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宗教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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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工作，他們天衣無縫地與整體融合，不受搖晃與暈船之擾，直至陶然逝去。
真正的大地公民。
”當然，他的飲仰并未局限于農村人民，在日記中（1913．10．20）他以類似的口吻描寫了一個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納城市作家：“讀了雅各布森的事迹。
這種生活的力量、下決心的力量，滿懷樂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
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個傑出的劃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樣。
”從這些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劃分的價值标度。
他愛生活的能力，但隻限于那些為善、為建設性服務的。
（難以滿足的雙重要求！）他老是責備自己“沒學到過一點有用的本領”。
他抱怨說（日記1921．10．25）：“生活的洪流從未卷到我身上，以緻我永遠不得離開布拉格，永遠與體育或某種手工活無緣。
”他常責備自己的冷漠，對生活的無能，沒有生活力，這在書信中，在《訴訟》最後一章都可讀到。
那兩個穿黑衣的、神秘的劊子手已是執行一個已經執行了的判決。
當他們将K．帶走時，他們同他一起組成了“一個整體，一個幾乎隻有無生命之物才能組成的整體。
”他已經死了，這就是說：對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經死去。
因此最終畢爾斯特納小姐幽靈般地出現對他産生了一種有如麻木的作用。
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尋求救助，而是“為了不忘她對他所意味着的告誡”。
K．沒有結過婚，始終是單身漢。
他在生活的現實面前感到驚恐，在它面前沒有經受住考驗。
——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決之前便已經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麼英雄壯舉，”結束處因此而有這樣的話，“假如他現在給那兩位先生（劊子手）制造困難，假如他現在抵抗時仍試着最後享受一下生活的光。
——K．死于生活上的虛弱，這本書一開始他便已經死了（從被捕的一刹那開始，卡夫卡在寫這個時刻的時候一定處于某種陰魂附體般的狀态，一種敏銳預見的感受中。
——因為，1914年時哪有那種緊身的有帶扣、口袋、鈕扣和皮帶的黑色制服呢？）。
當然虛弱隻是相對的概念，假如以這部長篇小說從中生長發育出來的自傳性質這個角度來看，那麼就會想起，隻有用卡夫卡自己給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觀的、偉岸如紀念碑般的要求來衡量，才會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虛弱的。
但若這麼看問題，還有什麼不是虛弱的呢？這麼一種感覺在極其感人的《訴訟》最後一段中被喚醒了。
在這段文字裡，“對最後的錯誤負有責任”這一點遭到了否認，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喚遠處一個不認識的、不清楚的、朝這伸出了胳膊的人。
”“那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人？一個同情者？一個援救者？是一個人嗎？還是全體？還有救嗎？是什麼責備的話忘了說嗎？當然有的。
邏輯雖然是不可動搖的，但它卻不與一個有活下去願望的人唱對台戲。
那個他從未照過面的法官在哪裡？那個他從來不曾到達并與之相對的高高的法庭在哪裡？” 又是那古老的約伯問題。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艱難地從事着正确事業的人類。
同情，半微笑、半垂淚的同情。
不是“危機神學”的“絕罰”，這種神學對人們錯過了什麼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對自己的要求那是再嚴格不過了。
他幾乎從來不認為自己符合這些要求。
相反，他不是那種普遍意義上的“文化批評家”。
因為許多發生在周圍的事情，許多他見過的相當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與他水乳交融，息息相關，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贊賞，為上帝所寬恕。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像他這樣火燒火燎般強烈地意識到“與上帝間的距離”。
但卡夫卡出于謙卑，在對這段距離的認識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無把握，亦即虛弱。
由于清楚地、不經任何禮儀或神秘的紗幕來看與上帝間的距離（即與真正的生活變化之完美性間的距離）對他來說是一切生活的先決條件，他對尋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說的“低賤的人”）的贊美和欣賞經常含有一種非常柔和的、無意的、戲谑的、但卻感人的譏諷在内。
出于他極深厚的善意，他假設性地給日常生活的勝利者們加上一個優點：他們像我一樣知道深淵的存在，但他們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體朝它上面走去。
——他們真的知道嗎？前半句中那開玩笑般的假設賦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劇以一種輕松的氣氛，這是他完全獨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場與約伯的立場接近——但在某些問題上則完全不同。
