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宗教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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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這樣你就能夠看見穩定不變的昏暗的遠行,從那裡除了有一次駛出一輛車外什麼都未出現,這輛車向這裡馳來,越來越大,在它到達你的身邊時,它填滿了世界空間——而你陷在它裡面,像個孩子陷在一輛旅遊車的軟座裡,車在暴風雨和黑夜中穿行。

    ” 卡夫卡的基本觀點大體上可以歸納為這麼個公式:幾乎一切都是不穩定的,但從某個特定的認識程度開始,人們便不會再迷失方向。

    ——這是以最純的形式表達的柏拉圖的學說。

    因為柏拉圖在《費德羅》中也斷定,那些馳過上面的小徑的人,是不會落到下面的小徑上去的。

     在對人類行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傷中,卡夫卡堅信存在着不可動搖的真理。

    他不是通過語言道出這個觀點,而是通過他畢生的态度。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盡管在他周圍籠罩着抑郁的空氣,人們在他身邊卻會感到極其舒服。

    這“不可摧毀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溫柔然而堅定的舉止就像是愛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則的憑據。

    當然,他幾乎是無窮無盡地懷疑和嘲諷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沒有對歌德的本質和核心的懷疑。

    那麼究竟是不是“無窮無盡地懷疑着”呢?不,這兒有一條界線,一條非常遙遠的界線——但終究是一條界線。

     對一個絕對世界的信仰——但我們迷失方向,我們太弱了,我們不理解這個世界。

    與對絕對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對人類的無能的意識。

    這種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據今日不遵循傳統的宗教法則的猶太人獨特的現狀來解釋,天主教方面也有這麼個解釋:不接受基督的猶太人。

    可是不能忘記作為衰弱感主題的時代形勢、戰争,卡夫卡個人的、偶然性的缺點和苦惱。

    這些個人因素是從青年時期的印象,從“失誤的教育”中開始的,這一切使他作品中産生了那種急于說明遠離上帝之現象的感覺。

    以此可以比通過神學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

    “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裡是一回事。

    一個沒有國土的民族的一員,是不能正确生活的。

    卡夫卡将複國主義視為一種具有重要的宗教意義的生活方式,關于這個仿佛是猶太的現實主義的闡釋我後面還将展開來談。

     但首先應該闡明一般宗教性的問題。

     絕對物存在着——但是不能與人類的生活相比較: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經曆,從這經曆的深處不斷出現新的變音。

    在最苦澀的嘲諷中,在絕望中,在無與倫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種透過一切懷疑的雲霧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這種希望并不常見,但正因為如此而更加無可置疑地在這裡或那裡顯現。

    主題依然是我們會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險,是一種具有如此怪誕的大比重的危險,即:實際上隻有某種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會引導我們進入“法”,亦即進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進入“道”。

    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們會誤入歧途。

    “一旦遵循了夜鈴的誤響,——切便無可挽回了。

    ”人與上帝間永遠的誤解誘使卡夫卡不斷在兩個世界的圖像中描述這種不相稱的關系,這兩個世界永遠、永遠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衆多的動物故事中,不會說話的動物和人之間隔着無窮盡的距離。

    他的作品中有這麼多動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

    隔開父親和兒子的牆也同樣如此。

    在表達這種不可比較性的一切場合,這位文學家的目光總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視着,并将它同一切誤解中最大的、災難最深重的誤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靈——默默地聯系了起來。

     這一認識的核心無疑存在于這種感覺之中:有一個絕對概念的、無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們稱為的“上帝”。

    這種對“不可摧毀性”的感覺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與此同時,他并未忽略(因為他的心靈具有最敏銳的眼睛)無數可厭的錯誤步子中的任何一個、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們互相間以此敗壞着生活的樂趣,使生活無法進行,并因此而離生活的源泉日益遙遠。

    一種美好的生活是為我們規定着的,但我們在内心深處卻沒有能力去抓攫它。

    這麼一來,上帝的世界對我們來說就成了一個超驗的領域,就字面的本來意義而言是無處生根、幽深可怖的。

    上帝的意志在我們的耳朵裡響着不合邏輯的聲音,也就是說與我們人舉的邏輯形成怪誕的對立面,它令我們覺得殘酷,甚至不道德。

    自從聖經中有《約伯》以來,沒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訴訟》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營》中如此強烈地抱怨上帝。

    《在流刑營》用一幅畫面描繪了正義:一台狡猾而殘忍地發明的、非人的、凡與魔鬼無異的機器,一個這台機器的古怪的崇拜者。

    在《約伯》一書中,上帝做的也是這樣的事,在凡人的眼裡顯得荒唐和非正義。

    但隻是在人的眼裡如此而已,在《約伯》和卡夫卡那兒,最後的結果是确定這一認識:人們作為工作的衡量尺度與絕對概念的世界裡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

