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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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全面理解我的人一個也沒有。
假如有這麼一個理解我的人，比如一個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獲得支持，獲得上帝。
”卡夫卡1915年日記中這麼寫着。
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這種幸福光；滿了，以緻他命運的終結階段比起至此為止的整個發展要積極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蘭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們在莫利洪波羅的海海濱浴場度過。
在那裡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猶太人大衆之家度假旅遊團。
這個“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給他、也給我都帶來了希望。
他積極地參加了這個後來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規模展開的工作之開端，他一度還鼓動未婚妻F．在柏林作為自願的幫助者協助這個機構範圍内的工作。
——現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濱見到了大衆之家的孩子們，他同他們一起玩耍，認識了老師們，參加了愉快的晚會。
有一次他在大衆之家的廚房裡發現了一個姑娘。
她正在刮魚鱗。
“這麼溫柔的手，而活兒是這麼血淋淋的！”他不贊成地說。
這個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個工作。
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侶朵拉·笛芒相識的開端。
朵拉·苗芒那時好像是十九或二十歲，出身于東歐猶太教一個虔誠教派的名門家庭。
盡管她對親愛的父親充滿敬意，卻無法忍受其傳統的偏狹性——這與話劇演員略維的情況相似，略維心中對父母的敬畏與不能在他們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結合在一起的。
朵拉從波蘭的一個小城市脫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勞，後來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為大衆之家的職員到莫利茨來的。
她會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萊語，卡夫卡那時正以特别高漲的熱情學習希伯萊語。
（在他的遺墨中希伯萊語練習稿并不比德語文學的少多少）他倆最初的談話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讀耶薩雅的一章結束的）。
弗蘭茨發現了她演員的才能，根據他的建議，并在他的引導下，她後來去學習這門藝術。
弗蘭茨是精神振奮地從夏季避暑地回來的。
他決心扯碎一切羁絆，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這個決心十分堅決——這回他也開始付諸實施了，堅定不移地。
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頂住家裡一切責難，離開了布拉格。
他在從柏林寫給我的信中第一次寫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這在他最後幾年中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他同朵拉住在市區邊緣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蓋爾街八号赫爾曼家中。
在那裡産生了相對來說愉快的小說《一個矮女人》。
這個對自己實際上陌生的“自我”始終氣惱不休的“小個子女法官”正是他們的女房東。
她顯然給這對年輕人造成了一些麻煩。
所以六周以後，他們遷居至綠林街十三号萊特貝格博士夫人家，這是一座别墅，弗蘭茨如癡如醉地談論這座房子的美，盡管他的住處隻是兩個毫不奢華的小房間。
隻要我到柏林，就到那裡去看他，總共是三次。
我在那裡看到的是和諧甯靜的畫面，我終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緒很好，但他的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
不過至少還沒有很大的危險性。
弗蘭茨談到妖魔們終于松開手把他放了。
“我逃脫了他們的魔爪，遷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現在他們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暫時找不到。
”他終于達到了過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義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
事實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種悖謬，不是一種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機神學”；而是（這是關鍵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種充滿意義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體上與馬丁·布伯站在一個原則上，布伯反擊基克加德，反對原則上的孤寂，在談到與女人共同生活時說：“婚姻是模範性的連接，沒有其他東西像它一樣載着我們進入偉大的約束之中，而隻有作為受約束者，我們才能進入上帝給他的孩子們的自由之中……不錯，女人處于與有限性最危險的聯系中，不錯，有限性是一種危險，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比與她粘連在一起更嚴重地威脅着我們的了；但我們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與這種危險鍛造在一起的，因為隻有越過充實的有限性，我們人類的軌道才會通向無限性。