對這一區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瑪加雷特、蘇斯曼那樣将其歸于猶太民族當時和今日的發展階段的曆史性區别。
約伯從一開始便以一個完美的正義者姿态出現，認為别人同自己一樣；而卡夫卡（出于剛才提到過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
這便已構成了問題的不同出發點。
自然，這兩個人在對上帝提出問題和抱怨方面是一緻的。
對不可測度性的經曆是兩者的共同點。
上帝的正義世界與人的倫理世界間互相裂開的——基克加德的“恐懼與戰栗”的空間産生了。
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記中表達的：“作為肺結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靈的。
福樓拜的父親患有結核病。
選擇：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這是非常美的音樂表達，因它之故醫生把耳朵貼在病人胸脯上），或者産生福樓拜。
當人們在空虛中議論時，父親在戰栗。
”不妨衡量一下這句話中可怕的無希望：“……在空虛中議論。
”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聖歌：《SederuntPrinciPes》。
約伯同樣口無遮攔；在他怨天尤人時，不忌諱任何辱罵上帝強烈的言詞； 事實上，他從我身邊走過，但我沒有看見他。
他若匆匆離去，誰來保護他？ 誰可以對他說：你在幹什麼？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應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會聽我說。
他反而會暴風雨般地沖我咆哮， 無緣無故令我傷口增加。
永遠不讓我喘息， 而用難受的痛苦填滿我心胸。
若說強者的力量，非他莫屬， 若說正确的道路，那麼：誰敢要求我 在前面領路 這正是《訴訟》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個法官；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允許自己說話，而總是把幹壞事的不負責任的下屬推到前面。
約伯的話；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無辜者的絕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惡者的手中， 他擋住他們的法官們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堿液洗 你便會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厭惡我的身子。
因為他不是像我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能給他回答的人， 我們不會共同走向法庭。
我們中間沒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們。
他若從我手中奪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無畏懼地發表言論。
約伯一書中的解體随着上帝在暴風雨中的呼喊而告終，“當我建立大地的時候，你在哪裡！”這麼一來，隻不過是上帝和人之間的異律性得到了強調。
上帝的權力這樣便與人的權力徹底地區分了開來。
約伯一書偏偏以頌歌般地描寫兩個怪物、巨獸——河馬和鳄魚而結束，贊頌了它們完全不同于人類的美。
“在他後邊閃現出一條小徑。
——人們将洪流看成銀絲——那是一個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國王。
”太出色了。
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類的尺度，這個矛盾依然存在。
用人間的尺度來衡量，上帝是以非正義的面目出現的——創傷依然故我，約伯自然對這“善與惡的彼岸”還是達成了某種寬容。
卡夫卡則不同。
他的抱怨比約伯走得更遠一步，盡管這在人們眼中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這一步是：河馬和鳄魚雖然沒有可用人的标準來衡量的倫理規，但在美學的意義上它們得到贊頌，從它們的力量上可以看到這些上帝的作品的輝煌之處。
在卡夫卡筆下，“法庭”甚至是肮髒的、可笑的、值得蔑視的、可賄賂的，在偏僻城區的房子裡開庭，散發着愚蠢的官僚主義氣息，因此說在美學上也毫無價值。
兩個作家的意圖當然是一樣的。
上帝的異律性應該描繪出來，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
平時人們總是以向積極方面的無限誇張來試着描繪這種異律性：超越想象範圍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偉大、強壯。
卡夫卡則通過展示反面的征兆來幫助人們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
在約伯那裡，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獸面目出現）便被置于與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譯者至少是宏偉壯觀的。
在卡夫卡筆下它卻顯得狹小、頑固、肮髒——這也隻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個象征。
在人的心中，盡善盡美的世界是那麼可厭，人的判斷是錯誤的。
這是以最勇敢的堅定性表達出來的。
—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這樣故意侮辱的描寫中照樣不受觸犯，實際上就像在約伯筆下一樣是不受觸犯的。
但約伯因上帝和人不能達到同一個層次這一點而安了心。
卡夫卡卻安不下心來。
而這将他排除出了約伯——基克加德——危機神學這條線。
這将他帶回到猶太人的信仰上去，這信仰中這麼說：“我們的上帝是個整體，”我從中看到的是最強烈的咒語，反對一切将适于上帝的倫理法則劃分為與人類的全然不同的企圖。
