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觀察》出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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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們得以從辦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幾次休假對我們具有雙重意義。

    幾天内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開懷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們懷着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來享受這一幸福。

    我們一起旅遊,幾個月前我們便盼望着這個日子,細心地做着準備,我們常為自己的細心而歡笑,然而它像一道陽光照射在我們灰暗的工作日上。

    出發的日子終于到了。

    一生中我從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過的旅行周中那麼心境手和地愉快過。

    一切憂愁煩惱、郁悶不樂全被我們留在了布拉格。

    我們變成了快樂的孩子,我們會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話語——生活在卡夫卡身邊,直接享受他活躍地冒出來的思想确是一大樂事(連他的憂郁也是奇想聯翩、内蘊妙趣的)。

    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遊外,一年到頭還有許多夫布拉格近郊遠途的漫遊。

    在有些夏天,我們每個星期天都來一番長途徒步跋涉,在複活節和聖靈降臨節我們一去二三天,平時我們也經常于星期六下午便離開了城市。

    大多數場合,菲利克斯·威爾奇是我們這個旅行團中的第三個人。

    我們一天内(我的日記中除了用“美不勝收”這一形容語外,還有這樣的記載)步行七至八個小時,這是我們的體育活動。

    還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

    我們遊泳,我們在陽光中一曬幾小時,我們的身體得到鍛煉。

    有一次,年輕的弗蘭茨·韋爾弗(那時還是中學生)也跟我們一起去塞諾拉普,參加了我們不拘形迹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

    那次他曬得皮焦肉烤。

    他在薩查瓦蘆葦叢生的岸邊給我們朗讀了他的詩歌,令我們激動不已。

    卡夫卡在許多信中對此類野遊提出過别出心裁的建議,現援引其中的一封:“親愛的馬克斯,你不要忙着花錢寄信告訴我你不能于六點零五分到達弗蘭茨·約瑟夫車站,因為你必須到達,我們乘坐的前往伏蘭的火車六點零五分準時開。

     七點三刻我們将邁出前往達烏勒的第一步,十點在雷德勒那兒吃個辣椒,十二點在施台柯維奇吃午飯,二點到三點一刻我們穿過樹林到達急流邊,乘着急流四處逛逛。

    七點坐蒸汽船回布拉格。

    不用考慮什麼,隻管于五點三刻到火車站——此外你不妨寫個管郵明信片來,告訴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裡柯維茨或其他地方。

    ”我們在布拉格遊泳場所的地闆上不知度過了多少美妙的時辰,還有在莫爾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藝攀登河上的水壩。

    在我們長篇小說《斯蒂凡·羅特》中可以讀到這些經曆的反照。

    我佩服弗蘭茨遊泳和劃船的技術,他駕駛一艘名為“飲靈号”的船尤其精明。

    他總是比我靈活、勇敢,在他人處于驚心動魄的處境時,他以奇特的方式聽之任之,報以近乎殘忍的微笑(這微笑的意思大體上是:“自己想辦法吧”)。

    我是多麼喜愛這種微笑啊,其中包含着多少信任和鼓勵!我感到,弗蘭茨在發明新的體育種類中主意是層出不窮的。

    這裡也表現出他的人格,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對待一切事情那樣)。

    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開始于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

    卡夫卡、我的哥哥奧托和我在波納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瑪多尼娜”小遊泳場度過的是最為悠閑的時辰——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遊利瓦時,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愛的、陽光照耀的灰色木闆,再也見不到閃閃發亮的蜥踢在連接那車來車往塵土飛揚的街道與水流清冷的幽靜環境的園中小徑上爬行了。

    這座位于峭壁下的難以忘懷的、樸實無華的遊樂場,我在你的湖灣中為你、也為我們的幸福經曆發出了訃告——我們在這裡曾享受着甯靜、享受着南方古典的簡樸。

    它再也沒有向我們顯示過這樣可愛、這樣高貴的面貌。

    卡夫卡後來也曾再度莅臨利瓦,但卻是獨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戀愛受挫之後(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邊的哈同根療養院。

    1909年我們三人境況都還很好。

    關于與我們一樣在這個遊泳場住過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達拉哥的讨論也不曾破壞我們舒适的心境。

    我那實際生活中比我能幹的哥哥的旅行經驗幫助我們克服了一些困難,卡夫卡對他很欽佩。

    可以說是我的哥哥為我們“發現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經來過,他領着我們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觀賞一切美的和令人感興趣的地方。

    一張相片照的是我們的弗蘭茨在托布利諾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張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塊大理石闆上,周圍是湖岸荒野的綠色。