    這是不可知論嗎?不是,因為這裡有個基本感覺不變:人畢竟通過神秘的方式與上帝超驗的王國聯系着。

    隻不過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對待的聯系。

    用廢話、用虔誠的圓睜的眼睛、用對惡的半遮半掩、用文藝來塗聖油都無法治愈那可怕的懷疑;而卡夫卡則以他不斷翻新的智力和永遠創新的、離奇的幻想将這種懷疑拽入我們的道德體系。

    隻有通過一種非凡地聳立的積極的感覺,一種敢于橫眉以對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極面的積極感覺才能做到這一點。

    不加掩飾地登記大自然的消極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時又從内心深處始終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圖的觀念),這是卡夫卡生活和創作中的特征,這也在他的朋友們面前(盡管沒說過任何一句有關的話)顯示為一種啟示、甯靜、肯定性,在苦腦和模糊之暴風雨中。

     也許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說更無疑義;也許有人懷着更辛辣的懷疑,這我不知道。

    我肯定知道的是這個奇特之處:在卡夫卡那裡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綜合。

    其意義可以用這句話來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離幻覺最遠的;而在一切不懷幻覺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堅定不移的信仰者。

     這是古老的約怕問題。

    但卡夫卡幾乎毫無保留地站在人的一邊。

    在小說《在法的門前》中便是如此。

    守門人騙了那個請求進去的人,或是那人頭腦太簡單了。

    結束時,傾聽這個傳說的K.說:“謊言被變成了世界秩序。

    ”顯然這還不是最後的話:那牧師通過語言和舉止來反對、抗議。

    (長篇小說《訴訟》中的最高法庭)的正義、一種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認——但這種可能性并非肯定性。

    一切在搖擺之中。

    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

    ——這部“無時代”的長篇小說内容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在創世前一分鐘。

    它會不會成功呢?懷疑、無把握的巨大擔憂充滿了心胸。

     為什麼人不能達到根本,達到真實,為什麼他無論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個“遵循着夜鈴的誤響”的鄉村醫生那樣呢?卡夫卡從其本質出發不願對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許諾和指導。

    他欽佩一切能做到這一點的人——而他自己處于搖擺之中。

    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絕對概念是自身中一種不可言狀的東西(Arrheton),那麼這種搖擺就會是空洞無物的。

    在他的無把握中人們感覺得到一種遙遠的把握,通過這種把握使無把握得以出現和保持。

    我已經說過,這一積極特征由于他個人總是讓人感到安詳和開朗,他的本質的溫柔、思慮、從不慌慌張張,它也許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現得不那麼突出(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感到這一特征是被壓抑着的原因)。

    但隻要仔細閱讀卡夫卡的作品,就會透過昏暗的外殼看到其亮光閃閃的或說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

    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絕望;但是他那叙述時的從容不迫和條分縷析,他那沉湎于細節,也就是沉湎于現實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義”,他那在簡潔的、經常通過短路構成的句子結構中和如此衆多的風格轉換中表現出來的幽默(那些債務人“變得善于揮霍了,他們在一家飯店花園中舉行盛宴,而其他人則在逃往美國的途中在這宴會上稍事逗留。

    ”)——所有這一切僅僅通過形式已經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毀之物”和他所認識到的人類的普遍本質,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誦,這種幽默便顯得特别清楚。

    比如,當他給我們朗誦《訴訟》的第一章時,我們這幾個朋友着實開懷笑了個夠。

    而他自己笑得那麼厲害,以緻有時候一時讀不下去了。

    如果聯想到這一章可怕的嚴肅性,會感到十分驚訝。

    但事實便是如此。

    當然,這并不是一種完全愉快舒适的笑。

    但裡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當然這一個成分是與一百個陰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這一點我并不想予以縮小。

    我隻不過想同時指出人們在觀察卡夫卡時易于忽略的一點:對世界和生活的樂趣這一素質。

     他引以自責的是,他對生活的信仰動搖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夠強大。

    而他贊賞一切堅實地、活動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

    所以他愛鄉間樸素的生活,這一點在青年時期緻奧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發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發現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麼親切地隆起嗎?你發現沉重而肥油油的田裡的土在非常柔細的手指中粉碎,那麼莊嚴地粉碎嗎?”),在他屈勞期間寫的日記中這種觀點更明确了,其中有這麼一段:“對農民的一般印象,高貴的人,他們以從事農業拯救了自己,在這裡,他們如此聰明而兢兢業業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