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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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聞聞飲料，誇贊其出色的香味；别人永遠搞不清楚，他的話是嘲笑還是一本正經說的。
最後他有幾次又飲起啤酒和葡萄酒來，惬意一番。
“你沒有感覺到萊昂哈德在做聽寫練習時面前放着一杯‘譜索爾’酒嗎？”他在一張對話紙條上這麼寫着（這裡面的萊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
——生命力的畫面占上風：“我的堂兄，這個了不起的人。
這個叫羅伯特的人已經年約四十，當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師，很忙，既忙于工作又忙于娛樂），當他下午五點以後來到索菲亞遊泳學校，三兩下脫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頭美麗的野獸那樣有力地在那裡來回翻滾，隻見水珠飛濺，目光炯炯，轉眼就遊得很遠，向堤壩處遊去——這真叫律。
而半年後他死了，被醫生折磨緻死。
一種神秘的脾髒病，人們主要用注射乳液來治療，明知什麼都無濟于事。
”關于他的狀況他也寫了很多，關于當時的需求、藥物、變化。
他要求弄“那麼一頂從水中撈出的大禮帽”。
其間有些話如“國王們的兒子們”，“向着深處，向深處的港口”。
他很疲倦，很不耐煩。
但時而又出現了：“馬克斯5月27日生日。
”“經常給護士一點酒喝。
”“在這裡贈禮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那麼點内行。
”“贈送是一種幸福，這肯定能給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間帶來快樂。
”“當心别讓塞在花瓶裡的最下面的花受罪。
怎麼能讓它們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許真是最佳方法。
”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維也納再次探望弗蘭茨。
發生了一幕奇特的場面。
當我星期六下午到編緝室去時，有人招呼我，“快接電話去，一位女士剛從維也納打來的。
”大衣都沒脫，我趕緊跑到電話間。
是朵拉，她用這話問候我：“你剛才打電話來過。
”我：“沒有，這會兒我剛到。
”朵拉：“布拉格來電話。
是布拉格日報。
所以我問問你。
”我多方努力，這件事卻始終是謎團，因為《布拉格日報》雖然常打電話去維也納，但從不打到基爾林。
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沒有一個在那天打電話去基爾林。
這次基爾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籠罩在死亡的信号中。
我剛要離開住房時，聽說我們這兒一個年輕人在他的住處濱海死亡。
火車上一個身穿黑色服裝的女士與我搭話，我沒有馬上認出她來。
那是圖薩爾部長的遺編，她向我述說她丈夫之死，述說她的不幸。
在維也納我未同任何人說話，隻是從火車站趕到旅館，從旅館趕到火車站。
早晨我坐第一班級列車前往修道院新堡，從那裡前往基爾林。
待到晚上，再坐車前往維也納，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
上午弗蘭茨精神清爽，與所有醫生證明相反，我覺得他的情況并不是毫無希望的。
我們談到了我們下一次的會面，我計劃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将再次經過維也納。
朵拉首先告訴我的，弗蘭茨向我證實的（他不能多說話）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
他想與朵拉結婚，寫了封信給她虔誠的父親。
在這封信裡他闡述道，他雖然以朵拉父親的标準來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猶太人，但卻是一個“忏悔者”，一個“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這個虔誠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
那位父親拿着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權威對他來說高于一切的“給蓋勒爾·萊伯”那兒去了一次。
這位拉比讀了這封信，扔在一邊，言簡意赅地隻說了一個“不”字。
不作進一步解釋。
他從來沒有解釋的習慣。
這個神聖的拉比的“不”字通過弗蘭茨馬上到來的死亡得到了證實；那位父親的回信在我到達前剛剛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話題，弗蘭茨已把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
他微笑着，但顯然受到了影響；我們盡力使他轉到别的思路上去。
但一會兒後，朵拉就把我引到一邊，悄聲告訴我，每天夜裡有一隻貓頭鷹出現在弗蘭茨的窗口。
