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觀察》出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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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也許隻能加強他們的感情。

    此外,他們希望做的并不是研究魏瑪,而是在那裡生活,就像在一個避暑勝地那樣生活,每天去城市湖中遊泳,晚上在主廣場的一家飯店中吃許多碗草莓,首要的目的是休想。

    就像關系到戈爾塔的一切事物一樣,這次逗留也披上了一層獨特的色彩——似乎不是出于戈爾塔的意願,而是出于他的自然屬性、一種獨特的誠實和求精精神(不是思想上求精,而是感覺上求精)的基本特征。

     他和弗勞恩普蘭旁的歌德故居看管人的漂亮的女兒之間産生了一種微妙的關系。

    說是愛情關系恐怕言過其實,這隻是兩個年輕人之間一種羞怯的、調皮的、或許還帶着微微痛楚的樂意互相見面。

    結果是,戈爾塔連同克裡斯朵夫一起被邀人看管人的住處,這麼一來,他們便可以同這美麗的姑娘一起随便進出歌德故居了,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他們可以進入不對遊人開放的花園,可以在開放時間以外待在歌德的房間裡,也就是說不受遊客腳步聲的影響。

    他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歌德“家庭”中的一員,當然這是就最遠的意義、就古羅馬的意義而言。

    歌德的旋律幽靈般一縷縷地掠過與看管人的孩子愉快地一起度過的時光,掠過夏季歌德花園古老的爬滿青藤的牆内那綠葉環抱、玫瑰簇擁的晚上。

    他在這裡,這個有着國王般威嚴的老人,他無隐無形地就在這裡!魏瑪的其他紀念地,包括與歌德有關的在内,他們參觀得不很多。

    戈爾塔的經曆總是有缺陷的,總是隻抓住個别的,對這個别的當然懷着愛的緊迫性探根究底;然而永遠做不到完善。

    這也很容易轉而用有模式可套的贊揚來歸納:一種緊張積極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

    但是戈爾塔不曾感到這是優點,而認為是自己的弱點,是缺陷,他也無力全面地抓取,假如他在某人身上看到這種無漏洞的經曆或強有力的朝這個方向做出努力的現象,他對此入的欽佩便會無以複加。

    從他的一些話中可以看出;他把克裡斯朵夫(也許不完全對)看成是這麼一個傑出的人。

    無論如何,他們互相補充,達到了最融洽舒适的境界。

    在魏瑪度過這些日子後他們将分手,這使他們感到有些痛苦。

    克裡斯朵夫回家去,裡查德還要去哈爾茨山的一個自然療養院。

    在那之前,他們還将一起乘坐一段火車。

    在鐵路岔路口的火車站上,克裡斯朵夫突然熱血沸騰地擁抱朋友,吻了他(僅此一次),輕輕地吻在臉頰上。

    回家後,他們無日不見面,至少要匆匆說幾句話。

    在有的星期裡,他們一個下午接着一個下午一同在那美好而古老的布拉格平民遊泳學校中度過,在秋天栗子樹下那些曬得滾燙的木闆上,在已經有點兒涼的莫爾道河水中。

    對職業的憂慮,關于家庭、關于最初的豔遇——他們無所不談。

     魏瑪之行的重要性還在于經過了萊比錫,在那裡我把弗蘭茨引薦給恩斯特·羅沃特和庫爾特·沃爾夫,他們當時共同領導着羅沃特出版社。

    因為在我心裡早就燃燒着一個願望,讓我的朋友出一本書。

    弗蘭茨對我這願望内心很矛盾。

    他願意——卻又不願意。

    有一段時間拒絕的想法占上風,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後,面臨着将那些他認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從手稿叢中,即從日記中找出來,并作最後的修飾的任務,他疑慮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據,由于對标點符号規律和正字細節沒有把握而産生了絕望。

    該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萊比錫去的樣篇後,從一開始(那是走運的年頭!)就表示願意接受,問題僅僅取決于弗蘭茨何時将最後看的定稿寄去。

    而他執拗得要命,覺得他寫的東西一無是處,覺得把過去的“毫無價值的”文章彙集起來妨礙他寫出較好的作品來。

    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

    卡夫卡的日記是他反抗我的見證,然而反抗無濟于事。

    這本書必須完成,而且也完成了。

    當弗蘭茨根據自己認為值得的選出來的這個集子顯得小得可憐時,這家出版社決定把《觀察》(這就是這本書的名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大号字體來排。

    這本書有九十九頁,隻編号印刷了八百本,這在今天是罕見的,在本首版書以其碩大的字體頗類古代的感恩刻闆。

    通過這個罕見的偶然現象(據叔本華的思想已不再具備偶然性),這些偉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質被表達得再好不過了。

