的東西”。
這種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據了他的一生。
在這個意義上，卡夫卡是現代作家中最接近托爾斯泰的人。
“倘若心中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
”卡夫卡以這句話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觀。
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句話。
卡夫卡生前的狀況便是如此。
在他死後，一開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遺作。
每一本我幾乎都必須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
我試圖引起一些名人對這些出版物的興趣。
蓋爾哈特·霍普特曼寫信對我說，可惜他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卡夫卡這個名字……今天人們打開每一期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或意大利的雜志，差不多都會碰到這個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這個人物上的耀眼的燈光自然也會引起對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
但隻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誨的那個“不可摧毀之物”，對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
換句話說：随着時間的推移，一個難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輪廓将自己會顯現出來，盡管這個輪廓今天還是那麼有争議。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機會描繪出本質的、正确的輪廓來，自是令人高興的。
也就是說，如果那些曾與卡夫卡有個人聯系的證人出來講話的話。
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憶卡夫卡》一書，這是卡夫卡的一個朋友（弗利德裡希·梯伯格，現在在耶路撒冷）寫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後歲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侶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倫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暫的逗留中，在公衆演講和私下談了許多她與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數由費利克斯·威爾奇記錄了下來。
加入這些證言行列的有瑪爾特·羅伯特關于朵拉的報道，還有古斯塔夫·雅諾施值得注意的記載。
雅諾施的記載之特殊價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記下了卡夫卡的言論；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講話之後馬上将其記錄下來，從而給我們留下了了解歌德這個真實的非凡人物的無法估價的源泉。
雅諾施自己在他的書的“前言”和附錄的“說明和解釋”中介紹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談話錄》的産生經過以及手稿的故事。
這裡需要補充一下的是，這部手稿是怎麼到我這裡來的，它是怎麼補充了從1920年3月底以後這段時間裡，即從雅諾施認識卡夫卡的那天起，我們對卡夫卡生活的認識。
關于這段時間直到不久前還沒有很多出版物提及。
雅諾施的記載填補了這個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終離開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後，我收到了一封從布拉格寄來的信，信是以這幾句話開頭的：“我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我。
我是您離開這裡前不久在布拉格日報’上報道過的那個音樂家；也就是促成弗蘭茨·卡夫卡的《變形記》捷克文譯本在弗羅裡安那兒發表的那個人。
”寫信者問我，他是否可以把他“關于弗蘭茨·卡夫卡的日記記載”寄給我，他在為此找一家出版社。
“弗蘭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時代——而且不止于此。
您可以想象我的緊張心情，”在雅諾施給我的第二封信中這麼寫道。
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達。
而由于我當時工作繁忙，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去讀。
最終還是我的女秘書愛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蘭茨·卡夫卡的遺作中鼎力協助，使我欠她無限的情）拿去了這部著作，并在讀後告訴我，這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重要的著作。
于是我開始讀這些記載，其充實的新鮮内容向我湧來，令我驚訝，而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無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種天才的印記。