這死亡鳥。
但弗蘭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從未在他身上見過的準時性毫不抗拒地遵守醫囑。
假如他以前就認識了朵拉。
他的生的欲望就會産生得更早，産生得及時并更強烈。
這是我的印象。
—一這兩個人般配極了。
朵拉掌握的東方猶太人宗教傳統的豐富寶藏是令弗蘭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這位對西方又比的一些偉大之處尚一無所知的年輕姑娘．對這位偉大的老師之愛和尊敬也絲毫不遜色，她同樣愛着他夢幻般的、奇特的想象，這些想象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她。
他們經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樂。
我還記得，一次他們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個臉盆之中，并稱之為“我們的家庭浴池”。
朵拉對這位病人的關懷備至今人感動．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來遲的覺醒也令人感動。
朵拉告訴我，當契阿斯尼教授（那時已是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弗蘭茨說，他脖子裡看上去好一點了的時候，他高興得哭了。
他一再地擁抱她，告訴她，他從來不像現在這樣渴望活下去，渴望恢複健康。
我願将此與我們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較，那次火車旅途中有兩件事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卡夫卡談及漢姆孫的《大地的祝福》，他詳細地分析，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有時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一切惡都來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車停下時，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氣說：“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這麼多車站，走得太慢了！”而現在，在死神降！臨的時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義，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長逝。
屍體置于密封的棺木中運回布拉格，6月11日四點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猶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邊緣告近一個大門的地方。
當我們五點一刻走回吊喪的房子——舊環城路弗蘭茨的住處時，我們看見，市府大樓上的大鐘停在四點鐘的位置，時針始終還指着這個時辰。
——弗蘭茨的父親和母親後來在同一個墳墓中安息。
關于弗蘭茨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絕大部分從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報道中獲悉有關情況并陳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蘭茨狀态很好，他情緒愉快，對克洛普斯托克從城裡帶回的一切都表現出歡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櫻桃，捧着這些水果聞了很久，享受着它們的芬芳。
在最後幾天中他對一切都是這樣以雙倍的熱情享受着。
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還有啤酒），因為他自己做不到。
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
在最後幾天中他談了許多關于飲料和水果的話。
星期一他還給想要到基爾林來的父親寫了下面
最後他有幾次又飲起啤酒和葡萄酒來，惬意一番。
“你沒有感覺到萊昂哈德在做聽寫練習時面前放着一杯‘譜索爾’酒嗎？”他在一張對話紙條上這麼寫着（這裡面的萊昂哈德我不知何所指）。
——生命力的畫面占上風：“我的堂兄，這個了不起的人。
這個叫羅伯特的人已經年約四十，當他傍晚（早不行，他是律師，很忙，既忙于工作又忙于娛樂），當他下午五點以後來到索菲亞遊泳學校，三兩下脫了衣服，便跳入水中，像一頭美麗的野獸那樣有力地在那裡來回翻滾，隻見水珠飛濺，目光炯炯，轉眼就遊得很遠，向堤壩處遊去——這真叫律。
而半年後他死了，被醫生折磨緻死。
一種神秘的脾髒病，人們主要用注射乳液來治療，明知什麼都無濟于事。
”關于他的狀況他也寫了很多，關于當時的需求、藥物、變化。
他要求弄“那麼一頂從水中撈出的大禮帽”。
其間有些話如“國王們的兒子們”，“向着深處，向深處的港口”。
