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後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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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對我詳細地談了一個計劃：同廚藝高超的朵拉一起租一家小餐館，他在餐館裡當跑堂的。
朵拉後來告訴我，卡夫卡闡述這個計劃時是與這個意圖結合起來的：若能恢複健康，便遷居巴勒斯坦。
這兩個人想以這種方式在“那邊”的初期階段維持生計。
朵拉告訴我在柏林的一個住處，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燒毀了他的一些手稿。
他下令，她顫抖着服從；許多年後她還為聽從了這個命令而感到遺憾。
但她強調說，假如她今天再度面臨這種情況，她照樣會屈從于卡夫卡的意志。
據朵拉說，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取材自奧德賽宰殺柏利斯以祭神的過程；此外還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劇本。
——其中留存于朵拉處的卡夫卡的文字于1933年被蓋世太保沒收，并顯然被毀了。
我曾請求尚處在獨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駐柏林公使館任随員的作家卡米爾·霍夫曼為這些文字去德國有關當局交涉一下。
他沒有獲得成功，後來他自己也成了納粹迫害的犧牲品。
畢竟不可能閉目不視，盡管弗蘭茨心靈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體卻每況愈下。
一個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後，我從柏林回來後，便将危急狀況告訴了舅舅（醫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壞的斷言。
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觀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國家歌劇院的首演《耶努發》）。
17日，我将弗蘭茨帶往布拉格。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車。
幾天後朵拉也踉來了。
這會兒弗蘭茨又住在父母那兒了。
盡管他的周圍充滿了關切之情，但他卻感覺到這是他自立計劃的破滅，是失敗。
這時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
以往他從未以這麼堅決的口氣說話，他對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極強烈的關心。
現在他說起話來就好像他知道我們共同的日子不長了似的。
“明天還是這時候來！”他說這話簡直帶有一定的嚴厲。
由于他情況越來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療養院。
我日記中寫道：“4月10日這一天，由于‘維也納森林’療養院傳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變得平淡了。
維也納醫院。
确診為喉結核症。
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 隻有一輛敞蓬汽車用于從療養院到維也納間的交通。
風雨交加。
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車上，試圖用自己的軀體為弗蘭茨遮風擋雨。
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熱烈的忠誠。
他中斷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後來在肺病治療領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從那時起直至弗蘭茨辭世，将全劇精力投入了對這位珍貴的病人的照料之中。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這兩個人戲谑地自稱弗蘭茨的“小家庭”，這是在看着死亡到來時的一種親密的共同生活。
弗蘭獲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據我一次看望他的體驗，他心中充滿了希望和勇氣，好像全然不知即将來臨的危險似的。
在維也納醫院（哈謝克教授處），他情況不佳。
為了給他争取一種考慮更周到的治療，比如一間單人房間，作了許多努力，全是徒勞。
有幾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個臨死的人旁邊，過後他懷着極其欽佩的心情對我。
談到那個牧師的耐心，他堅持守候在彌留者身邊安慰他，直至最後一刻，而醫生們“早就溜之夭夭”。
