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圍繞職業和使命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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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寂隻帶來懲罰。
”這句話是一個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兒不斷再現，在他最後寫成的短篇小說《約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和積極。
1914年1月6日，他在讀完笛爾塞的《經曆和創作》後寫道：“對人類的愛，對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緘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觀察位置上。
”在給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與其咬舌頭，甯可咬生活”）已經反複出現主動介入這個主旋律。
1913年末可以找到這麼一段話：“人類的一緻性為每一個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順的人）所懷疑，哪怕僅僅在感覺上；可是它卻以全體人類或個别人的發展的完美的、不斷再現的共同性顯示在每一個人眼前，或似乎在顯示。
即使在個人最内在的感覺中也不例外。
”——說這話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現最極端的人類隔閡和寂寞，比如所有動物故事（動物的靈魂無法與人溝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記載的那個以下述句子開頭的殘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時間在俄國内地一條小鐵路旁任職，”小說後來寫道。
“嗡嗡之聲不絕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愛嗎？”——兩種背道而馳的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鬥；對孤獨的渴望和追求團體生活的意願。
可是要想理解他，隻有認識到，他原則上否定向往孤獨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
也必須認識到，生活在集體中和有意義的工作中（長篇《城堡》主人公K．徒勞地試着闖入這種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
同樣，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許多關于單身漢生活的描述，也完全應該作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對應圖像、對應象征來理解。
——卡夫卡為了他的創作勞動而需要孤寂，即一種高度的聚精會神，這種狀态有時由于一次談話便會受到幹擾，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記中可以讀到這類例子。
但是他仔細地反省自身。
1911年底他對自己作出判斷：“在過渡時期，比如最近這一周或至少目前對于我來說便是，我經常感受到一種悲傷的、然而泰然的對我的感情冷漠的驚訝。
我與一切事物之間隔着一個空間，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達其邊緣。
”再看1912年3月：“文學是我唯一的天職，除此以外我一概毫無興趣，因而是冷酷無情的，——誰來證實這一真實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認真了！文學工作本身對于你來說僅僅是真正充實的生活的象征，當然它同時還具備更多的意義：它便是事業本身，是你的生命，是與生俱來的力量的正确利用。
這正是你對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濫用現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敗，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職”中去，并以這種方式走進“法”的大門，将企圖阻止你的兇惡的守門人推開。
這當然是很困難的。
存在着許多誘惑。
“聽信了一次夜鈴的誤響聲——便再也不可挽回了。
”“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還在那時候，印度的大門已經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國王的寶劍指明。
今天那些個大門移到别處去了，更遠，更高；沒有人指明方向；許多人持着寶劍；他們持着隻是為了揮動，而那追随其揮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
”（短篇小說集145頁）盡管如此這般，“不可摧毀的”因素依然留在我們心中。
我們尋找着它，在“遠離亞曆山大戰役的地方”閱讀，翻着“我們的舊書的書頁”，等待着“皇帝的聖旨”下達。
正如塔爾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完全一樣的彈性關系所教導的一樣：“沒有交給你完成這個功業的使命，然而你卻不能束手退隐。
