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學
關燈
小
中
大
“活像一根棍子似的從他嘴裡吐出”——這是我記錄在日記中第一句卡夫卡言論。
卡夫卡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誰了）說話不容人打斷的特征。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産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
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感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負擔，感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頹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
《緻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并不存在。
或者隻不過有所暗示，并且僅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裡。
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
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着，不引人注意。
他的精神趨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誕，而是顯示着自然的偉大，顯示着向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隻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
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絕望的。
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
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交談的人之一，盡管他很謙虛，盡管他很平靜。
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衆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
可一旦他說起什麼，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
因為他的話總是内容充實，命中要害。
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
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
這還不止，在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于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
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
隻有對他自己，他才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們隻有在極個别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日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
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緻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
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并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
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展幻想，懷着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色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湧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性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線條；我們切不可等閑視之。
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象細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性。
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絕地向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
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
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
他離開中學後，先是注冊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隻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
法學專業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着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向後推延，這個專業并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
卡夫卡是歎息着接受這個專業的。
他從不隐瞞對法學學業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 在《緻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挂上了鈎。
這是一個屬于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春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
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
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裡的一切教學内容一樣。
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隻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
那麼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對象。
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隻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
于是我選擇了法律。
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試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繃緊神經，精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日。
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
至少我在這裡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
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
”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确确實實地感覺到了隻有藝術創造對我們才有向心力，但是我們并沒有承認這一點。
我們對藝術也有着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将藝術同“面包職業”這個詞彙、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系起來。
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
由于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隻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
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裡不存在。
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見面之處是“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這個聚會場所那時在費迪南特大街，現名納吉德尼）。
那時，隻要不是民族反猶思想者或猶太主義者，加入這個規模頗大的聯合會對布拉格（以及各地許多地方）德語中學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很久以後，大約在此十年後，才信仰猶太複國主義人這個“廳”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質，我們雖說不戴便帽，卻系着黑紅金之色帶子，帶子上寫着革命的年份1948。
不過對那場革命的懷念已是那麼蒼白，那麼不熱烈，那已是完全沒入地平線後了。
此“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廳委員會；在它與成員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抗，有時候甚至演化為一種“鬥争”，而最後總是以成員們垂頭喪氣的、徹頭徹尾的失敗告終。
這是因為每次舉行全體大會時都會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聯系對象，他們屬于“廳”，但與“廳”之間隻有松散的關系，一年到頭從不關心聯合會的生活，在作決定之前他們卻全數到達，一緻給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投票（我們每一次都為這台選舉機器所激怒，這台機器由委員會偉大的策略家布魯諾·卡夫卡根據事先詳盡的安排加以操縱），他們根本不能參加辯論，對受歧視的“浪蕩公子”——即沒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對委員會的意見不感興趣，他們僅僅通過堅決果斷的頭頭們的嘴來宣布他們不可逆轉的意願。
而委員會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腳，未被推翻。
弗蘭茨不參加這些虛榮得幼稚可笑的遊戲，關于他同布魯諾·卡夫卡的親戚關系也是在後來才聽他談及的（同時他表露出對這個精力旺盛的人的欽佩）。
——然而我們正是在這場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戰中第一次見面的。
——“委員會”的反對派核心是那個“文學藝術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立性，隻有其經濟問題取決于季員會的意見—一這往往導緻激烈的辯論；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戴特萊夫·封·利利恩克隆來布拉格作報告，委員會不是不同意給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們提出的給他那麼多。
與委員會跟它的舞會委員會和節慶酒會相比，我們覺得身處文藝部即為精神的肩負者，且不論這麼認為正确與否。
本部定期舉辦讨論會和内部報告晚會。