我寫信給維也納有影響的人士；韋爾弗激烈地為弗蘭茨說情，然而那個相當沒有心肝、沒有文化修養的教授同樣激烈地聲稱，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隻是多少多少号房間的病人。
他是這麼說的：“有一個叫韋爾弗的人寫信給我，讓我為一個叫卡夫卡的人做點什麼。
誰是卡夫卡，這我知道。
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
可是誰是韋爾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終于促成弗蘭茨于四月底遷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爾林療養院，這是個環境優雅親切、光線明亮的所在。
韋爾弗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哈謝克教授聲稱，留在醫院裡對卡夫卡來說是唯一可行的。
因為這裡有一切治療手段和療養可能性。
他非常不願意放他走。
”卡夫卡在基爾林度過了最後幾周。
他住在一個美麗的、用鮮花點飾的房間裡，窗外一片綠色，周圍是他的兩個忠實的朋友。
在疼痛不厲害時，他過得輕松、愉快。
諾伊曼教授和講師奧斯克·貝克博士來到基爾林病人營。
我摘錄後者5月3日寫的一封信之内容（緻菲利克斯·威爾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爾林去。
卡夫卡先生咽喉内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時。
吃東西時疼痛更其加劇，以緻幾乎不能下咽。
我可以斷定他喉頭裡正在發生一種毀滅性的結核病變，軟骨的一部分也牽扯在内。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術。
我給喉管主神經注射了一針乙醇。
今天笛芒小姐又打電話給我，為的是告訴我，那一針隻管一時，疼痛以同樣強烈的程度再次出現了。
我向笛芒小姐建議，帶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為諾伊曼教授也估計他還能活大約三個月。
笛芒小姐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她認為，這樣會使病人對病情的嚴重程度了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親屬完全說明情況的嚴重性。
從心理上說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犧牲的、感人的方式為病人效勞），理解她為什麼希望再召一批專家到基爾林來會診。
因此，我必須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無論在肺裡還是喉頭都處于一種任何專家都無能為力的狀況，隻能通過潘托苯或嗎啡來減輕痛苦。
” 在最後幾周内他應該盡量少說話。
因此他通過在紙條上書寫來溝通。
我擁有一些這樣的紙條。
有一次他寫道：“那篇故事有個新題目，《歌女約瑟芬，或曰鼠族》。
這種夾着‘或’的題目雖不很漂亮，但在這裡也許有二特殊的意義。
有點像一架天平。
”他時不時想到父親，想起與他一同去遊泳場，想起那食欲旺盛的吃喝。
他告訴朵拉，“當我是小孩時，我還不會遊泳，有時我同父親一起到淺水池去，他也不會遊。
然後我們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兒，每人要了一份香腸，半升啤酒。
父親一般自帶香腸，因為遊泳學校裡賣得太貴。
你應該仔細體會一下，一個魁梧的男人手裡牽着一個小小的、畏怯的骨頭架子是什麼樣子，體會一下比如說我們在小更衣室内怎麼在暗中脫衣服，然後他怎麼拽我出去，因為我感到害羞，他怎麼想要把他所謂的遊泳本領教給我，等等。
可是在此之後有啤酒喝！”他雖是個不喝烈性酒的人，一個素食者，他卻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類；有
朵拉後來告訴我，卡夫卡闡述這個計劃時是與這個意圖結合起來的：若能恢複健康，便遷居巴勒斯坦。
這兩個人想以這種方式在“那邊”的初期階段維持生計。
朵拉告訴我在柏林的一個住處，她在卡夫卡的命令下燒毀了他的一些手稿。
他下令，她顫抖着服從；許多年後她還為聽從了這個命令而感到遺憾。
但她強調說，假如她今天再度面臨這種情況，她照樣會屈從于卡夫卡的意志。
據朵拉說，在被焚的文字中也有一篇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取材自奧德賽宰殺柏利斯以祭神的過程；此外還有一部内容不明的劇本。
——其中留存于朵拉處的卡夫卡的文字于1933年被蓋世太保沒收，并顯然被毀了。
我曾請求尚處在獨立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駐柏林公使館任随員的作家卡米爾·霍夫曼為這些文字去德國有關當局交涉一下。
他沒有獲得成功，後來他自己也成了納粹迫害的犧牲品。
畢竟不可能閉目不視，盡管弗蘭茨心靈中得到了平衡，但他的身體卻每況愈下。
一個妹妹去看望了他，然後，我從柏林回來後，便将危急狀況告訴了舅舅（醫生），他到柏林去了，作出了最壞的斷言。