他很疲倦，很不耐煩。
但時而又出現了：“馬克斯5月27日生日。
”“經常給護士一點酒喝。
”“在這裡贈禮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每個人都有那麼點内行。
”“贈送是一種幸福，這肯定能給他人、真正地在一瞬間帶來快樂。
”“當心别讓塞在花瓶裡的最下面的花受罪。
怎麼能讓它們受罪呢？用碗作盛器也許真是最佳方法。
”5月11日，星期天，我前往維也納再次探望弗蘭茨。
發生了一幕奇特的場面。
當我星期六下午到編緝室去時，有人招呼我，“快接電話去，一位女士剛從維也納打來的。
”大衣都沒脫，我趕緊跑到電話間。
是朵拉，她用這話問候我：“你剛才打電話來過。
”我：“沒有，這會兒我剛到。
”朵拉：“布拉格來電話。
是布拉格日報。
所以我問問你。
”我多方努力，這件事卻始終是謎團，因為《布拉格日報》雖然常打電話去維也納，但從不打到基爾林。
卡夫卡的妹妹中也沒有一個在那天打電話去基爾林。
這次基爾林之行以特殊的方式籠罩在死亡的信号中。
我剛要離開住房時，聽說我們這兒一個年輕人在他的住處濱海死亡。
火車上一個身穿黑色服裝的女士與我搭話，我沒有馬上認出她來。
那是圖薩爾部長的遺編，她向我述說她丈夫之死，述說她的不幸。
在維也納我未同任何人說話，隻是從火車站趕到旅館，從旅館趕到火車站。
早晨我坐第一班級列車前往修道院新堡，從那裡前往基爾林。
待到晚上，再坐車前往維也納，第二天早晨前往布拉格。
上午弗蘭茨精神清爽，與所有醫生證明相反，我覺得他的情況并不是毫無希望的。
我們談到了我們下一次的會面，我計劃作一次意大利之行，此行将再次經過維也納。
朵拉首先告訴我的，弗蘭茨向我證實的（他不能多說話）是卡夫卡奇特的求婚故事。
他想與朵拉結婚，寫了封信給她虔誠的父親。
在這封信裡他闡述道，他雖然以朵拉父親的标準來衡量不是真正信教的猶太人，但卻是一個“忏悔者”，一個“皈依者”，因而可以抱有被這個虔誠的男人之家庭接受之望。
那位父親拿着這封信到他最尊敬的人、其權威對他來說高于一切的“給蓋勒爾·萊伯”那兒去了一次。
這位拉比讀了這封信，扔在一邊，言簡意赅地隻說了一個“不”字。
不作進一步解釋。
他從來沒有解釋的習慣。
這個神聖的拉比的“不”字通過弗蘭茨馬上到來的死亡得到了證實；那位父親的回信在我到達前剛剛寄到，并成了那“小家庭”一天的話題，弗蘭茨已把這封信看成是不祥之兆。
他微笑着，但顯然受到了影響；我們盡力使他轉到别的思路上去。
但一會兒後，朵拉就把我引到一邊，悄聲告訴我，每天夜裡有一隻貓頭鷹出現在弗蘭茨的窗口。
這死亡鳥。
但弗蘭茨想要活下去，他以我從未在他身上見過的準時性毫不抗拒地遵守醫囑。
假如他以前就認識了朵拉。
他的生的欲望就會産生得更早，産生得及時并更強烈。
這是我的印象。
—一這兩個人般配極了。
朵拉掌握的東方猶太人宗教傳統的豐富寶藏是令弗蘭茨心醉神迷的不竭源泉；而這位對西方又比的一些偉大之處尚一無所知的年輕姑娘．對這位偉大的老師之愛和尊敬也絲毫不遜色，她同樣愛着他夢幻般的、奇特的想象，這些想象輕而易舉地征服了她。
他們經常像孩子般地互相逗樂。
我還記得，一次他們把自己的手一起浸入同一個臉盆之中，并稱之為“我們的家庭浴池”。
朵拉對這位病人的關懷備至今人感動．而他一切活力的姗姗來遲的覺醒也令人感動。
朵拉告訴我，當契阿斯尼教授（那時已是弗蘭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弗蘭茨說，他脖子裡看上去好一點了的時候，他高興得哭了。
他一再地擁抱她，告訴她，他從來不像現在這樣渴望活下去，渴望恢複健康。
我願将此與我們共同的什累申之行（1919年11月）作一番比較，那次火車旅途中有兩件事留在了我的記憶中：卡夫卡談及漢姆孫的《大地的祝福》，他詳細地分析，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有時甚至違背作者的意願）一切惡都來自女人；另外，有一次火車停下時，他以最深的抱怨口氣說：“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竟有這麼多車站，走得太慢了！”而現在，在死神降！臨的時刻，他懂得了生命的意義，希望能活下去。
6月3日，星期二，卡夫卡溘然長逝。
屍體置于密封的棺木中運回布拉格，6月11日四點安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斯尼茨的猶太人公墓，墓址的位置很好，在公墓邊緣告近一個大門的地方。
當我們五點一刻走回吊喪的房子——舊環城路弗蘭茨的住處時，我們看見，市府大樓上的大鐘停在四點鐘的位置，時針始終還指着這個時辰。
——弗蘭茨的父親和母親後來在同一個墳墓中安息。
關于弗蘭茨生命的最後時刻，我絕大部分從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博士的報道中獲悉有關情況并陳述于下。
星期一晚上弗蘭茨狀态很好，他情緒愉快，對克洛普斯托克從城裡帶回的一切都表現出歡喜之情，吃着草毒和櫻桃，捧着這些水果聞了很久，享受着它們的芬芳。
在最後幾天中他對一切都是這樣以雙倍的熱情享受着。
他希望看别人在他面前喝很多水（還有啤酒），因為他自己做不到。
他分享着他人的享受。
在最後幾天中他談了許多關于飲料和水果的話。
星期一他還給想要到基爾林來的父親寫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