    于是在那非同尋常的年代,由于那與世界上惡的力量至少能夠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動,弗蘭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轉入了好轉的方向。

    順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鬧了一場。

    我堅持要實行在盧加諾制定的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的計劃。

    我們開始了,但很快就停頓了。

    我不放棄,直至寫出值得一提的一段。

    其中一部分1912年發表在維利·哈斯編纂的《赫德之頁》上(見短篇小說集236頁)。

    後部分将表現的是:友誼陷入了像愛情關系中那樣的動搖和麻煩——這兩個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氣憤,他們的對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濕而有黴氣的、炎熱過度的美蘭(我在那裡幾乎聲淚俱下地請求弗蘭茨,假如我死在異國他鄉,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臨霍亂的威脅,他們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燒起來,放出耀眼的光華。

    “旅行以這兩個朋友将他們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種新的,獨特的藝術行動上而告結束。

    ”這句話寫在發表了的這一章前面的注中。

    這兩個朋友當然不是照原型描下來的,尤其薩姆埃爾不是,他應該是個實際、富有和無依賴性的人——但是我們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筆記用在裡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薩姆埃爾身上(有時也可反過來)。

    這個主意使我們感到其樂無窮。

    對這個工作弗蘭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參照他于1911~1912年間的新年前夕寫的日記),然而我畢竟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幹。

    那時他适應了有規律的寫作時間,克服了内心的障礙,奮力擺脫了一個枯竭的時期——就在我們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時,他自己的日記也開始更豐富地湧流,——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這一工作有時也使他高興,不過是偶然的;而他對自己的結束使他産生了這種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為個性”在他身上正在發生。

    于是他的創作開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裡一口氣寫下《判決》,從而最終完成了突破。

    卡夫卡在日記中震驚地描寫了這個夜晚——我相信,這段自我描述将永遠是認識真正的藝術家是怎麼回事的重要文獻。

    “隻有這樣才能寫作,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此徹底他身心敞露。

    ”與此同時,他對逼得他無可奈何的掙錢職業給予最尖銳的批評,但沒有譴責。

    發生這個突如其來的突破的契機是一個柏林姑娘的來訪,她是F.B.小姐——一與她的關系籠罩弗蘭茨的生活達五年之久。

    “當我8月13日到勃羅德家去時,她坐在桌旁,”日記開始叙述這次事關命運的見面,接着寫下了這麼個句子:“在我往下坐時,我才第一次較仔細地看了看她,剛坐定,我已經作出了不可動搖的判斷。

    ”——我的日記中在8月13日這天同樣記錄了這次會晤,緊接着這在我父母房子裡會晤的筆記之後寫的是:“西提咖啡館。

    卡夫卡帶來完成了的書,我高興極了。

    B.小姐。

    然後我又讀了一遍《觀察〉神筆。

    星期三,8月14日,我将《觀察》寄給了羅沃特。

    ”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決定性的一年。

    兩個重要的事件發生在8月13日這同一天。

    我保存着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過郵差送來的。

    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僅僅看成扮演逼促發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确的。

     信中說:“早晨好!親愛的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歸納小文章時處于小姐的影響下,因此很可能會産生什麼愚蠢之處,産生某種暗中滑稽的順序颠倒。

    請你再看一遍,讓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謝上再加上一個感謝。

    ”接着是兩點小小的修改意見。

    當我于9月29日從波多諾斯回來時(我在那裡同朋友菲利克斯·威爾奇一起從事《直觀和概念》一書的寫作),弗蘭茨在車站等我們,并馬上就談起了《判決》這篇剛剛完成的小說,他願意提供發表在我的年鑒《阿卡狄亞》上。

    它也真的發表了,在這個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給未婚妻的題詞。

    緊接着《判決》後,弗蘭茨繼續進行一個長篇小說第一章的寫作,這部長篇他顯然早就開始了,但至今才奮發起來。

    這部長篇叫《失蹤者》——或叫《美國〉我引錄我那時的日記于此。

    9月29日:“卡夫卡處于極度興奮狀态,通宵達旦地寫。

    這是一部故事發生在美國的長篇小說。

    ”10月1日:“卡夫卡處于難以置信的極度興奮狀态。

    ”10月2日:“卡夫卡,繼續為靈感驅使。

    一章完成了。

    我對此很高興。

    ”10月3月:“卡夫卡,進展順利。

    ”10月6日他給我朗誦《判決》和《司爐》(那部美國長篇的第一章)。

    緊随其後(10月8日)發生了他母親與我之間的通信(關于打算進行的自殺)。

    10月14日,偉大的維也納小說家奧托·施托瑟爾(卡夫卡和我特别欣賞他)來看望我,我們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

