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圍繞職業和使命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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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不使它撕裂呢。

    我甯可讓它撕裂,也不願将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

    我是為此而存在的,這點我十分清楚。

     “我頭腦中裝着龐大的世界”,日記中充滿了計劃、草稿、開頭部分,于細微處見全貌。

    莫紮特反抗頂撞父親。

    卡夫卡沉默不語。

    但是我有他的一篇文字,将他卷入賺錢職業的不幸表達得非常清楚。

    依我看,這裡(而不是受父親的束縛)是他進一步踏入苦難世界的根源之所在。

    這種進展最終導緻疾病和死亡。

    誇張的父親約束力把他接在職業的枷鎖中不能動彈,隻不過起到了助長不幸的作用;這個不幸從根本上說是由這個事實造成的:一個懷着如此巨大而豐富的才情和強烈的創作欲的人恰恰在他的青春活力發展的時期被迫回複一日地從事着與内心毫不相幹的事情,直至精疲力竭。

    給我的這封信中是這麼寫的: 我從星期天到星期一的這個夜晚寫得很好——我恨不得寫它個通宵和一天、一夜再一天,最終飛逝而去——今天肯定也可以寫得很好——甚至完成了一頁,本來隻是昨天那十頁的一氣呵成——然後我由于下面的原因不得不擱筆。

    X先生——那位企業主今天早晨踏上了一次公務旅行的途程,将外出十至十四天,先前我由于心不在焉而未注意到這個動向。

    于是這段時間裡工廠真的由那位車間主任一個人管了。

    沒有任何投資者(隻要他不像我父親那麼神經質)會對廠裡那完全是騙人的經濟形勢産生懷疑。

    我也有同感,盡管并不是像父親那樣擔心錢的問題,而是。

    心單調乏味、良心不安。

    我想象中的局外人是不會怎麼懷疑又親的擔憂心情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也不能忘記,說穿了我也琢磨不透,為什麼一個比X先生在技術上和組織上都高明千萬倍的車間主任,在X先生不在時就不能将一切處置得像以往一樣井井有條,因為,歸根結蒂,我們是人,而不是賊。

    …… 最近曾在一次我向體聲稱,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幹擾我的寫作(當然這不是吹噓,而是自我安慰),那時我老想着,母親幾乎每天晚上對我唠叨,說我為了使父親安心應該什麼時候到廠裡去看看,而父親則用目光及拐彎抹角地對我說出了更嚴厲的話。

    這些請求和責備雖然就其絕大部分内容來說與荒唐不相幹,可是我卻(這裡便表現出這番話的無法消除的荒唐性)即使在最佳精神狀态中也無力承擔那種監察使命。

    但今後十四天中的問題并不是這麼回事,這十四天中可以由任何兩隻眼睛在工廠中穿梭巡視,當然也可能正好是我的眼睛。

    對于這個要求偏偏沖着我來,說不出任何反對意見,因為大家都認為我對這家工廠的建立負有主要責任——我感到,這種罪責我一半是在夢中接受下來的;再說,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到工廠去,父母本來就不可能去做此事,而且現在正是生意最旺的季節(新酒館中的生意好像也有起色),比如說,今天中午母親根本就沒有回來吃午飯。

     今天晚上母親又開始說那老一套的抱怨,除丁暗示我的過錯使父親陷入痛苦的疾病中外,她又以X的離開和工廠的完全無人照管作為新的依據,我隻感到一種苦水(不知是否隻不過是膽汁而已)在全身流動,我看得很清楚,現在擺在我面前的隻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在像通常那樣去卧室就寝後從窗口跳出去,另一條是在今後十四天内每天到工廠去,到X的辦公室去。