” 盡管日記中許多可逐字逐句引證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學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實事實并非如此。
他的事業與福樓拜略有不同，對于福樓拜來說，藝術确實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義，而且福樓拜幾乎總是（注意，是幾乎！）懷疑地、敵視地觀察着存在。
卡夫卡則相反：“我們的藝術是一種被真實弄得眼花縧亂的存在，那照在畏縮的怪臉上的光是真實的，僅此而已。
”藝術乃是宗教認識的反照。
但是并非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邊的道路（退縮者也看到了這條道路，隻是他退縮了），而且也在上面陳述過的意義上：作為力量的生育者，作為根據自然狀況充實生活的導師。
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斷言：“我寫了幾天了，希望持續下去。
今天我并不像兩年前哪樣完全不受幹擾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無論如何獲得了一種意義，我有規律的、空虛的、不可理喻的單身漢特點的生活得到了某種辯白。
我又可以同自己對話，而不再凝視全然無物的虛無了。
隻有這條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轉。
” 于是，藝術在此服務于賦予生活以意義的宗教原則。
它作為勞動，作為上帝給予的優秀的、創造性的能力的發揮而與人類進行的其他有意義、有建設性的勞動并駕齊驅，引導寫作者脫離無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為的集體中來。
根據卡夫卡的觀點，光寫得出色是不夠的。
還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為地球上貨真價實的公民。
我永遠不能忘懷，卡夫卡懷着多麼深沉的激動給我朗讀福樓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維的《往事錄》結尾那一節。
這一節中叙說的是，福樓拜如何為他的偶像“文學”而奉獻了他的一切——愛情、溫柔，一切；女作者問道：他在最後幾年裡是否對自己偏離《共同的道路〉”感到後悔。
在福樓拜最後幾次與她一起散步時，有一次激動地對她說了幾句話，使她相信是那麼回事。
他們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愛的孩子們中間見到了她。
在沿賽納河回家的路上，他說：“他們生活在真實中……指的是這個正派的好家庭内部。
‘是的’這話他着重地自言自語重複了好幾遍。
‘他們生活在真實中’。
”卡夫卡經常引用這句話。
——對于他來說，光有藝術不足以建設真正的生活。
但是藝術在這個建設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發端，是最裡面的圈子，其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到其他圈子。
從這裡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劇，即周圍狀況阻礙着他，不讓他朝着充實的，因而在他意識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邁出第一步，不讓他說完他的祈禱文，而他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這麼做的。
假如他能夠得以發揮他的藝術能力，那麼以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更為圓滿。
由于此事未能實現，逼迫而來的毫無樂趣的謀生職業的有害影響便漸㊣(27)漸地進入了超驗的深淵。
我并不是說，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夠邁成，他生活中的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是沒有這第一步，失敗的結局當然是肯定無疑的。
隻有這一點可以确認，其他則談不上。
确實，看起來，卡夫卡的一些問題至少是瀕臨于絕對不可解決的邊緣。
然而，一旦肉體和心靈的堅韌不拔達到最高極限（正是那不喜歡的職務像那陰影籠罩的父親一樣從一開始就阻止着那個最高極限），在卡夫卡後來的發展中會出現一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預料之外，我對此堅信不疑。
”這句話是一個主旋律，它在卡夫卡那兒不斷再現，在他最後寫成的短篇小說《約瑟芬——或名鼠族》中表現得最為強烈和積極。
1914年1月6日，他在讀完笛爾塞的《經曆和創作》後寫道：“對人類的愛，對一切由它造成的形式的最高敬意，緘默建立于最合适的觀察位置上。
”在給奧斯卡·波拉克的信件中（“與其咬舌頭，甯可咬生活”）已經反複出現主動介入這個主旋律。
1913年末可以找到這麼一段話：“人類的一緻性為每一個人（即使是某些最易于接近、最柔順的人）所懷疑，哪怕僅僅在感覺上；可是它卻以全體人類或個别人的發展的完美的、不斷再現的共同性顯示在每一個人眼前，或似乎在顯示。
即使在個人最内在的感覺中也不例外。
”——說這話的作家自己的作品中老是出現最極端的人類隔閡和寂寞，比如所有動物故事（動物的靈魂無法與人溝通），比如《地洞》中策鼠的思想，或者1914年8月記載的那個以下述句子開頭的殘篇：“我生活中有一段時間在俄國内地一條小鐵路旁任職，”小說後來寫道。
“嗡嗡之聲不絕于耳的寂寞越多，我便感到越可愛嗎？”——兩種背道而馳的傾向在卡夫卡心中相鬥；對孤獨的渴望和追求團體生活的意願。