1924年3月14日，我前往柏林觀看牙那切克作品在國家歌劇院的首演《耶努發》）。
17日，我将弗蘭茨帶往布拉格。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送他上火車。
幾天後朵拉也踉來了。
這會兒弗蘭茨又住在父母那兒了。
盡管他的周圍充滿了關切之情，但他卻感覺到這是他自立計劃的破滅，是失敗。
這時候他希望我每天去看他。
以往他從未以這麼堅決的口氣說話，他對我工作的繁忙表示出極強烈的關心。
現在他說起話來就好像他知道我們共同的日子不長了似的。
“明天還是這時候來！”他說這話簡直帶有一定的嚴厲。
由于他情況越來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療養院。
我日記中寫道：“4月10日這一天，由于‘維也納森林’療養院傳回了卡夫卡的消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變得平淡了。
維也納醫院。
确診為喉結核症。
最可怕的不幸的日子。
” 隻有一輛敞蓬汽車用于從療養院到維也納間的交通。
風雨交加。
整段路上朵拉一直站在車上，試圖用自己的軀體為弗蘭茨遮風擋雨。
羅伯特·克洛普斯托克也表明了他熱烈的忠誠。
他中斷了在柏林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後來在肺病治療領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從那時起直至弗蘭茨辭世，将全劇精力投入了對這位珍貴的病人的照料之中。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博士這兩個人戲谑地自稱弗蘭茨的“小家庭”，這是在看着死亡到來時的一種親密的共同生活。
弗蘭獲知道自己病得很重，但據我一次看望他的體驗，他心中充滿了希望和勇氣，好像全然不知即将來臨的危險似的。
在維也納醫院（哈謝克教授處），他情況不佳。
為了給他争取一種考慮更周到的治療，比如一間單人房間，作了許多努力，全是徒勞。
有幾天他甚至不得不躺在一個臨死的人旁邊，過後他懷着極其欽佩的心情對我。
談到那個牧師的耐心，他堅持守候在彌留者身邊安慰他，直至最後一刻，而醫生們“早就溜之夭夭”。
我寫信給維也納有影響的人士；韋爾弗激烈地為弗蘭茨說情，然而那個相當沒有心肝、沒有文化修養的教授同樣激烈地聲稱，他在卡夫卡身上看到的隻是多少多少号房間的病人。
他是這麼說的：“有一個叫韋爾弗的人寫信給我，讓我為一個叫卡夫卡的人做點什麼。
誰是卡夫卡，這我知道。
他是十二号病床的病人。
可是誰是韋爾弗呢？” 朵拉和克洛普斯托克終于促成弗蘭茨于四月底遷入修道院新堡附近的基爾林療養院，這是個環境優雅親切、光線明亮的所在。
韋爾弗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哈謝克教授聲稱，留在醫院裡對卡夫卡來說是唯一可行的。
因為這裡有一切治療手段和療養可能性。
他非常不願意放他走。
”卡夫卡在基爾林度過了最後幾周。
他住在一個美麗的、用鮮花點飾的房間裡，窗外一片綠色，周圍是他的兩個忠實的朋友。
在疼痛不厲害時，他過得輕松、愉快。
諾伊曼教授和講師奧斯克·貝克博士來到基爾林病人營。
我摘錄後者5月3日寫的一封信之内容（緻菲利克斯·威爾奇）：“昨天我被笛芒小姐叫到基爾林去。
卡夫卡先生咽喉内非常痛，尤其在咳嗽時。
吃東西時疼痛更其加劇，以緻幾乎不能下咽。
我可以斷定他喉頭裡正在發生一種毀滅性的結核病變，軟骨的一部分也牽扯在内。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手術。
我給喉管主神經注射了一針乙醇。
今天笛芒小姐又打電話給我，為的是告訴我，那一針隻管一時，疼痛以同樣強烈的程度再次出現了。
我向笛芒小姐建議，帶卡夫卡博士回布拉格去，因為諾伊曼教授也估計他還能活大約三個月。
笛芒小姐拒絕了這個建議，因為她認為，這樣會使病人對病情的嚴重程度了解得很清楚。
“您不妨向他的親屬完全說明情況的嚴重性。
從心理上說我理解笛芒小姐（她以自我犧牲的、感人的方式為病人效勞），理解她為什麼希望再召一批專家到基爾林來會診。
因此，我必須使她明白，卡夫卡博士無論在肺裡還是喉頭都處于一種任何專家都無能為力的狀況，隻能通過潘托苯或嗎啡來減輕痛苦。
” 在最後幾周内他應該盡量少說話。
因此他通過在紙條上書寫來溝通。
我擁有一些這樣的紙條。
有一次他寫道：“那篇故事有個新題目，《歌女約瑟芬，或曰鼠族》。
這種夾着‘或’的題目雖不很漂亮，但在這裡也許有二特殊的意義。
有點像一架天平。
”他時不時想到父親，想起與他一同去遊泳場，想起那食欲旺盛的吃喝。
他告訴朵拉，“當我是小孩時，我還不會遊泳，有時我同父親一起到淺水池去，他也不會遊。
然後我們光着膀子坐在小吃部那兒，每人要了一份香腸，半升啤酒。
父親一般自帶香腸，因為遊泳學校裡賣得太貴。
你應該仔細體會一下，一個魁梧的男人手裡牽着一個小小的、畏怯的骨頭架子是什麼樣子，體會一下比如說我們在小更衣室内怎麼在暗中脫衣服，然後他怎麼拽我出去，因為我感到害羞，他怎麼想要把他所謂的遊泳本領教給我，等等。
可是在此之後有啤酒喝！”他雖是個不喝烈性酒的人，一個素食者，他卻懂得享受啤酒、葡萄酒和肉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