”（摘自布伯《對個别人的問題》，1936年）。
在這個意義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這一年盡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圓滿地結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侶的伴随下确實感到幸福。
他興緻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給我聽，寫《地洞》，他也給我念了其中幾個部分。
當我把他介紹給“鍛造”出版社領導人時，不須發揮長時間的說服藝術，他很快就同意發表四篇小說，他給它們（根據其中一篇的題目起了個總題目《饑餓藝術家人由于他這一根本上的轉變，由于這一切轉向生活的迹象，我後來才能鼓起勇氣，将他給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寫下的）禁止發表任何遺墨的叮囑視為無效（見《訴訟》第315頁）。
不僅我感覺到弗蘭茨在他當時的舉止中表現出獲得解脫，變成了一個新人——從信件中也可以發現他健康的心情和終于獲得的心靈安甯。
比如在下面這封給妹妹的信中： 親愛的瓦莉，桌子位于爐子旁邊，我剛離開爐子旁，因為那裡太暖和了，連那永遠冰涼的背脊都受不了。
我的煤油燈燃得棒極了，這既是制造燈具者的傑作，也是購買的傑作（它是由不同的東西拼湊起來并一起買來的，當然不是我幹的，我哪有這個本事！有一個燃嘴的燈，像茶杯那麼大，它的結構使點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燈罩；它唯一的缺點是，沒有煤油它就不燃燒，但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這麼坐着，拿起你那封現在已那麼舊、那麼可愛的信來。
鐘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對鐘的嘀嗒聲我也已經習慣了，而且很少聽見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贊許的事時。
它的這個鐘——和我有某種個人關系，如同房間裡一些東西一樣。
隻是這些東西自我辭職以後（說得準确些，是自我被解雇之後。
這種解雇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複雜的、需要花好幾頁篇幅來描寫的事情）。
開始部分地背離我；尤其是那日曆——關于日曆上的格言我已經在一封信中告訴父母。
最近它好像完全變了樣，要不就是完全關閉了。
心扉，比如說人們急于知道它的見解，到它那兒去，但它說的無非是，宗教改革紀念日。
這也許有某種更深的意義，可是誰又
假如有這麼一個理解我的人，比如一個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獲得支持，獲得上帝。
”卡夫卡1915年日記中這麼寫着。
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這種幸福光；滿了，以緻他命運的終結階段比起至此為止的整個發展要積極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蘭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們在莫利洪波羅的海海濱浴場度過。
在那裡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猶太人大衆之家度假旅遊團。
這個“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給他、也給我都帶來了希望。
他積極地參加了這個後來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規模展開的工作之開端，他一度還鼓動未婚妻F．在柏林作為自願的幫助者協助這個機構範圍内的工作。
——現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濱見到了大衆之家的孩子們，他同他們一起玩耍，認識了老師們，參加了愉快的晚會。
有一次他在大衆之家的廚房裡發現了一個姑娘。
她正在刮魚鱗。
“這麼溫柔的手，而活兒是這麼血淋淋的！”他不贊成地說。
這個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個工作。
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侶朵拉·笛芒相識的開端。
朵拉·苗芒那時好像是十九或二十歲，出身于東歐猶太教一個虔誠教派的名門家庭。
盡管她對親愛的父親充滿敬意，卻無法忍受其傳統的偏狹性——這與話劇演員略維的情況相似，略維心中對父母的敬畏與不能在他們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結合在一起的。
朵拉從波蘭的一個小城市脫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勞，後來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為大衆之家的職員到莫利茨來的。
她會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萊語，卡夫卡那時正以特别高漲的熱情學習希伯萊語。
（在他的遺墨中希伯萊語練習稿并不比德語文學的少多少）他倆最初的談話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讀耶薩雅的一章結束的）。