    報紙上一條消息擠入了瑪多尼娜療養地的田園夢(當然,我們那時隻能讀利瓦的意大利語地方報),在布雷齊亞将舉行飛行集會。

    ——我們從未見過飛機,我們非常興奮地決定,盡管現金緊張,還是要到布雷齊亞去。

    卡夫卡尤其積極推動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強調指出,那種認為卡夫卡蝸居在一個象牙之塔内,一個遠離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觀點,那種将他想象成一個僅僅為宗教觀念所籠罩的隐士的觀點是多麼錯誤。

    全然相反,他對一切新的、有關時事的、技術上的事物都感興趣,比如對電影業的興起他就很感興趣。

    他從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對現代發展的濫用或弊病他也懷着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着對人類的本質的希望,從來不懷着自大的“優越感”,從來不以斯蒂凡·格奧爾格那種态度拒絕與下層組織的世界接觸。

    隻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對他才沒有吸引力。

    他有着了不起的天賦,會自然而然地對之感到厭煩。

    比如,我從來不曾說動他,多讀些卡薩諾瓦(我當時對之可能估計過高,但我今日仍覺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讀的作家),不要光讀關于他逃出鉛皮屋頂監獄的描寫。

    ——布雷齊亞人山人海。

    由于我們必須非常節省,我們隻能在一個像是強盜窩的房間裡住宿,房間的地闆中央(今天我還常問自己是否記錯了)有一個圓形的洞,從洞裡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館。

    我們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随時都可能走進來。

    可是第二天在飛機轟鳴聲聲的陽光之下,那惡夢般的夜晚在我們的笑聲中煙消雲散。

     歸途中,我們在德申劄諾過夜;在那裡幾百幅聖像下潛伏着的無數臭蟲自然将我們驅趕到了大街上,于是我們在湖堤上的長凳上受凍直到天明。

    我們那時就是這樣旅行的,對豪華的賓館我們一無所知,但卻無憂無慮、快樂興奮。

    那個時代具有很大的優點。

    利瓦是奧地利的,布雷齊亞屬意大利——有時會聽到關系緊張的消息,社會上傳說在利瓦那兒的布裡奧納山中有地下防禦工事——但是誰都不當一回事,戰争是個不現實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頭》,當我們旅途中越過邊境時,幾乎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第一次看到的飛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要弗蘭茨把他所觀察到的一切寫下來,彙集在一篇文章裡。

    在他與我之間像進行一場體育比賽,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對這個主意發生興趣。

    我也打算寫一篇文章,但後來我們确定一下,看準的介紹更貼切、成功。

    這種遊戲般的、幾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卡夫卡總是有影響的。

    我們約定,旅行期間盡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頭腦中的妙語警句,對我們所見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絕不洩露。

    直到結束時攤開來看看,是誰擊中了要害……在這整個建議後面藏着我的一個秘密計劃。

    卡夫卡的寫作工作那時熄火停工了,數月之久一無所成,他經常對我訴苦說,他的才子顯而易見地在滲漏,已經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他有時一連數月處于冷漠狀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記中經常重視關于他的憂傷的記載。

    心靈傷感,精神愉快——這句話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确切不過了,這句話也說明,為什麼甚至在他處于特别沮喪的狀态時,他給他所接觸的人們帶來的(且不論彌留之際的親密)不是沮喪,而是興奮。

    我那時從他的許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麼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出,應該振作起來,我想要向他證明,他對他文學上的不育之症的擔心是毫無理由的,隻要有一種意志,一種精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

    ——我的計劃成功了。

     弗蘭茨興緻勃勃地寫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齊亞現飛機》,經大加删節後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亞》上(是我把它轉交給《波希米亞》當時的編輯保爾·維格勒的),後來我又說服弗蘭茨讓我将它全文收入我的《論醜的圖像之美》一書中(同我關于同一題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這本書中,我以下述評語推薦了弗蘭茨的文章:“在一本書裡隻讓一個作者說話,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種沒有說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

    ——我們朋友倆希望在這次旅行中和我們的思想中永遠不可分離地、肩并着肩地立在異國土地上,那麼在這本立于本土的書中我們為什麼就不能這麼做呢?盡管兩個作者都表現出滑稽的、故意誇張的擔憂,相互間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競賽的激烈過程中急切地請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奧托——給予幫助,但這兩篇題材一樣的姐妹篇如果沒有對方能産生嗎?它們能如此互相隸屬、互相補充、互相點題、相得益彰嗎?假如我們有共同發表的願望,而沒有别的辦法怎麼辦呢?”我手頭有這兩篇文章的清樣。