我剛脫離中學時，在這種晚會上初次登台是作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
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這是由于我當時是激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
（我對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盡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變化）。
作完這個報告後，比我大一歲的卡夫卡陪我回家。
——他習慣于參加文藝部召開的所有會議，但是我們互相間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注意到。
其實要發現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發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極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藍色的西裝也像他本人一樣不引人注意。
可是當時我好像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時開朗，當然伴我回家路上說不完的話是從強烈反對我過于粗暴的措詞開始的。
從這出發，我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家，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家辯護。
我崇拜梅林克。
在中學裡我學的是古典作家，拒絕一切“現代派”，到高年級的某一年裡就發生了轉折，現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進”之中，歡迎一切奇異的、放縱的、不知羞恥的、玩世不恭的、無節制的、言過其實的東西。
卡夫卡以甯靜和智慧向我迎戰。
對梅休克他毫無興趣。
于是我背誦一些“優美的段落”。
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為大本地打開着的魔法書。
卡夫卡皺了皺鼻子。
這類文字在他看來純屬陳詞濫調，十分生厭；對一切嘩衆取寵、人為編造的東西，他統統嗤之以鼻（不過他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明确分類的詞彙）。
在他的心中有某種“大自然的悄聲細語”，如歌德語。
他在愛他人的這一點。
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愛的霍夫曼斯塔爾的一句話作為反證：“房子走廊裡潮濕的石頭的氣味。
”然後他沉默良久，什麼也不加補充，仿佛讓這神秘的、不顯眼的氣氛自己說話似的。
——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緻我至今依然記得是在哪條街、哪座房子前說這番話的。
有的人或許會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與愛倫·坡、庫賓、波德萊爾這樣的人，與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們親近的氛圍而驚訝不已——而導緻這一現象的卻是感覺的樸實和自然流露，我的這位朋友将我引導向這個方面，并從而漸漸使我從我那時為完全錯誤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擺脫出來。
事實便是如此。
無可反駁的見證文獻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給我的最早的信之一。
我無法回憶準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
不過時間無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因為信裡還提到聽講座。
通過讀這封信可以發現，卡夫卡的天性是優雅的，他剛中有柔，是樂于去理解其他觀點的。
信中指責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責當時圍繞着我并視我為頭目的那些人的舉止（一種陳腐的羅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沖動，他稱之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親愛的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沒有去聽講座，我覺得有必要給你寫這封信，向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我那天晚上沒有同你一起去參加舞會，盡管我也許答應過你。
原諒我，我本想輕松輕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請來共度一個夜晚，因為我認為，假如你即席發表尖銳的見解（你在人多的場合愛這麼做），而他也以他聰慧的總攬能力（除了藝術，他幾乎對什麼東西都有此能力）發表相應的看法，這樣一定會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員組合。
可是當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把你所在的那個圈子，那個小小的圈子給忘了。
這個圈子給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
因為它既依賴于你，又獨立于你。
在它依賴于你的時候，它像一片靈敏的山區般圍繞着你，準備好了現成的回聲，使聽衆驚愕不已。
當聽衆欲以目光靜靜地摩眼前某物時，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陣痛打。
于是對兩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機智敏捷的話。