弗蘭茨發現了她演員的才能，根據他的建議，并在他的引導下，她後來去學習這門藝術。
弗蘭茨是精神振奮地從夏季避暑地回來的。
他決心扯碎一切羁絆，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這個決心十分堅決——這回他也開始付諸實施了，堅定不移地。
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頂住家裡一切責難，離開了布拉格。
他在從柏林寫給我的信中第一次寫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這在他最後幾年中是聞所未聞的新鮮事）。
他同朵拉住在市區邊緣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蓋爾街八号赫爾曼家中。
在那裡産生了相對來說愉快的小說《一個矮女人》。
這個對自己實際上陌生的“自我”始終氣惱不休的“小個子女法官”正是他們的女房東。
她顯然給這對年輕人造成了一些麻煩。
所以六周以後，他們遷居至綠林街十三号萊特貝格博士夫人家，這是一座别墅，弗蘭茨如癡如醉地談論這座房子的美，盡管他的住處隻是兩個毫不奢華的小房間。
隻要我到柏林，就到那裡去看他，總共是三次。
我在那裡看到的是和諧甯靜的畫面，我終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緒很好，但他的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
不過至少還沒有很大的危險性。
弗蘭茨談到妖魔們終于松開手把他放了。
“我逃脫了他們的魔爪，遷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現在他們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暫時找不到。
”他終于達到了過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義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
事實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種悖謬，不是一種根本無法實現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機神學”；而是（這是關鍵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種充滿意義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體上與馬丁·布伯站在一個原則上，布伯反擊基克加德，反對原則上的孤寂，在談到與女人共同生活時說：“婚姻是模範性的連接，沒有其他東西像它一樣載着我們進入偉大的約束之中，而隻有作為受約束者，我們才能進入上帝給他的孩子們的自由之中……不錯，女人處于與有限性最危險的聯系中，不錯，有限性是一種危險，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比與她粘連在一起更嚴重地威脅着我們的了；但我們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與這種危險鍛造在一起的，因為隻有越過充實的有限性，我們人類的軌道才會通向無限性。
”（摘自布伯《對個别人的問題》，1936年）。
在這個意義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這一年盡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圓滿地結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侶的伴随下确實感到幸福。
他興緻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給我聽，寫《地洞》，他也給我念了其中幾個部分。
當我把他介紹給“鍛造”出版社領導人時，不須發揮長時間的說服藝術，他很快就同意發表四篇小說，他給它們（根據其中一篇的題目起了個總題目《饑餓藝術家人由于他這一根本上的轉變，由于這一切轉向生活的迹象，我後來才能鼓起勇氣，将他給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寫下的）禁止發表任何遺墨的叮囑視為無效（見《訴訟》第315頁）。
不僅我感覺到弗蘭茨在他當時的舉止中表現出獲得解脫，變成了一個新人——從信件中也可以發現他健康的心情和終于獲得的心靈安甯。
比如在下面這封給妹妹的信中： 親愛的瓦莉，桌子位于爐子旁邊，我剛離開爐子旁，因為那裡太暖和了，連那永遠冰涼的背脊都受不了。
我的煤油燈燃得棒極了，這既是制造燈具者的傑作，也是購買的傑作（它是由不同的東西拼湊起來并一起買來的，當然不是我幹的，我哪有這個本事！有一個燃嘴的燈，像茶杯那麼大，它的結構使點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燈罩；它唯一的缺點是，沒有煤油它就不燃燒，但我們其他人也是如此，我便這麼坐着，拿起你那封現在已那麼舊、那麼可愛的信來。
鐘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對鐘的嘀嗒聲我也已經習慣了，而且很少聽見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贊許的事時。
它的這個鐘——和我有某種個人關系，如同房間裡一些東西一樣。
隻是這些東西自我辭職以後（說得準确些，是自我被解雇之後。
這種解雇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是一件複雜的、需要花好幾頁篇幅來描寫的事情）。
開始部分地背離我；尤其是那日曆——關于日曆上的格言我已經在一封信中告訴父母。
最近它好像完全變了樣，要不就是完全關閉了。
心扉，比如說人們急于知道它的見解，到它那兒去，但它說的無非是，宗教改革紀念日。
這也許有某種更深的意義，可是誰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