就連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講話方式，他邊說話邊作手勢的那種給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靈活現。
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過來，剛剛走進我的房間。
我重新聽到他說話，看到地閃閃發亮的活躍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覺到他安靜的、痛苦的微笑，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動。
此後不久，朵拉·笛芒來此探訪，她多次來看我，有一次我給她念了雅諾施這本尚未出版的書的片斷。
她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諾施保留下來的一切文字中她認出了卡夫卡那無可替代的風格及其思維方法。
她在這本書中感到真正地與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動。
于是這些談話的真實性得到了兩個證人的證實；不久又來了第三個人。
卡夫卡的《緻密倫娜書簡》問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維利·哈斯整理出版的。
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銀行的保險箱裡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沒有見過。
現在我讀到這些信件了，依我看，這些信屬于所有時代裡最偉大的情書之列，足以與朱麗葉·德·萊斯庇納斯那些灼熱而謙卑的書信相媲美。
這裡，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謹的年輕人古斯塔夫·雅諾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詩歌送交給他極尊敬的卡夫卡評閱，同他一起讨論，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幹的思想和愛好之中，這種征求意見明顯地打擾了他。
雅諾施記載中涉及的整個對話局面當然隻是他從一個方面看到的，而從另一個精度，從對立的方面看是摻雜着譏諷的滴劑的，卻正因為如此而更證實了其真實性。
此外，雅諾施在我于1937年發表的卡夫卡傳記中已經首次被提及，當然隻不過在比喻中，說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親的形象出現，沒有提到名字。
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辦公室内的同事們，即工人工傷保險公司的同事們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亂的心靈”。
我舉例談到一個監察員，弗蘭茨曾将他的記事本轉交給我。
現在我又找到了那個記事本，在現在這個時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這個記事本開頭寫着這麼一句話：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見上面第三章）。
這本記事本的充滿幻想和獨特思想的編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諾施的父親。
我既結識了父親，稍後也認識了兒子。
人們會注意到，雅諾施一書的诠注落款是“阿爾瑪·烏爾斯”這個筆名，這便會令人感到與剛才提到的記事本有聯系。
父親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異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題，在古斯塔夫·雅諾施的記載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現（這裡可對比卡夫卡關于雅諾施父親的評價，見《緻密倫娜書簡》第121頁）。
對卡夫卡來說，他同雅諾施交往的整個時期處于“密倫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這個命運攸關的信号之下。
雅諾施于1920年3月底認識了卡夫卡。
卡夫卡日記從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這段時間是個空白，與此有關的本子或散頁無處可找。
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記都交給了密倫娜。
有可能他那時正好将與這一偉大的愛情插曲有關的部分毀掉了。
他死後，密倫娜把這些日記帶給了我，還有長篇小說《失蹤者》和《城堡》的手稿，這些保存在她那裡，指定要交給我的。
密倫娜在卡夫卡死後寫給我的談及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為倒數第二封摘引于下。
卡夫卡在日記中以M．标示密倫娜，有關的筆記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處，在弗蘭茨暫住過的小房間裡）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
那種一開始即成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熱的關系很快出現了悲劇性的轉折。
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懇求我阻止密倫娜再去看他。
讀者在将載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書中見到這篇東西。