但是假如他們是獨立的話，他們将給你帶來更大的損害，因為他們使你的模樣失真，通過他們，你現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聽衆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擁有堅定不移的
卡夫卡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某人（我今天早已想不起是誰了）說話不容人打斷的特征。
重讀我的筆記，我今天仍然能産生對卡夫卡的表達方式的敬佩之情。
對他來說，不存在普普通通的事物，他總是處處以他獨特的簡潔的觀察能力和比較能力來表達事物的，而且全然不受拘束，脫口而出．帶有最典雅的自然性。
見過卡夫卡的人，絲毫感覺不到做作的、陰暗的少時印象造成的任何精神負擔，感覺不到為擺脫這種負擔就輕易把頹廢和納士派頭視為出路，也感覺不到心靈的揪扯、侮恨。
《緻父親的信》中所寫下的，在外人看來似乎并不存在。
或者隻不過有所暗示，并且僅僅存在于非常接近的朋友圈子裡。
這種痛苦我是逐漸看到和理解的。
卡夫卡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是個健康的年輕人，顯然沉靜得出奇；他視察着，不引人注意。
他的精神趨向根本不是“有趣味的病态”、怪僻、怪誕，而是顯示着自然的偉大，顯示着向上、強健、健康、可靠、簡樸。
我總是不斷遇到卡夫卡的那些隻通過書本認識他的崇拜者們對他所抱的完全錯誤的設想。
他們以為他在待人接物中也是抑郁的，甚至是絕望的。
事實恰恰相反，在他身旁會感到舒服。
他思想之充實（他表達思想多半用開朗的聲調），就最低限度而言，使他成了我遇見過的人中最容易與之交談的人之一，盡管他很謙虛，盡管他很平靜。
他說得很少，在大庭廣衆中他經常見小時不發一言。
可一旦他說起什麼，馬上就會令人側耳傾聽。
因為他的話總是内容充實，命中要害。
在與親朋好友交談時，他的舌頭有時靈活得令人驚訝，他能夠激越亢奮，直至忘我，這時風趣的話語和開懷的笑聲簡直是無休無止。
真的，他喜歡笑，笑得歡暢，也懂得如何運朋友們笑。
這還不止，在困難的情況下人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心地信賴于他的明達事理、他的策略、他的幾乎沒有失誤的見解。
作為朋友，他能奇妙地給人以幫助。
隻有對他自己，他才會束手無策，一籌莫展——在同他的個人交往中，由于他有很好的自制力，人們隻有在極個别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這個印象，而他的日記則加深了這一印象。
從他的書中，尤其是從他的日記中看到的景象竟是這樣的灰暗，與平常與他一起度過的生活截然不同，以緻有必要将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用來矯正與補充——這也是促使我寫下這部回憶錄的動力之一。
留在我們這個圈子中的卡夫卡的生活景象與他的文學并駕齊驅，有必要加入對他的整體評價。
在他的情緒好的時候，他會在兩個人對話的場合中編織插着想象翅膀的童話，這是些奇特的作品，我後來在描述我們的瑞士之旅時曾舉過一個例子（作品《廉價》）他執意地擴展幻想，懷着可愛的固執，不斷回到幻想上來，以各種色調的幽默賦予它以多彩多姿的生命，總是像在獨特的玩耍中源源湧出新的奇思妙想。
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在他創造力的獨特性中同樣碰得到這種遊戲般勾勒的線條；我們切不可等閑視之。
我還發現，他的妹妹奧特拉在這點上很像他；這活躍的、想象細微的玩耍性在一定程度上乃是家庭屬性。
有一次我去見奧特拉（這時卡夫卡已死去很久了），與她商談一件重要的事；一開始她就滔滔不絕地向我講她對她的狗的有趣觀察，大約有一個小時無法同她談其他任何問題。
我經常在卡夫卡身上發現相似的情況。
我是在大學一年級時認識弗蘭茨·卡夫卡的，那是1902年到1903年間，好像已是1902年的下學期中的事了。
弗蘭茨比我大一歲，當時正處在第三個學期。
他離開中學後，先是注冊了十四天化學，然後是一學期德國文學，然後報了法學——最後這個選擇隻是作為權宜之計，沒有愛好在先，就像我們中的有些人那樣。
在慕尼黑同保爾·基什一起繼續學習德國文學的計劃不曾付諸實施。
法學專業有着最捉摸不定的前程，沒有方向，或者說包含着最大數量的不同方向（律師、官吏），也就是說前景的斷定要向後推延，這個專業并不要求對它懷有任何特殊的興趣愛好。
卡夫卡是歎息着接受這個專業的。
他從不隐瞞對法學學業的反感，下面引的一段日記可資為證（1911年）：“摘自一本舊筆記本：現在是晚上，我從早上六點就開始學習，現在我發現，我的左手出于同情心已經用它的手指将右手捏住一會兒了。
” 在《緻父親的信》中，這一職業選擇同“被父親戰勝”，同“主要事業”也挂上了鈎。
這是一個屬于後面的結構，可是其核心，我們青春時代的無言可遵、無章可循狀态可以在卡夫卡的話中看得清清楚楚。
卡夫卡寫道：“對我來說實際上不存在選擇職業的自由。
我知道：一切與主要事業相比，在我的心中都顯得無所謂，就像中學裡的一切教學内容一樣。
事情就是找一個職業，隻要不十分傷害我的虛榮心，這是我的無所謂心情最容易接受的。
那麼法學便是不言而喻的對象。
虛榮心和狂妄的希望與之相對的小小的嘗試，比如十四天的化學學習，半年的德國文學課程，都隻能加強那基本的看法。
于是我選擇了法律。
這意味着，我在每次考試前的幾個月中充分繃緊神經，精神上靠吃千萬張嘴咀嚼過的木粉度日。
可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我覺得水粉不難吃，就像在一定意義上以前的中學生活和以後的職員工作給我帶來的滋味一樣，因為這一切完全符合我的處境。
至少我在這裡顯示出令人驚訝的先見之明，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已經對學習和職業有過十分清楚的預見。
我并不期望得救，在此我已經自暴自棄了。
”具有根本意義的事實情況是：我們倆确确實實地感覺到了隻有藝術創造對我們才有向心力，但是我們并沒有承認這一點。
我們對藝術也有着過高的看法，好像總想将藝術同“面包職業”這個詞彙、這個概念所表達的令人頭疼的問題聯系起來。
再說也沒有任何人來引導我們，給我們指出道路（假如果然有道路的話）。
由于我們得不到任何人出的主意，所以我們隻能以為自己所不喜歡的學業是唯一的避難所。
其它避難所至少在我眼裡不存在。
卡夫卡自然還有一種模糊的設想（這在他生命的後期重現過）——可以“離開布拉格，從事某種完全不同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見面之處是“德語大學生閱讀演講廳”（這個聚會場所那時在費迪南特大街，現名納吉德尼）。