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圖那“最高的善”處于同我們一樣的法規下，我們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當然永遠是夠不着的；但我們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
真正的大地公民。
”當然，他的飲仰并未局限于農村人民，在日記中（1913．10．20）他以類似的口吻描寫了一個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納城市作家：“讀了雅各布森的事迹。
這種生活的力量、下決心的力量，滿懷樂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
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個傑出的劃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樣。
”從這些筆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劃分的價值标度。
他愛生活的能力，但隻限于那些為善、為建設性服務的。
（難以滿足的雙重要求！）他老是責備自己“沒學到過一點有用的本領”。
他抱怨說（日記1921．10．25）：“生活的洪流從未卷到我身上，以緻我永遠不得離開布拉格，永遠與體育或某種手工活無緣。
”他常責備自己的冷漠，對生活的無能，沒有生活力，這在書信中，在《訴訟》最後一章都可讀到。
那兩個穿黑衣的、神秘的劊子手已是執行一個已經執行了的判決。
當他們将K．帶走時，他們同他一起組成了“一個整體，一個幾乎隻有無生命之物才能組成的整體。
”他已經死了，這就是說：對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經死去。
因此最終畢爾斯特納小姐幽靈般地出現對他産生了一種有如麻木的作用。
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尋求救助，而是“為了不忘她對他所意味着的告誡”。
K．沒有結過婚，始終是單身漢。
他在生活的現實面前感到驚恐，在它面前沒有經受住考驗。
——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決之前便已經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麼英雄壯舉，”結束處因此而有這樣的話，“假如他現在給那兩位先生（劊子手）制造困難，假如他現在抵抗時仍試着最後享受一下生活的光。
——K．死于生活上的虛弱，這本書一開始他便已經死了（從被捕的一刹那開始，卡夫卡在寫這個時刻的時候一定處于某種陰魂附體般的狀态，一種敏銳預見的感受中。
——因為，1914年時哪有那種緊身的有帶扣、口袋、鈕扣和皮帶的黑色制服呢？）。
當然虛弱隻是相對的概念，假如以這部長篇小說從中生長發育出來的自傳性質這個角度來看，那麼就會想起，隻有用卡夫卡自己給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觀的、偉岸如紀念碑般的要求來衡量，才會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虛弱的。
但若這麼看問題，還有什麼不是虛弱的呢？這麼一種感覺在極其感人的《訴訟》最後一段中被喚醒了。
在這段文字裡，“對最後的錯誤負有責任”這一點遭到了否認，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喚遠處一個不認識的、不清楚的、朝這伸出了胳膊的人。
”“那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人？一個同情者？一個援救者？是一個人嗎？還是全體？還有救嗎？是什麼責備的話忘了說嗎？當然有的。
邏輯雖然是不可動搖的，但它卻不與一個有活下去願望的人唱對台戲。
那個他從未照過面的法官在哪裡？那個他從來不曾到達并與之相對的高高的法庭在哪裡？” 又是那古老的約伯問題。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艱難地從事着正确事業的人類。
同情，半微笑、半垂淚的同情。
不是“危機神學”的“絕罰”，這種神學對人們錯過了什麼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對自己的要求那是再嚴格不過了。
他幾乎從來不認為自己符合這些要求。
相反，他不是那種普遍意義上的“文化批評家”。
因為許多發生在周圍的事情，許多他見過的相當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與他水乳交融，息息相關，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贊賞，為上帝所寬恕。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像他這樣火燒火燎般強烈地意識到“與上帝間的距離”。
但卡夫卡出于謙卑，在對這段距離的認識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無把握，亦即虛弱。
由于清楚地、不經任何禮儀或神秘的紗幕來看與上帝間的距離（即與真正的生活變化之完美性間的距離）對他來說是一切生活的先決條件，他對尋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說的“低賤的人”）的贊美和欣賞經常含有一種非常柔和的、無意的、戲谑的、但卻感人的譏諷在内。
出于他極深厚的善意，他假設性地給日常生活的勝利者們加上一個優點：他們像我一樣知道深淵的存在，但他們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體朝它上面走去。
——他們真的知道嗎？前半句中那開玩笑般的假設賦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劇以一種輕松的氣氛，這是他完全獨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場與約伯的立場接近——但在某些問題上則完全不同。
對這一區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瑪加雷特、蘇斯曼那樣将其歸于猶太民族當時和今日的發展階段的曆史性區别。
約伯從一開始便以一個完美的正義者姿态出現，認為别人同自己一樣；而卡夫卡（出于剛才提到過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