    但是10月28日的日記已經記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給F.小姐寫了封長達二十二頁的信,對未來的擔憂擾亂着他的心。

    從此,這個關系的悲劇上演了(弗蘭茨自己的日記缺從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這一段,這就是我将這一時期我的日記引述于此的原因)。

    我在11月3目的日記中找到這段記述:“去鮑姆處,卡夫卡在那裡朗讀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

    他完全愛上了F,很幸福。

    他的這部長篇小說——部神奇的著作。

    ”在這豐富得不同尋常的年終,11月24日,卡夫卡已經在鮑姆家給我們朗讀了“關于甲蟲的燦爛的中篇小說”(即《變形記》)。

    卡夫卡的三個主要作品便這樣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間産生,也就是說在兩個月中,或者就那長篇小說而言,有了決定性的開端。

    在《判決》這篇感情如暴風驟雨的小說中,盡管這個兒子是那麼善良、順從,在父親心目中卻是不順從的、魔鬼般的,被判處“溺刑”,他呼喊着“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一直是愛着你們的呀!”自行墜入河中。

    這篇小說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學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時,卻又蒙上了霧紗。

    關于這篇小說,弗蘭茨自己有過三次評語。

    一次是與我談及的,我記得他有一次突如其來地對我說:“你知道最後一句意味着什麼?……我想到的是強烈的射xx精。

    ”另外兩次解釋載于日記之中,寫于排印期間:1913年2月11日。

    借修改《判決》之機,我把我目前感到這個故事中變得清晰的所有關系都寫下來。

    這很有必要,因為這個故事就像一個正常地從我身上分娩出的滿身污垢的孩子,而隻有我的手能夠穿過污垢觸及軀體,也隻有我有此興趣:那個朋友是父與子之間的聯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點,蓋奧爾格單獨坐在他的窗前,懷着快感反複思索着這個共同點,相信掌握了父親,除了一個一閃即逝的悲傷的疑點處,認為一切都是太平的。

    随着這個故事的進展,父親從那位朋友這個共同點中聳立起來,站到了蓋奧爾格的對立面,通過其他較小的共同點,即通過愛、母親的親切形象、對她的忠實的回顧以及父親本來為本店争取來的顧客,更強化了父親的形象。

    蓋奧爾格則一無所有,那個未婚妻在故事裡隻是通過同那個朋友、也就是說同那共同點的關系而存在,由于婚禮尚未舉行,她不得踏入圍繞着父與子的血緣線,因而被父親輕而易舉地驅開了。

    那共同點的一切都堆積在父親的身旁,蓋奧爾格僅僅感覺到這是一種陌生的、自立了的、從未得到他足夠的保護的、身受俄國革命之苦的因素。

    由于他自己除了朝父親看着的目光外,一無所有,那個将他與父親徹底隔絕的判決才會對他産生如此強烈的影響。

    蓋奧爾格的字母教與弗蘭茨一樣多。

    在本得曼這個名字中,“曼”隻是為了對付故事裡未知的可能性而預先采取的手段,用來強化“本得”。

    “本得”與卡夫卡的字母數則一樣多,而e這個元音處在與卡夫卡中a這個元音同樣的位置上,同樣重複兩次。

    弗麗達同F.開頭的字母和字母數相同,勃蘭登菲爾德的開頭字母與字母數與B,相同,并通過“菲爾德”一詞在意義上有一定關系。

    也許甚至想到柏林說不定也産生了影響,而回憶勃蘭登堡邊區或許也發生了影響。

    2月12日。

    我在描寫那個遠在異國的朋友時多次想到了斯多于爾人在這個故事寫成三個月後,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訴我,他在大約三個月前訂了婚。

     我昨天在威爾奇那裡朗讀完這個故事後,老威爾奇走了出去,待他一會兒之後回來,他特别稱贊故事中圖畫般的描述。

    他伸出手說道:“我看見那個父親就在我面前,”這時他單單看着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誦時他坐過的那把。

     妹妹說:“這是我們的住房。

    ”我對她誤解了地方很驚奇,我說;“那麼父親隻能住在廁所裡了。

    ” 1913年1月《觀察》出版。

    扉頁上的題贈是:“獻給M.B。

    ”在弗蘭茨送給我的那本書的題詞上寫着:“正如這裡已經印出的,獻給我最親愛的馬克斯——弗蘭茨·K。

    ”一年後,我得以通過我的長篇小說《圖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題贈作為回報。

    關于他的第一本書和他的創作的總題目,我在弗蘭茨生前我寫下的唯一的關于他的大塊文章中(發表于1921年11月《新周報》寫道:從哪兒開始呢?——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