那時，隻要不是民族反猶思想者或猶太主義者，加入這個規模頗大的聯合會對布拉格（以及各地許多地方）德語中學的畢業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我在很久以後，大約在此十年後，才信仰猶太複國主義人這個“廳”具有德意志自由派性質，我們雖說不戴便帽，卻系着黑紅金之色帶子，帶子上寫着革命的年份1948。
不過對那場革命的懷念已是那麼蒼白，那麼不熱烈，那已是完全沒入地平線後了。
此“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廳委員會；在它與成員們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對抗，有時候甚至演化為一種“鬥争”，而最後總是以成員們垂頭喪氣的、徹頭徹尾的失敗告終。
這是因為每次舉行全體大會時都會冒出一批“有色人”、即有宗派色彩的聯系對象，他們屬于“廳”，但與“廳”之間隻有松散的關系，一年到頭從不關心聯合會的生活，在作決定之前他們卻全數到達，一緻給委員會候選人名單投票（我們每一次都為這台選舉機器所激怒，這台機器由委員會偉大的策略家布魯諾·卡夫卡根據事先詳盡的安排加以操縱），他們根本不能參加辯論，對受歧視的“浪蕩公子”——即沒有宗派色彩的人——反對委員會的意見不感興趣，他們僅僅通過堅決果斷的頭頭們的嘴來宣布他們不可逆轉的意願。
而委員會便一次又一次地站住了腳，未被推翻。
弗蘭茨不參加這些虛榮得幼稚可笑的遊戲，關于他同布魯諾·卡夫卡的親戚關系也是在後來才聽他談及的（同時他表露出對這個精力旺盛的人的欽佩）。
——然而我們正是在這場熙熙攘攘的蛙鼠之戰中第一次見面的。
——“委員會”的反對派核心是那個“文學藝術部”，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立性，隻有其經濟問題取決于季員會的意見—一這往往導緻激烈的辯論；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邀請戴特萊夫·封·利利恩克隆來布拉格作報告，委員會不是不同意給他酬金就是不同意照我們提出的給他那麼多。
與委員會跟它的舞會委員會和節慶酒會相比，我們覺得身處文藝部即為精神的肩負者，且不論這麼認為正确與否。
本部定期舉辦讨論會和内部報告晚會。
我剛脫離中學時，在這種晚會上初次登台是作一個題為《叔本華和尼采》的報告。
這個報告引起了小小的震動，這是由于我當時是激烈的、狂熱的叔本華信徒，任何對我奉若神明的這位哲學家的論點的哪怕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都一概認為是亵渎神明；而尼采則被我一口咬定，不加掩飾地說成是個“騙子”。
（我對尼采的反感至今依然，盡管已有所保留，内容也有所變化）。
作完這個報告後，比我大一歲的卡夫卡陪我回家。
——他習慣于參加文藝部召開的所有會議，但是我們互相間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注意到。
其實要發現他也并不容易，他很少發言，他外在的特征是極不引人注意的，甚至他那些高雅的、多半是深藍色的西裝也像他本人一樣不引人注意。
可是當時我好像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他比平時開朗，當然伴我回家路上說不完的話是從強烈反對我過于粗暴的措詞開始的。
從這出發，我們談到了自己心愛的作家，各自為自己所愛的作家辯護。
我崇拜梅林克。
在中學裡我學的是古典作家，拒絕一切“現代派”，到高年級的某一年裡就發生了轉折，現在我置身于真正的“狂飙突進”之中，歡迎一切奇異的、放縱的、不知羞恥的、玩世不恭的、無節制的、言過其實的東西。
卡夫卡以甯靜和智慧向我迎戰。
對梅休克他毫無興趣。
于是我背誦一些“優美的段落”。
有一段摘自梅林克的《紫色死亡》，其中将蝴蝶喻為大本地打開着的魔法書。
卡夫卡皺了皺鼻子。
這類文字在他看來純屬陳詞濫調，十分生厭；對一切嘩衆取寵、人為編造的東西，他統統嗤之以鼻（不過他從來沒有用過這種明确分類的詞彙）。
在他的心中有某種“大自然的悄聲細語”，如歌德語。
他在愛他人的這一點。
卡夫卡引述了他所喜愛的霍夫曼斯塔爾的一句話作為反證：“房子走廊裡潮濕的石頭的氣味。
”然後他沉默良久，什麼也不加補充，仿佛讓這神秘的、不顯眼的氣氛自己說話似的。
——這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緻我至今依然記得是在哪條街、哪座房子前說這番話的。
有的人或許會為卡夫卡作品中透出的與愛倫·坡、庫賓、波德萊爾這樣的人，與這些“生活的夜的一面”的作家們親近的氛圍而驚訝不已——而導緻這一現象的卻是感覺的樸實和自然流露，我的這位朋友将我引導向這個方面，并從而漸漸使我從我那時為完全錯誤的自命不凡和幼稚的自大充斥的精神态中擺脫出來。
事實便是如此。
無可反駁的見證文獻是下面提到的那封信，那肯定是卡夫卡給我的最早的信之一。
我無法回憶準确的日期，信封已不在了。
不過時間無疑是在1906年之前（卡夫卡是在1906年獲得博士學位的），因為信裡還提到聽講座。
通過讀這封信可以發現，卡夫卡的天性是優雅的，他剛中有柔，是樂于去理解其他觀點的。
信中指責的方式十分柔和，他更多地指責當時圍繞着我并視我為頭目的那些人的舉止（一種陳腐的羅曼蒂克和感情的突然沖動，他稱之為“狼壑”），很少涉及我自身。
親愛的馬克斯： 主要由于我昨天沒有去聽講座，我覺得有必要給你寫這封信，向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我那天晚上沒有同你一起去參加舞會，盡管我也許答應過你。
原諒我，我本想輕松輕松，把你和普利布拉姆請來共度一個夜晚，因為我認為，假如你即席發表尖銳的見解（你在人多的場合愛這麼做），而他也以他聰慧的總攬能力（除了藝術，他幾乎對什麼東西都有此能力）發表相應的看法，這樣一定會形成令人愉快的人員組合。
可是當我動這個念頭的時候，我把你所在的那個圈子，那個小小的圈子給忘了。
這個圈子給局外人的第一印象是于你不利的。
因為它既依賴于你，又獨立于你。
在它依賴于你的時候，它像一片靈敏的山區般圍繞着你，準備好了現成的回聲，使聽衆驚愕不已。
當聽衆欲以目光靜靜地摩眼前某物時，他的背脊上遭到一陣痛打。
于是對兩者的享受能力都将失去，尤其是假如他不是特别機智敏捷的話。
但是假如他們是獨立的話，他們将給你帶來更大的損害，因為他們使你的模樣失真，通過他們，你現身于不合适的所在，你将在聽衆面前自己否定自己，即使你擁有堅定不移的