    第一種辦法賦予我以可能性,抛開一切責任,包括對受幹擾的寫作和漠不關心的工廠的責任;第二種辦法肯定将打斷我的寫作。

    十四個夜晚的睡意總不見得輕輕一抹便能從眼皮底下消逝,使我在十四天後或許還能接着今天中斷之處繼續下去,假如我的意志和希望有着足夠的力量的話。

     我沒有跳下去,把這封信當作告别信來寫的誘惑力也 并非十分強烈(我對此的靈感是朝着别的方向的)。

    我在窗邊伫立許久,貼着玻璃,很多次我有那麼一陣沖動,用我的縱身一跳來叫橋上的關稅征收員們吓一跳。

    然而我從頭到尾強烈地感覺到,一旦下了決心落到柏油路上摔得粉碎,我将真正無可挽回地墜入深淵。

    同時我感到,繼續活下去要比死亡對我的寫作打斷得少一些(假如隻不過說到“打斷”的話),而十四天後,我在長篇小說的開頭與其繼續之間,将在工廠裡(正好面對我那滿足的父母)活動并生活在我的長篇的最深處。

     我最親愛的馬克斯,我向你和盤托出這些并不是為了讓你作出評價,你對此是拿不出什麼評價來的。

    但是,由于我決定不寫訣别信而跳下去(到頭來總會疲乏的),我想重新回到我的房間裡去(扮演居民的角色),并給你寫一封後會有期的長信,便是這封。

     現在再給你一個吻,道一聲晚安,這樣我明天就可以像所要求的那樣當上工廠負責人了。

     讀着這封信,我脊背發涼。

    我直言不諱地給弗蘭茨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提請她注意兒子頭上一線輕懸的自殺危險。

    當然我請求她不要将我的幹預告訴弗蘭茨。

    1912年10月8日我收到的回信充滿了感人的母愛。

    她開頭寫着:“我剛收到您的來信,您從我顫抖的字迹上看得出來,我和您一樣激動。

    為了使我所有的孩子都幸福,我願将我的心血奉獻給他們,而在此我卻束手無策了。

    然而我仍将竭盡全力使我的兒子幸福。

    ”接着,這位母親設計了一個應急謊言。

    由于父親有病,經不起任何激動,她想給他以弗蘭茨每天去工廠的假相,同時找另一個合夥經營人。

    “我今天就對弗蘭茨說,明天他不必到工廠去了,但我不會提到您的信的。

    但願他能贊成,從而平靜下來。

    我也請求您,尊敬的博士先生,給他以安撫,非常感謝您對弗蘭茨的愛……” 弗蘭茨的寫作具有什麼性質,對他有着多麼重大的意義,這要看怎麼判斷了。

     上面已經說到過,“寫作是祈禱的形式”是日記中最富啟發性的一句話。

    從可惜隻留下片斷的弗蘭茨對他與人本哲學家魯道夫·斯泰鋼博士的談話記錄中可以看出,弗蘭茨在其工作中經曆的狀況與斯泰鋼博士描寫的“慧眼卓識狀況非常接近”。

    他把他的創作與一種“新的秘密學說、一種卡巴拉”相比。

    文學工作是他“唯一的渴望”,他“唯一的職業”,這是他在給可能的未來嶽父那封奇特的、在好幾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信中說的話。

    1914年8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表達我夢幻般的内心生活的重要意義使其他一切退居次要地位,使之萎縮,不可遏止地萎縮。

    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使我滿足。

    可是我進行那種表達的力量是難以捉摸的,也許它一去不複返,也許它有朝一日會重新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生活狀況總之是不利于它的。

    我搖搖晃晃,不停地飛向山巅,卻幾乎一刻也不能在那裡駐足。

    “——我有一個使命”,他在另一處宣稱。

    首先給人的感覺是,這是指一個純文學的使命。

    人們不曾發現,實際上宗教的因素從一開始就立于文學因素的後面——這是以卡夫卡的宗教觀的獨特形式出現的宗教因素,是一種充足的生活的宗教,是有意義地充實了生活的像樣的工作的宗教,是适應與大衆團體共處的真正的生活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