這就是雅諾施交給我們的談話内容之暗淡背景。
對當時充滿心中的巨大苦惱卡夫卡隻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觀地進行哲學思考的人出現，以縱覽的方式關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階級以及各宗教間的鬥争。
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幾乎所有情況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記本前或在與最親密的朋友談話時。
雅諾施轉達的卡夫卡的話給人以真實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講話風格那種不會誤認的标記，這種風格也許比他寫作的風格更簡明，更精确，對于卡夫卡來說，要說什麼沒有意義的話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從未從他嘴裡聽到過一句不深刻的話。
即使在他談論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時也同樣如此。
對他說來（也同樣對正在與他談話的人說來），根本就不存在日常。
他從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輕快地從他嘴裡湧出，他的話在胚胎狀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誕生，根本無須去尋求奇特性。
當他沒有重要的話可說時，他甯可閉口緘默。
在同雅諾施談話中的素材範圍也是我自己在無數與卡夫卡的談話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難地認出這些話題素材正是卡夫卡關心的核心範圍。
在我的卡夫卡傳中我僅以一段簡短的解釋将雅諾施作證的這一整段時間一筆帶過。
由于那時密倫娜還活着，我有所保留。
在那以後，我們從瑪加蕾特·布伯一諾伊曼的書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關于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營中的可怕的死亡，還有她感染所接觸的所有人的那種神奇的、鼓舞的力量。
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記）曾将她的品質說成“無所畏懼”。
現在卡夫卡給她的信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她的手段，此外還有維利·哈斯撰寫的跋和密倫娜這個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畫。
在一定意義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諾施的記載中反映了出來，盡管她的名字從未被提到過。
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對雅諾施講過的許多話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須考慮到，在卡夫卡當時特别用心考慮猶太人問題的時候（如對話所示），他愛上了密倫娜這麼一個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兩個女友都嫁給了猶太人。
密倫娜的丈夫也是猶太人。
為了跟他結婚，她與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為民族主義思想特别強烈的父親這個捷克人之間爆發了最激烈的沖突。
卡夫卡處在這樣全新的、激動人心的環境中，面臨這樣的抉擇，使他能更深入地觀察猶太人問題。
在讀了雅諾施的《談話》及《緻密倫娜》後我才明白，卡夫卡偉大的長篇小說《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腳，這是一首驚人的悲劇叙事詩，寫的是一個陌生人，一個無家可歸者，他想要在他所選擇的家鄉紮根，卻不成功。
撇開《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廣泛、甚至包羅萬象的宗教内容不談，不可忽視傳記住這個前提。
推諾施無意中為幫助理解這些内在聯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關于這些内在聯系，密倫娜給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對卡夫卡作了廣泛的分析，談到了他與她的關系）和我自己關于卡夫卡生命的那個階段的筆記，以及密倫娜口頭對我的叙述還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人們可以在長篇小說《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對密倫娜的愛情關系的反映，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輕蔑的方式表達出來的。
這是所發生事情的強烈的扭曲變形，也許隻有用這種手法才能拯救他脫離危機。
密倫娜在長篇小說中是以極端漫畫化的形象借“弗麗達”之身出現的。
她為了搭救卡夫卡（K．），邁出了關鍵性的步子；她與他結合，與他一起在貧困和放棄享受的情況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堅定，她想永遠屬于他，并通過這一點引導他回到質樸和直接的真實生活中來。
可是
對手弗蘭茨·卡夫卡來說，這種命運的刻薄由于他對榮譽持全然無所謂的态度而得到緩解。
在他心目中，寫作（在他一篇日記中這麼寫着）是“祈禱的一種形式”。
他努力的方向是内心的完美、白壁無暇的一生。
不能說他毫不在乎世界對他怎麼想。
他隻是沒有時間來顧及這個問題。