可是要想理解他，隻有認識到，他原則上否定向往孤獨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存在自是不言而喻的）。
也必須認識到，生活在集體中和有意義的工作中（長篇《城堡》主人公K．徒勞地試着闖入這種生活）曾是他最高的目标和理想。
同樣，在他的著作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許多關于單身漢生活的描述，也完全應該作為他真心的、刻意追求的意念的對應圖像、對應象征來理解。
——卡夫卡為了他的創作勞動而需要孤寂，即一種高度的聚精會神，這種狀态有時由于一次談話便會受到幹擾，由于向朋友通告便受到危害——在日記中可以讀到這類例子。
但是他仔細地反省自身。
1911年底他對自己作出判斷：“在過渡時期，比如最近這一周或至少目前對于我來說便是，我經常感受到一種悲傷的、然而泰然的對我的感情冷漠的驚訝。
我與一切事物之間隔着一個空間，我根本不能突破它到達其邊緣。
”再看1912年3月：“文學是我唯一的天職，除此以外我一概毫無興趣，因而是冷酷無情的，——誰來證實這一真實性或近似性呢？” 朋友，你太認真了！文學工作本身對于你來說僅僅是真正充實的生活的象征，當然它同時還具備更多的意義：它便是事業本身，是你的生命，是與生俱來的力量的正确利用。
這正是你對自己和所有人的要求：不要濫用現存的好的力量，不要任其衰敗，而要将它投入到完成“天職”中去，并以這種方式走進“法”的大門，将企圖阻止你的兇惡的守門人推開。
這當然是很困難的。
存在着許多誘惑。
“聽信了一次夜鈴的誤響聲——便再也不可挽回了。
”“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到得了印度，還在那時候，印度的大門已經是不可企及的了，但是它的方向已由國王的寶劍指明。
今天那些個大門移到别處去了，更遠，更高；沒有人指明方向；許多人持着寶劍；他們持着隻是為了揮動，而那追随其揮舞的目光茫然不知所以了。
”（短篇小說集145頁）盡管如此這般，“不可摧毀的”因素依然留在我們心中。
我們尋找着它，在“遠離亞曆山大戰役的地方”閱讀，翻着“我們的舊書的書頁”，等待着“皇帝的聖旨”下達。
正如塔爾封拉比在《神父箴言》中就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之間完全一樣的彈性關系所教導的一樣：“沒有交給你完成這個功業的使命，然而你卻不能束手退隐。
” 盡管日記中許多可逐字逐句引證的地方似乎表明文學工作是卡夫卡的一切，其實事實并非如此。
他的事業與福樓拜略有不同，對于福樓拜來說，藝術确實是核心，有着存在的根本意義，而且福樓拜幾乎總是（注意，是幾乎！）懷疑地、敵視地觀察着存在。
卡夫卡則相反：“我們的藝術是一種被真實弄得眼花縧亂的存在，那照在畏縮的怪臉上的光是真實的，僅此而已。
”藝術乃是宗教認識的反照。
但是并非僅僅在這個意義上它在卡夫卡心目中是通向上帝身邊的道路（退縮者也看到了這條道路，隻是他退縮了），而且也在上面陳述過的意義上：作為力量的生育者，作為根據自然狀況充實生活的導師。
卡夫卡在1914年8月15日斷言：“我寫了幾天了，希望持續下去。
今天我并不像兩年前哪樣完全不受幹擾地爬入工作之中，但我無論如何獲得了一種意義，我有規律的、空虛的、不可理喻的單身漢特點的生活得到了某種辯白。
我又可以同自己對話，而不再凝視全然無物的虛無了。
隻有這條道路使我内心得以好轉。
” 于是，藝術在此服務于賦予生活以意義的宗教原則。
它作為勞動，作為上帝給予的優秀的、創造性的能力的發揮而與人類進行的其他有意義、有建設性的勞動并駕齊驅，引導寫作者脫離無所事事的荒原，回到有所作為的集體中來。
根據卡夫卡的觀點，光寫得出色是不夠的。
還需要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建立家庭，争取成為地球上貨真價實的公民。
我永遠不能忘懷，卡夫卡懷着多麼深沉的激動給我朗讀福樓拜的侄女卡洛琳·柯曼維的《往事錄》結尾那一節。
這一節中叙說的是，福樓拜如何為他的偶像“文學”而奉獻了他的一切——愛情、溫柔，一切；女作者問道：他在最後幾年裡是否對自己偏離《共同的道路〉”感到後悔。
在福樓拜最後幾次與她一起散步時，有一次激動地對她說了幾句話，使她相信是那麼回事。
他們去看望她的一位女友，在那些逗人喜愛的孩子們中間見到了她。
在沿賽納河回家的路上，他說：“他們生活在真實中……指的是這個正派的好家庭内部。
‘是的’這話他着重地自言自語重複了好幾遍。
‘他們生活在真實中’。
”卡夫卡經常引用這句話。
——對于他來說，光有藝術不足以建設真正的生活。
但是藝術在這個建設中是不可缺少的，仿佛是發端，是最裡面的圈子，其健康與否直接影響到其他圈子。
從這裡可以理解深刻的悲劇，即周圍狀況阻礙着他，不讓他朝着充實的，因而在他意識中是宗教性的真正的生活邁出第一步，不讓他說完他的祈禱文，而他感覺到自己是有能力這麼做的。
假如他能夠得以發揮他的藝術能力，那麼以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會更為圓滿。
由于此事未能實現，逼迫而來的毫無樂趣的謀生職業的有害影響便漸㊣(27)漸地進入了超驗的深淵。
我并不是說，如果卡夫卡第一步能夠邁成，他生活中的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但是沒有這第一步，失敗的結局當然是肯定無疑的。
隻有這一點可以确認，其他則談不上。
确實，看起來，卡夫卡的一些問題至少是瀕臨于絕對不可解決的邊緣。
然而，一旦肉體和心靈的堅韌不拔達到最高極限（正是那不喜歡的職務像那陰影籠罩的父親一樣從一開始就阻止着那個最高極限），在卡夫卡後來的發展中會出現一些遠遠超出我們今天的預料之外，我對此堅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