這便已構成了問題的不同出發點。
自然，這兩個人在對上帝提出問題和抱怨方面是一緻的。
對不可測度性的經曆是兩者的共同點。
上帝的正義世界與人的倫理世界間互相裂開的——基克加德的“恐懼與戰栗”的空間産生了。
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記中表達的：“作為肺結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靈的。
福樓拜的父親患有結核病。
選擇：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這是非常美的音樂表達，因它之故醫生把耳朵貼在病人胸脯上），或者産生福樓拜。
當人們在空虛中議論時，父親在戰栗。
”不妨衡量一下這句話中可怕的無希望：“……在空虛中議論。
”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聖歌：《SederuntPrinciPes》。
約伯同樣口無遮攔；在他怨天尤人時，不忌諱任何辱罵上帝強烈的言詞； 事實上，他從我身邊走過，但我沒有看見他。
他若匆匆離去，誰來保護他？ 誰可以對他說：你在幹什麼？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應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會聽我說。
他反而會暴風雨般地沖我咆哮， 無緣無故令我傷口增加。
永遠不讓我喘息， 而用難受的痛苦填滿我心胸。
若說強者的力量，非他莫屬， 若說正确的道路，那麼：誰敢要求我 在前面領路 這正是《訴訟》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個法官；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們不允許自己說話，而總是把幹壞事的不負責任的下屬推到前面。
約伯的話；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無辜者的絕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惡者的手中， 他擋住他們的法官們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堿液洗 你便會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厭惡我的身子。
因為他不是像我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能給他回答的人， 我們不會共同走向法庭。
我們中間沒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們。
他若從我手中奪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無畏懼地發表言論。
約伯一書中的解體随着上帝在暴風雨中的呼喊而告終，“當我建立大地的時候，你在哪裡！”這麼一來，隻不過是上帝和人之間的異律性得到了強調。
上帝的權力這樣便與人的權力徹底地區分了開來。
約伯一書偏偏以頌歌般地描寫兩個怪物、巨獸——河馬和鳄魚而結束，贊頌了它們完全不同于人類的美。
“在他後邊閃現出一條小徑。
——人們将洪流看成銀絲——那是一個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國王。
”太出色了。
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類的尺度，這個矛盾依然存在。
用人間的尺度來衡量，上帝是以非正義的面目出現的——創傷依然故我，約伯自然對這“善與惡的彼岸”還是達成了某種寬容。
卡夫卡則不同。
他的抱怨比約伯走得更遠一步，盡管這在人們眼中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這一步是：河馬和鳄魚雖然沒有可用人的标準來衡量的倫理規，但在美學的意義上它們得到贊頌，從它們的力量上可以看到這些上帝的作品的輝煌之處。
在卡夫卡筆下，“法庭”甚至是肮髒的、可笑的、值得蔑視的、可賄賂的，在偏僻城區的房子裡開庭，散發着愚蠢的官僚主義氣息，因此說在美學上也毫無價值。
兩個作家的意圖當然是一樣的。
上帝的異律性應該描繪出來，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
平時人們總是以向積極方面的無限誇張來試着描繪這種異律性：超越想象範圍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偉大、強壯。
卡夫卡則通過展示反面的征兆來幫助人們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
在約伯那裡，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獸面目出現）便被置于與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譯者至少是宏偉壯觀的。
在卡夫卡筆下它卻顯得狹小、頑固、肮髒——這也隻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個象征。
在人的心中，盡善盡美的世界是那麼可厭，人的判斷是錯誤的。
這是以最勇敢的堅定性表達出來的。
—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這樣故意侮辱的描寫中照樣不受觸犯，實際上就像在約伯筆下一樣是不受觸犯的。
但約伯因上帝和人不能達到同一個層次這一點而安了心。
卡夫卡卻安不下心來。
而這将他排除出了約伯——基克加德——危機神學這條線。
這将他帶回到猶太人的信仰上去，這信仰中這麼說：“我們的上帝是個整體，”我從中看到的是最強烈的咒語，反對一切将适于上帝的倫理法則劃分為與人類的全然不同的企圖。
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圖那“最高的善”處于同我們一樣的法規下，我們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當然永遠是夠不着的；但我們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