充斥他心中的是對倫理上最高境界的追求，這是人應該達到而實際上幾乎達不到的境界；是一種上升至痛苦、至半癫半癡狀态的沖力——不能容忍罪惡，容忍謊言，既不能容忍自我欺騙又不能容忍對他人的刻薄。
這是一種經常以自我鄙薄為形式出現的沖力，因為卡夫卡仿佛是用顯微鏡觀察他自己的弱點，渴望與純潔、神聖獲得最緊密的融合，在他的格言中這被冠以“不可摧毀的東西”。
這種全力以赴的追求占據了他的一生。
在這個意義上，卡夫卡是現代作家中最接近托爾斯泰的人。
“倘若心中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之物的信念，人便不能生存。
”卡夫卡以這句話清楚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宗教觀。
很少有人注意到這句話。
卡夫卡生前的狀況便是如此。
在他死後，一開始找不到一家大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遺作。
每一本我幾乎都必須先在另一家出版社中出版。
我試圖引起一些名人對這些出版物的興趣。
蓋爾哈特·霍普特曼寫信對我說，可惜他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卡夫卡這個名字……今天人們打開每一期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或意大利的雜志，差不多都會碰到這個名字。
今天聚集在卡夫卡這個人物上的耀眼的燈光自然也會引起對他的形象的一切扭曲。
但隻要充分相信卡夫卡自己教誨的那個“不可摧毀之物”，對那些扭曲也可以不必放在心上。
換句話說：随着時間的推移，一個難以着手的人格的正确的形象輪廓将自己會顯現出來，盡管這個輪廓今天還是那麼有争議。
但是如果今天就能有機會描繪出本質的、正确的輪廓來，自是令人高興的。
也就是說，如果那些曾與卡夫卡有個人聯系的證人出來講話的話。
比如最近我得到的《回憶卡夫卡》一書，這是卡夫卡的一個朋友（弗利德裡希·梯伯格，現在在耶路撒冷）寫的；比如卡夫卡生命的最後歲月直到他去世的生活伴侶朵拉·笛芒（她不久前，于1952年8月在倫郭去世）在她在以色列可惜太短暫的逗留中，在公衆演講和私下談了許多她與卡夫卡共同生活的事情，大多數由費利克斯·威爾奇記錄了下來。
加入這些證言行列的有瑪爾特·羅伯特關于朵拉的報道，還有古斯塔夫·雅諾施值得注意的記載。
雅諾施的記載之特殊價值在于：他在卡夫卡生前便記下了卡夫卡的言論；這好比艾克曼在歌德每次講話之後馬上将其記錄下來，從而給我們留下了了解歌德這個真實的非凡人物的無法估價的源泉。
雅諾施自己在他的書的“前言”和附錄的“說明和解釋”中介紹了他自己的生平和《卡夫卡談話錄》的産生經過以及手稿的故事。
這裡需要補充一下的是，這部手稿是怎麼到我這裡來的，它是怎麼補充了從1920年3月底以後這段時間裡，即從雅諾施認識卡夫卡的那天起，我們對卡夫卡生活的認識。
關于這段時間直到不久前還沒有很多出版物提及。
雅諾施的記載填補了這個空白。
1947年5月，即我最終離開我出生的城市布拉格八年後，我收到了一封從布拉格寄來的信，信是以這幾句話開頭的：“我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我。
我是您離開這裡前不久在布拉格日報’上報道過的那個音樂家；也就是促成弗蘭茨·卡夫卡的《變形記》捷克文譯本在弗羅裡安那兒發表的那個人。
”寫信者問我，他是否可以把他“關于弗蘭茨·卡夫卡的日記記載”寄給我，他在為此找一家出版社。
“弗蘭茨·卡夫卡是我的青春時代——而且不止于此。
您可以想象我的緊張心情，”在雅諾施給我的第二封信中這麼寫道。
這部手稿隔了很久才到達。
而由于我當時工作繁忙，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去讀。
最終還是我的女秘書愛斯特·霍弗夫人（她在我整理和出版弗蘭茨·卡夫卡的遺作中鼎力協助，使我欠她無限的情）拿去了這部著作，并在讀後告訴我，這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重要的著作。
于是我開始讀這些記載，其充實的新鮮内容向我湧來，令我驚訝，而這些内容清清楚楚地、無法替代地留着卡夫卡身上所宣示的那種天才的印記。
就連卡夫卡的外表，他的講話方式，他邊說話邊作手勢的那種給人深刻印象的、柔和的姿态，以及他的相貌都活靈活現。
我感到好像我的朋友突然活了過來，剛剛走進我的房間。
我重新聽到他說話，看到地閃閃發亮的活躍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感覺到他安靜的、痛苦的微笑，為他的智慧所吸引并深受感動。
此後不久，朵拉·笛芒來此探訪，她多次來看我，有一次我給她念了雅諾施這本尚未出版的書的片斷。
她馬上被吸引住了，在雅諾施保留下來的一切文字中她認出了卡夫卡那無可替代的風格及其思維方法。
她在這本書中感到真正地與卡夫卡重聚了，深受感動。
于是這些談話的真實性得到了兩個證人的證實；不久又來了第三個人。
卡夫卡的《緻密倫娜書簡》問世了，是由我的朋友維利·哈斯整理出版的。
這些信件在一家布拉格銀行的保險箱裡保存了二十年之久，我沒有見過。
現在我讀到這些信件了，依我看，這些信屬于所有時代裡最偉大的情書之列，足以與朱麗葉·德·萊斯庇納斯那些灼熱而謙卑的書信相媲美。
這裡，在一些插曲中我又碰到了那位拘謹的年輕人古斯塔夫·雅諾施，他把他的最早的一批詩歌送交給他極尊敬的卡夫卡評閱，同他一起讨論，而由于卡夫卡沉浸在完全不相幹的思想和愛好之中，這種征求意見明顯地打擾了他。
雅諾施記載中涉及的整個對話局面當然隻是他從一個方面看到的，而從另一個精度，從對立的方面看是摻雜着譏諷的滴劑的，卻正因為如此而更證實了其真實性。
此外，雅諾施在我于1937年發表的卡夫卡傳記中已經首次被提及，當然隻不過在比喻中，說得更清楚些：随着他父親的形象出現，沒有提到名字。
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卡夫卡如何善于同他工作的辦公室内的同事們，即工人工傷保險公司的同事們交朋友，包括“同非常普通和思想非常混亂的心靈”。
我舉例談到一個監察員，弗蘭茨曾将他的記事本轉交給我。