    我當時由于讓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書中得以發表而自豪。

    可惜願望未能成為現實。

    最後這本書顯得過于龐雜,許多散文都要根據出版商的意思從已經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這兩篇。

    ——卡夫卡的文章于是發表在附錄中。

    這樣的文章當然絕對不是我的最終目的,它的作用僅僅是推動弗蘭茨的創作欲再度湧流。

    我達到了這個目的。

    當然,這個固執的作者在這麼做之前總是倔強地抗拒着我。

    有時我就像懸在他上方的鞭子,驅趕着他,逼迫着他,當然不是直接的,而總是通過新的方法,通過巧妙的途徑,無論如何我再也不讓他的才情重新處于停滞狀态了。

    有時候他為此感激我。

    但他也經常覺得我的逼迫讨厭,它詛咒我的行動,他的日記有這種記載。

    我也感覺得到,但我并不在意。

    我認為這事關重大,我的行動是一種幫助,雖然這往往是違背朋友的意志的。

    ——我将他的日記的産生亦歸為我的功勞。

    弗蘭茨的四開本筆記是直接從我們短小的旅行筆記中脫胎出來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筆記的繼續。

    ——對自己的經曆進行記錄和評說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覺醒的傾向,這一傾向在我們共同搞的旅行報道中吸取了養分,開始得到系統性的建設。

    日記對于卡夫卡的意義完全不僅僅是自傳性的,為控制心靈服務的;在那些關于個人的評說中間夾雜着他後來收入他的第一本書《觀察》中的片斷,這類由他自己提供發表的篇章從内容實質上看無法與那些日記中的片斷區别開來。

    我們不知道,這位作者為什麼認為有些是值得發表的;而有些則應該保留。

    在日記的上下文之間還有許多或多或少展開的故事殘篇,它們堆積着,堆積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較長的小說《判決》突然脫穎而出,大放異彩。

    随着《判決》的誕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間的夜晚),這位作家獲得了突破,找到了與自身相适的形式,一個強大的、獨樹一幟而無法重複的小說天才終于進入了他的天地。

    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

    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

    ——我們的友誼團體擴展了,這是一個幾年前便已開始了的發展。

    我把卡夫卡帶到菲利克斯·威爾奇和奧斯卡·鮑姆那兒。

    那位目光尖銳的哲學家(《仁慈和自由》、《中間的冒險》是他的代表作,此外還有與我一同起草的調查報告《觀點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這個四人聯盟有其獨特之處,其友誼就仿佛是兩個夥伴間的親密,從不為任何一句惡語所損害。

    四人有規律的聚會在許多年中賦予我們的生活以穩定的節奏。

    ——關于與卡夫卡的第一次會面,作家奧斯卡·鮑姆在上面已經摘引過的文章中寫道:我們的第一次會晤我記憶猶新。

    馬克斯·勃羅德是中間人。

    他把弗蘭茨·卡夫卡帶到我這兒來,并在1904年那個秋日的下午給我們朗讀他剛寫完的小說《暗紅色的旅遊》。

    我們那時才二十出頭。

    我們卷入了對這篇小說的熱烈的意見交流,話說得特别儉省,特别有節制,這是我們當時的特點。

    我還記得一些話。

    卡夫卡說過的話中有這麼一句:“假如說,沒有必要把注意力從事件過程轉到風格的創新上去,那麼其魅力在這裡便是最強烈的。

    ” 卡夫卡走進我的房間時的第一個動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是到一個盲人那兒。

    在勃羅德介紹時默默地朝我鞠了個躬。

    人們會認為這純屬毫無意義的客套,因為我目不見物。

    顯然由于我同時的鞠躬幅度過大,他那梳得光光的頭發碰了一下我的額頭。

    我感到一陣激動,其原因當初一下子說不上來。

    他是我所遇見過的人中的第一個,将我的缺陷确認為僅僅是我個人的事(不是通過适應或體貼,沒有在自己的行為上作出絲毫改變)。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與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簡單而自然地保持着距離,他的嚴格而冷淡的與人的距離在人性的深度上勝過了通常的善意(這種善意我在以往與人第一次見面時是通過對方言談和語調和握手之熱度毫無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

     把他每一個無意識的動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話都歸入他個人整體的世界觀中來看,那麼盡管抽象的鬥争始終在他的精神中進行,他的出現,他的外表現象卻顯得極其生氣勃勃。

    在他朗誦時(朗誦是他所酷愛的事情),每一句話都通過每個音節清楚無誤地讀出而表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