現在我又找到了那個記事本，在現在這個時刻它正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這個記事本開頭寫着這麼一句話：NOSEXULESFILllEVAEINHACLACRIMARUMVALLE（見上面第三章）。
這本記事本的充滿幻想和獨特思想的編撰人不是别人，正是雅諾施的父親。
我既結識了父親，稍後也認識了兒子。
人們會注意到，雅諾施一書的诠注落款是“阿爾瑪·烏爾斯”這個筆名，這便會令人感到與剛才提到的記事本有聯系。
父親高雅的形象和他不幸的異族婚姻感人的次要主題，在古斯塔夫·雅諾施的記載中，在卡夫卡形象的主旋律之外清楚地得以表現（這裡可對比卡夫卡關于雅諾施父親的評價，見《緻密倫娜書簡》第121頁）。
對卡夫卡來說，他同雅諾施交往的整個時期處于“密倫娜·耶申斯卡一波拉克”這個命運攸關的信号之下。
雅諾施于1920年3月底認識了卡夫卡。
卡夫卡日記從1920年1月到1921年10月15日這段時間是個空白，與此有關的本子或散頁無處可找。
1921到10月15日卡夫卡第一次提到，他把他所有的日記都交給了密倫娜。
有可能他那時正好将與這一偉大的愛情插曲有關的部分毀掉了。
他死後，密倫娜把這些日記帶給了我，還有長篇小說《失蹤者》和《城堡》的手稿，這些保存在她那裡，指定要交給我的。
密倫娜在卡夫卡死後寫給我的談及這些事的那封信，我把它作為倒數第二封摘引于下。
卡夫卡在日記中以M．标示密倫娜，有關的筆記我在其他地方（在卡夫卡父母的住處，在弗蘭茨暫住過的小房間裡）找到，可循迹至1922年5月。
那種一開始即成為卡夫卡最大幸福的狂熱的關系很快出現了悲劇性的轉折。
我保存着卡夫卡的一封信，他在這封信中懇求我阻止密倫娜再去看他。
讀者在将載入卡夫卡斯有信件的那本書中見到這篇東西。
這就是雅諾施交給我們的談話内容之暗淡背景。
對當時充滿心中的巨大苦惱卡夫卡隻是隐隐有所提及，此外，他以客觀地進行哲學思考的人出現，以縱覽的方式關心着世界大事、各民族和各階級以及各宗教間的鬥争。
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卡夫卡在他一生幾乎所有情況下持有的巨大的自制力——除非是他坐在日記本前或在與最親密的朋友談話時。
雅諾施轉達的卡夫卡的話給人以真實可靠的印象，它具有卡夫卡通常講話風格那種不會誤認的标記，這種風格也許比他寫作的風格更簡明，更精确，對于卡夫卡來說，要說什麼沒有意義的話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從未從他嘴裡聽到過一句不深刻的話。
即使在他談論最日常的普通事情時也同樣如此。
對他說來（也同樣對正在與他談話的人說來），根本就不存在日常。
他從不刻意追求思想深刻的格言，而是一切都自然輕快地從他嘴裡湧出，他的話在胚胎狀态中就是奇特的，奇特地誕生，根本無須去尋求奇特性。
當他沒有重要的話可說時，他甯可閉口緘默。
在同雅諾施談話中的素材範圍也是我自己在無數與卡夫卡的談話中所熟悉的，我毫不困難地認出這些話題素材正是卡夫卡關心的核心範圍。
在我的卡夫卡傳中我僅以一段簡短的解釋将雅諾施作證的這一整段時間一筆帶過。
由于那時密倫娜還活着，我有所保留。
在那以後，我們從瑪加蕾特·布伯一諾伊曼的書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管制下的囚徒》知道了更多關于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事，也知道了她在集中營中的可怕的死亡，還有她感染所接觸的所有人的那種神奇的、鼓舞的力量。
卡夫卡（192年1月18日日記）曾将她的品質說成“無所畏懼”。
現在卡夫卡給她的信為我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她的手段，此外還有維利·哈斯撰寫的跋和密倫娜這個真正了不起的女人的重要的肖像畫。
在一定意義上，她生存方式的光芒也在雅諾施的記載中反映了出來，盡管她的名字從未被提到過。
可是要理解卡夫卡對雅諾施講過的許多話并找到正确的回音，就必須考慮到，在卡夫卡當時特别用心考慮猶太人問題的時候（如對話所示），他愛上了密倫娜這麼一個捷克女基督徒，而且她的兩個女友都嫁給了猶太人。
密倫娜的丈夫也是猶太人。
為了跟他結婚，她與站在政治舞台上的、身為民族主義思想特别強烈的父親這個捷克人之間爆發了最激烈的沖突。
卡夫卡處在這樣全新的、激動人心的環境中，面臨這樣的抉擇，使他能更深入地觀察猶太人問題。
在讀了雅諾施的《談話》及《緻密倫娜》後我才明白，卡夫卡偉大的長篇小說《城堡》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腳，這是一首驚人的悲劇叙事詩，寫的是一個陌生人，一個無家可歸者，他想要在他所選擇的家鄉紮根，卻不成功。
撇開《城堡》之外的一切更廣泛、甚至包羅萬象的宗教内容不談，不可忽視傳記住這個前提。
推諾施無意中為幫助理解這些内在聯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關于這些内在聯系，密倫娜給我的信件（八封信，一部分對卡夫卡作了廣泛的分析，談到了他與她的關系）和我自己關于卡夫卡生命的那個階段的筆記，以及密倫娜口頭對我的叙述還能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人們可以在長篇小說《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對密倫娜的愛情關系的反映，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輕蔑的方式表達出來的。
這是所發生事情的強烈的扭曲變形，也許隻有用這種手法才能拯救他脫離危機。
密倫娜在長篇小說中是以極端漫畫化的形象借“弗麗達”之身出現的。
她為了搭救卡夫卡（K．），邁出了關鍵性的步子；她與他結合，與他一起在貧困和放棄享受的情況下建立了家室，然而愉快而堅定，她想永遠屬于他，并通過這一點引導他回到質樸和直接的真實生活中來。
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